1987年春節(jié)前后，很多老志愿軍戰(zhàn)士都還能清楚記得一個消息：2月3日，曾在朝鮮戰(zhàn)場上指揮過60軍的韋杰中將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三歲。彌留之際，他說出了一句后來被反復提起的話：“抗美援朝第五次戰(zhàn)役180師失利，把棍子打在180師屁股上是不公道的?！?/p>

這句話，當時很多人并沒有真正聽懂。直到一年后，他的《韋杰回憶錄》出版，人們才發(fā)現，這并不是一句隨口而出的唏噓，而是他在反復梳理檔案、回憶細節(jié)之后，對那一段慘烈戰(zhàn)史下出的冷靜結論。

有意思的是，韋杰在書里，把導致180師失利的原因分成七條。其中五條是外部原因，兩條才算部隊自身的問題。比例一擺出來，他那句“打在屁股上不公道”，就有了清晰的依據。

一、志愿軍的“第五次戰(zhàn)役”，到底想打成什么樣

時間撥回到1951年春天。抗美援朝戰(zhàn)爭已經打到第二個年頭，前四次戰(zhàn)役下來，志愿軍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硬是把美軍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一帶。戰(zhàn)場上表面看，是“連打連勝”，但是志愿軍內部壓力也越來越大。

當時的設想很直接：再打一仗，把敵人打疼一些，多消滅一些有生力量，多占一些有利地區(qū)，談判桌上才更有分量。第五次戰(zhàn)役就是在這樣的考慮下被提出來的。

問題出在戰(zhàn)役目標和實際能力的落差上。志愿軍一方兵力不少，士氣也高，可裝備差距擺在那里。敵人有飛機、大炮、坦克，還有完善的后勤。志愿軍這邊，只能靠人力背運，靠夜間行軍，靠輕武器和少量火炮硬頂。

韋杰在回憶錄里說，第五次戰(zhàn)役的戰(zhàn)役縱深拉得太長，進攻的口子張得太大，兵力一字排開，一線平推。表面看氣勢很猛，其實嚴重削弱了“拳頭”。打到后來，部隊既缺后勁，又缺預備隊，一旦遇到敵人反撲，很難組織起有效的補救力量。

更麻煩的是，志愿軍過分看重敵人的“后撤”現象，把它當成潰退勝利，而沒有完全識破對方“誘敵深入”的深層用意。敵軍并不是簡單地怕了，而是在有計劃地邊打邊退，等待志愿軍離開后方保障線，消耗到極限，再驟然反擊。

從這個角度看，180師所處的那一段戰(zhàn)局，其實已經埋下了很難挽回的伏筆。

二、外部五大因素：天上、地上、后方，處處掣肘

戰(zhàn)役打起來之后，志愿軍面臨的困難遠比紙面上預想的要復雜。韋杰把這些外部因素掰開揉碎，總結得很細。

先是通信問題。朝鮮戰(zhàn)場多山，地形本來就復雜，再加上敵機整天在天上盤旋，電臺、電話線很容易被炸毀。那時候的志愿軍，通信裝備落后，技術人員有限，各級指揮員對“多種通信手段并用”的認識也不夠。結果就是，兵團與各軍之間，軍與師之間，經常出現“失聯”。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關鍵電報根本發(fā)不出去，或者發(fā)到了，已經來不及。戰(zhàn)場形勢瞬息萬變，命令晚到半天，就可能完全脫節(jié)。對于一個正在推進、又要隨時準備轉入防御的大兵團來說，這無異于在黑夜里摸著石頭過河，卻不斷有人把石頭踢走。

再看后勤保障。第五次戰(zhàn)役中，志愿軍前出太遠，離后方倉庫太遠，運輸線又經常遭遇空襲和炮火封鎖。按照當時的條件，部隊能勉強保證七天左右的物資供應，這還是在天氣和敵情不太惡劣的前提下。七天一過，很多部隊開始吃野菜、嚼草根，有的戰(zhàn)士體力嚴重透支，甚至倒在行軍路上。

敵人對志愿軍這一弱點摸得很透，他們先是主動往后退幾步，避免與志愿軍正面死磕，等偵察機、情報系統確認志愿軍糧彈明顯不足之后，再組織大規(guī)模反撲。這個節(jié)奏一旦掌握在對方手里，己方再勇猛，也會吃大虧。

兵力部署方面，同樣存在問題。為了搶地盤、搶戰(zhàn)果，各路部隊彼此間拉得很開，預備隊非常薄弱。一旦某一段正面出現危機，能馬上補上去的機動力量非常有限。有時也不是沒人，而是距離太遠、信息不暢，想救也來不及。

180師遭遇敵軍合圍時，附近部隊要么已經轉移，要么因為協同不順，沒能形成有效支援。韋杰提到，當時友鄰部隊事先沒有通報，就突然后撤，導致180師側翼暴露，幾乎變成“三面受敵、背水作戰(zhàn)”的孤軍。這種局面，對任何師級單位來說都極其危險。

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細節(jié)，就是“指揮系統被打亂”。戰(zhàn)役組織階段，沒有做到嚴格按照原有建制來編組作戰(zhàn)單位，一些部隊被臨時拆開、拼湊，再投入戰(zhàn)斗。結果是，一些官兵對彼此并不熟悉，協同訓練不足，到了激戰(zhàn)時刻，只能“各打各的”。大兵團作戰(zhàn)，如果友鄰協同不到位，整體戰(zhàn)斗力會大打折扣。

從這些外部因素看，180師不是在平地上突然跌倒，而是在一路高負荷作戰(zhàn)、后勤緊繃、通信受限、協同不暢的情況下，走到了一個幾乎沒有退路的死胡同。

三、180師自身的問題：戰(zhàn)場選擇與關鍵少數

說到這里，并不是要把責任全部推到“客觀困難”上。韋杰在回憶錄里也坦率承認，180師自身也存在不足，只不過這些不足是在一個非常不利的環(huán)境里被放大了。

最明顯的一條，是陣地選擇問題。志愿軍以劣勢裝備對抗優(yōu)勢裝備的敵軍，特別強調要利用地形，用山地、制高點、要隘來抵消火力差距。但是在第五次戰(zhàn)役中，180師一度選擇在北漢江以南背水部署，防線正面寬、縱深淺，退路不多，側翼暴露。

這種部署方式，在面對裝備普通的對手時，尚有一戰(zhàn)之力；但在敵人坦克群、炮群和空中力量同時投入的情況下，就等于把自己擺在一個對方最容易實施火力集中打擊的地段。更要命的是，重要公路、要塞、制高點沒有有效集中精兵據守，被敵人撕開突破口之后，裝甲部隊可以迅速長驅直入，把原本連續(xù)的防線打成零散的點。

第二個問題，集中在“主要領導干部”的表現上。韋杰的評價相當嚴厲，用了“政治上動搖，驚慌失措，貪生怕死，丟掉部隊，單人逃跑”這樣的字眼。對于一個在槍林彈雨中成長起來的老指揮員來說，愿意寫下這么重的話，說明他確實對某些具體表現極為不滿。

從后來的資料看，當180師被圍困、局勢急轉直下時，部分主官在極度緊張的情況下出現了明顯的心理崩潰：猶豫、搖擺、命令反復，既沒有沉著組織堅守，也沒能果斷選擇合適的突圍時機。有人先想著“個人能不能脫身”，才考慮部隊整體，這自然要被記在賬上。

不過，韋杰也強調，不能把這種現象泛化到整個師。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該師被圍后，廣大干部戰(zhàn)士表現是好的……”大量基層官兵在得不到清晰指揮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戰(zhàn)斗，直到彈盡糧絕，體現出“奮戰(zhàn)到底、不怕犧牲”的態(tài)度。換句話說，問題主要集中在少數關鍵崗位，而不是全體。

從軍事專業(yè)角度分析，一個師的戰(zhàn)斗力，很多時候就系在“關鍵少數”的判斷和擔當上。方向錯了，下面的人就算再勇敢，也很難挽回大局。180師的悲劇，很大程度上就卡在這一層。

四、戰(zhàn)后處分與“政治問題”之爭

戰(zhàn)役結束后，責任問題不可避免地擺到桌面上。180師損失巨大，被視為第五次戰(zhàn)役中最嚴重的敗筆之一。在當時的氛圍中，必須有人出來承擔責任。

師長鄭其貴被撤職，改任第三兵團軍務處副處長。1952年評定干部級別時，他被降兩級，為準師級干部。1955年授銜時，只評為上校。副師長段龍章也被免去職務，授銜時是中校。相比戰(zhàn)前的職務和資歷，這樣的處理相當沉重。

相比之下，參謀長王振邦的經歷要特殊一些。戰(zhàn)斗最危急時，他帶著師機關的勤雜人員、后勤人員和部分傷員，共一千多人成功突圍，安全歸隊。因為這一次行動，他成了180師中唯一一位沒有被處分的師級干部。之后，志愿軍決定重建180師，王振邦出任副師長，并在1951年夏季反擊和1953年金城戰(zhàn)役中打出了漂亮仗，讓“180師”這個番號重新掛在了功勛旗幟上。

再看幾個團一級干部。180師三個團長，兩人成功突圍，一人在突圍中陣亡。539團政委韓啟明在突圍中負重傷，自知已無法行動，為了不給戰(zhàn)友拖后腿，拔槍自盡。這樣的選擇，在那個年代并不罕見，卻每每讓人心頭一緊。

在很長時間里，圍繞180師負責干部的問題，輿論上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向：一是說他們“政治上發(fā)生動搖”，用“右傾怕死”這樣的詞；二是認為他們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原則錯誤，特別是“分散突圍”的決策，常被認為是直接導致全師被殲的關鍵失誤。

當時，第三兵團政治部主任劉有光就曾嚴厲批評：“誰叫你們搞分散突圍，把一個師讓敵人給消滅了，是罪人！鄭其貴，我要點你的名，你提出和決定分散突圍的錯誤的?！边@種話，在戰(zhàn)后總結會上，是會當眾說出來的。

有的同志甚至進一步認為，軍事問題只是表層，根子還是“政治上軟弱”。在這種邏輯下，只要政治意志足夠堅決，就能沖出重圍，甚至可能反敗為勝。

這種說法，后來遭到一些親歷者的堅決反對。

五、胡景義的反駁：這是軍事問題，不是政治標簽

在180師的老戰(zhàn)士中，538團參謀長胡景義的意見很有代表性。這位在突圍中帶領突擊隊沖殺出來的干部，對那一段遭遇戰(zhàn)有著極其深刻的記憶。他拒絕接受“政治動搖是根本原因”的提法。

胡景義回憶，1951年5月27日夜至28日拂曉前，180師已經遭遇到空前猛烈的炮火、坦克與空襲綜合打擊，指揮系統受到嚴重破壞。許多通信聯絡中斷，各機關處于高度混亂狀態(tài)，已經失去整體掌握部隊的能力。

戰(zhàn)士們在持續(xù)作戰(zhàn)、連續(xù)行軍之后，又長時間斷糧。有人餓得腿軟，走不動路。敵情不明，道路不熟，前后左右又沒有可靠的接應部隊。胡景義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所謂“集中突圍”的條件已經不存在，部隊已經很難像傳統戰(zhàn)術教科書上那樣重整隊形、統一方向突擊。

他回憶鄭其貴在當時的決心：“中央突擊根本組織不起來，按連隊、排隊為單位分散穿插，能出多少是多少。”如果真有那樣一句話，大致反映了當晚的無奈處境。

“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當時條件下能想到的相對正確做法?！焙傲x這樣評價。他承認，分散突圍的風險很大，容易被各個包圍、各個殲滅，但在當時的地形、敵情和部隊狀態(tài)下，繼續(xù)墨守“集中突圍”的模式，很可能連一部分也救不出來。

在他看來，把這個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只是簡單省事的做法。政治標簽一扣，具體情況就被忽略了，很多細節(jié)、教訓也就不再有人耐心去研究。這一點，他是明確反對的。

不得不說，這種爭論其實折射出一個老問題：戰(zhàn)場失利，到底應該怎樣分析？是用“立場”“態(tài)度”這樣的詞一筆帶過，還是回到戰(zhàn)術、后勤、指揮體系等具體層面，一條一條掰開？

韋杰之所以在回憶錄里反復申明“以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大概也就出在這里。

六、180師的成分、犧牲與被忽略的一面

從部隊成分來說，180師在志愿軍里并不是最頂尖的主力。60軍下轄的179師和181師，出身更“老資格”，有“臨汾旅”“皮定均旅”這樣的光榮傳統。相形之下，180師組建于抗戰(zhàn)后，1947年才正式編入野戰(zhàn)軍序列，基礎略顯薄弱。

師里新兵多，學生兵多，起義人員也占了很大比例。老兵不夠多，傳幫帶的力量自然有限。訓練時間相對短，實戰(zhàn)經驗不如一些老牌主力師充足。這些因素，平時看不太明顯，一到高強度連續(xù)戰(zhàn)斗，就會暴露出來。

1951年3月17日，180師跨過鴨綠江入朝。到5月28日鷹峰一線部隊被打散，恰好七十三天。期間他們參加了多次攻防拉鋸，日夜行軍，斤斤計較著彈藥、糧食。有時為了掩護兄弟部隊和大批傷員后撤，他們不得不咬著牙把最后一點體力壓榨出來。

從純軍事角度看，180師作為一個整體，是被在無比惡劣的條件下硬生生耗盡的。他們的失敗，很難簡單用“懦弱”“動搖”這樣的詞去概括。用“壯烈而悲壯”來形容，可能更接近事實。

戰(zhàn)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提起180師，很多人想到的只是“第五次戰(zhàn)役中的失利部隊”。一些片面甚至帶情緒的評價，在社會上流傳得很廣。而那些在斷糧三天后依然拖著傷腿掩護傷員撤退的身影，那些寧可開槍自盡也不愿拖累隊伍的政委，那些在山溝里默默掩埋戰(zhàn)友的普通士兵，卻慢慢被淡忘了。

韋杰不止一次強調：“該師廣大干部戰(zhàn)士表現是好的?！币舱驗檫@樣，他臨終前才會留下那句“把棍子打在180師屁股上不公道”。這不是簡單為舊部“說好話”，而是對戰(zhàn)爭殘酷性的一種冷靜說明。

很多時候，歷史記住的是結果，卻忘了過程。第五次戰(zhàn)役中，180師的番號的確被打散了，可那些在鷹峰山谷里倒下的年輕人，在七十三天里燃盡體力的身影，并不會因為“戰(zhàn)役失利”四個字就變得輕巧。

在朝鮮戰(zhàn)場上，勝仗值得記，敗仗也同樣需要記。對那一代指揮員來說，把勝利寫在旗幟上固然光榮，能在多年之后，面對一場失利，冷靜地分析原因，不把簡單粗暴的結論留給后人，未嘗不是另一種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