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校成立以來，一大批治學先賢、名學大家來校授課訪學、講座研討，培根鑄魂、啟智增慧，融入時代脈搏、鐫刻生動畫面，在七十余年辦學治校、立德樹人的事業(yè)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推出“名學大家在法大”專欄，追尋求知篤行的記憶，講述名學大家與法大的緣分和故事。

2020年1月19日，正在云南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艾思奇紀念館，他指出：“艾思奇是黨的優(yōu)秀理論家和杰出理論工作者，他倡導的理論與時代相結(jié)合、理論與實際相結(jié)合、哲學與人民相結(jié)合的精神，要繼續(xù)發(fā)揚光大?！?strong>這位在黨的理論戰(zhàn)線上貢獻卓著的學者，與北京政法學院的初創(chuàng)，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作為新中國政法干部的培養(yǎng)基地，當時學院的辦學宗旨是，要培養(yǎng)具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馬列主義國家與法律基本理論知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干部。因而，1952年9月，學院籌委會在擬定教學計劃時，即提出要廢除和肅清舊法觀點及其影響，以合乎人民需要的馬列主義法律課程取而代之。在此背景下，具有引領和示范性質(zhì)的開學第一課，講什么，由誰講，就顯得意義非凡。

首課確定《辯證唯物主義》

新中國成立前夕，隨著平津高等院校接管工作的完成，革除舊教育的弊端，確立新中國高等教育方針和辦學目標，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當時面臨的迫切任務。1949年9月10日，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召集平津部分大學教授，專題研討“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設為大學公共必修課的相關事宜。[1] 一個月后，該委員會頒布《華北?？埔陨蠈W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課過渡時期實施暫行辦法》，正式將“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列為?？埔陨蠈W校一年級第一學期必修課。各大學迅即做出反應。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決定，將該課列為1949年學年度一至四年級的必修課。[2]清華大學設立大課委員會，制定了專門的學習計劃。[3]然而，由于各校情況不盡相同，部分高校未能如期開設。針對這一情況，教育部于1951年9月10日又頒發(fā)了《關于華北區(qū)各高等學校1951年度上學期進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課程教學工作的指示》，明確要求各校增設該課程，強化學生世界觀的培養(yǎng)與教育。[4]其后，平津各高校積極響應，扎實推進，逐步將政治課程體系改革落到實處。

將“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確立為高等院校首要政治必修課，是貫徹落實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重要舉措，也是為新政權(quán)培養(yǎng)兼具革命覺悟和理論素養(yǎng)干部的根本依托。因而，1952年11月11日，北京政法學院籌委會決定，11月13日開授第一課，名為《辯證唯物主義引言》，主講人就是“黨的優(yōu)秀理論家和杰出理論工作者”艾思奇。

圖1 1949年9月12日，《人民日報》關于平津大學教授座談會報道

圖2 艾思奇生活照

權(quán)威主講艾思奇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騰沖人，20世紀30年代初他赴日本留學。在九州帝國工科大學就讀期間，開始系統(tǒng)接觸馬克思的著作。九一八事變后，他毅然回國。1934年，艾思奇進入上?！渡陥蟆妨魍▓D書館，就任《讀書生活》雜志編輯。這一時期，他以通俗筆法和談話式文體，將艱澀深奧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用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介紹給廣大讀者。1935年底，他的系列文章《哲學講話》（后更名為《大眾哲學》）匯集出版。[5]該書甫一問世便風靡全國，自1935年至1949年，14年間印行竟達32版，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經(jīng)典之作，也被譽為中國圖書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大眾哲學》宛如黑夜里的一盞明燈，點燃了無數(shù)青年的心靈火花，引導著一批批進步知識分子奔赴延安，投身改造舊中國的革命道路。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艾思奇離開上海前往延安。此后，他相繼在抗大、陜北公學、新哲學會工作。初抵延安時，未滿30歲的艾思奇，因其卓越的哲學才華深得毛澤東主席的關懷與賞識。主席細讀了他的著作《哲學與生活》，親筆做了三千字的摘錄，還曾致信坦誠交流書中的疑點，直言“《哲學與生活》是你著作中更為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6]這段時期，毛主席與艾思奇，雖身份有別，年齡懸殊，但二人時常在哲學討論會上切磋交流、彼此啟迪，偶爾也會圍坐窯洞燈下徹夜暢談，互促共進。毛主席曾由衷地贊譽，艾思奇是“一個真正的好人，好就好在老實忠厚，誠心誠意做學問。”[7]

圖3 不同時期出版的《大眾哲學》（宗艷芹攝）

圖4 1937年毛澤東至艾思奇的信函

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使艾思奇成為新中國高校政治理論課程教育的開路先鋒。1949年9月10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召開“平津大學教學座談會”，特邀他分享授課經(jīng)驗，同時成立由艾思奇等13人組成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學委員會”，[8]指導和輔助各高校相關課程教學事項。是年，北京大學聘其為教授，為全校師生主講《社會發(fā)展史》， 他“深入淺出、邏輯嚴謹”的授課風格廣受贊譽。法律系學生余叔通曾撰文記述，同學們聽課后，主動圍繞自學方法、理論與實際結(jié)合等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9] 艾思奇還曾三進清華大學，與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金岳霖等共同探討哲學真諦，同時為清華學子作專題報告。他緊扣師生思想困惑，以謙遜平實的語言，闡明知識分子須通過學習馬列主義才能建立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強調(diào)思想改造是擺脫舊社會影響的自我解放過程。[10]贏得了清華師生的好評與推崇。金岳霖曾評價道，艾思奇為人樸素，毫無政治上高人一等的態(tài)度。[11] 除了為高等院校授課，艾思奇還常為其他社會各界人士開展政治理論宣講。如他曾受全國政協(xié)學習委員會之邀，為政治經(jīng)驗豐富、學識淵博的李濟深、張瀾、黃炎培等高級民主人士授課。 [12]1952年5月15日，他又應邀為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全體委員主講《矛盾論》，這次深入淺出、生動透徹的講座，給大家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13]

對初創(chuàng)的北京政法學院而言，若能邀請聲譽卓著的艾思奇親授開學第一課，必將肇啟高起點的辦學征程。

錢端升竭誠相邀

北京政法學院籌備之始，學院領導便對教學內(nèi)容、教學方式、主講教員等事項做出了先期規(guī)劃。1952年10月7日，學院籌委會委員戴錚（臨時黨組書記）與劉昂（教務長）就教員問題，呈請教育部協(xié)助邀請艾思奇等同志到院授課。[14]而將這一設想付諸實施的正是首任院長錢端升。

早自1949年起，錢端升與艾思奇就曾有多次共事經(jīng)歷。新中國誕生前夕，兩人共同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1949年6月，新政協(xié)籌備常委會委托周恩來等人，在北平召集哲學、史學、政治學、法學等領域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二人受邀與57位專家學者一起共商建國大計；后續(xù)又與謝覺哉、范文瀾等15人一同當選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正式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會議期間，他們并肩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組織法》的擬定，親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審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選舉等重大歷史時刻。[15]同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成立，二人再續(xù)同事之緣，同任委員會委員，協(xié)同指導文化、教育、衛(wèi)生等領域的初創(chuàng)工作，合力襄助新中國文教事業(yè)的揚帆起航。

圖5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合影；三排右一為艾思奇，右二為錢端升；前排左三謝覺哉、右二范文瀾

圖6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場

1952年秋，在北京政法學院籌備期間，錢端升以籌委會主席之職總攬全局，同時他還身兼數(shù)職，如中央政法委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北京市教育工會主席、北京市政協(xié)副主席等，時常公務繁冗、宵衣旰食。但他始終將艾思奇講課之事置于要位，他深知艾思奇工作繁重，邀約成行殊為不易，因而格外傾注心力。

翻閱錢端升1952年10月下旬的日記，他的日程安排極為密集。他常常清晨到學院聽取籌備進展，隨后立即趕赴外交學會參加會議，下午又到文教委員會商洽事務，晚上還需抽身參與外國訪華團接待等活動。即便如此，他仍兩度專程赴中央政法委，商請陳傳綱（同為學院籌委會委員）協(xié)調(diào)支持，終于10月26日得領導單位首肯。此后一周，錢端升繼續(xù)馬不停蹄，為學院多方奔走，一邊牽頭校內(nèi)工資評定，一邊抽空登門拜訪雷潔瓊、費青、陳芳芝等學者，延攬師資。11月4日，趁歡送冰島外賓的間隙，他專程前往北京西郊，登門拜訪時任馬列學院哲學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力邀他為北京政法學院師生主講開學第一課。[16] 面對這份赤誠之心，艾思奇慨然應允。

學子們的反響與共鳴

11月13日，艾思奇如約來到北京政法學院沙灘校區(qū)新膳廳，為數(shù)百名師生帶來專題講座——《辯證唯物主義引言》。

課堂上，艾思奇帶有濃重的云南口音，語調(diào)徐緩卻有力，偶爾迸發(fā)幾句幽默之語，頗具感染力。他概要闡釋了哲學的特點、辯證唯物主義發(fā)展史及其學習方法。[17]明確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tǒng)一，研習哲學的核心要義在于掌握科學的思維工具，指導社會實踐與國家建設。他還重點分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性和階級性，特別強調(diào)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重要性，提示同學們應盡力避免主觀教條主義，要凸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價值。

聽課的學員背景不同，心態(tài)也各異。來自華北各地的調(diào)訓干部，大多學習態(tài)度上進，但也有少數(shù)人對司法工作心存疑慮；原“四大”的青年知識分子積極熱情、追求進步，卻也存在教條主義、好高騖遠的傾向，如有學員嫌棄課程淺顯，有人擔憂淪為“萬金油干部”前途渺茫，更有少數(shù)人不愿從事基層工作，執(zhí)著于轉(zhuǎn)系轉(zhuǎn)專業(yè)。艾思奇的授課，緊密貼合學員思想動態(tài)，既闡釋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精髓，啟發(fā)大家的思想覺悟，引導同學們逐步樹立無產(chǎn)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著力培養(yǎng)正確的勞動觀、群眾觀以及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作風。

講座引發(fā)了學員們的強烈共鳴，大家紛紛感慨“艾思奇同志講的就是我”“我也有這樣的思想”，主動對照反思，檢視自身態(tài)度與觀念。[18]1953年畢業(yè)留校的陳志平（自清華大學政治系轉(zhuǎn)來），在時隔六十年后深情回憶，正是艾思奇的報告，讓他深刻地領悟到，學院建院之初“為新政權(quán)建設服務為國家服務”的辦學宗旨和歷史使命。[19]學員們紛紛通過撰寫心得、完成學習小結(jié)等方式，切實鞏固學習成果，實現(xiàn)了思想認識的一次躍升。

圖7：艾思奇《辯證唯物主義》引言講義

圖8：1952年，陳志平（左四）與同學們在沙灘民主廣場合影

艾思奇主講的開學第一課，為北京政法學院首批調(diào)訓干部和青年學子，筑牢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認知根基，也為學院后期構(gòu)建馬列主義法學課程體系鋪就了思想底色，成為新中國法學教育區(qū)別于舊法學教育的重要標志。

注釋：

[1][8] 《華北高教委員會召集平津各大學教授研究辯證歷史唯物論教學方法》，1949年9月12日《人民日報》第二版。

[2] 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頁。

[3]“大課委員會”系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學委員會”的簡稱。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大學史料匯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頁。

[4] 國家教育委員會辦公廳編：《高等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49～1952）1958年版，第84頁。

[5] 盧國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頁。

[6]馬燕君：《哲人之交情真意切：毛澤東與艾思奇》，載《人民的哲學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7頁。

[7] 周而復：《憶艾思奇同志》，載《人民的哲學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版，第61-68頁。

[9] 余叔通：《改制中的北大法律系》，《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5日 ，第5版。

[10]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一百年》，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頁。

[11] 艾力農(nóng)：《一生為人民勤勤懇懇服務的“艾教員”》，載艾《人民的哲學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頁。

[12]王丹一：《難忘的歲月：紀念艾思奇逝世三十周年》，載《人民的哲學家：艾思奇紀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05頁。

[13] 黃進、高浣月主編：《錢端升全集》之《錢端升日記》（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361頁。

[14] 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館藏1952年10月《北京政法學院籌備情況的報告》。

[15][16] 黃進、高浣月主編：《錢端升全集》之《錢端升日記》（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58-260頁；第386-387頁。

[17] 艾思奇：《哲學講座：辯證唯物主義第一講引言》，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18]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館藏1952年《北京政法學院1952至1953年度第一次教學工作總結(jié)報告》。

[19] 陳志平（1930.12-2015.11），1950級清華大學政治系學生，1952年轉(zhuǎn)到北京政法學院，1953年留校工作。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副主任、學校僑聯(lián)主席。2011年校史編寫組采訪學校老教授、老干部座談筆記。

圖片來源：圖3 源自云南騰沖艾思奇紀念館；圖4自盧國英著《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圖5 自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文章《回憶艾思奇二三事》，《群言》2021年第3期；圖6源自錢端升紀念館；圖8源自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館藏檔案（陳志平夫人梁芳香捐贈）。

（感謝中國寰球化學工程公司宗艷芹為本文提供的幫助。）

法大微信【第20260324期】

內(nèi)容來源：檔案館 新聞中心

文字：王改嬌

編輯：許馨元

責任編輯：師增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