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騰

《萬歷的紫禁城》，徐騰著，光啟書局，2025年12月出版。

公元1572年，年僅十歲的朱翊鈞承繼大統(tǒng)，即明神宗，年號萬歷，大明王朝的統(tǒng)治逐漸進入倒計時。在很多歷史敘事中，“三十年不上朝”的萬歷皇帝是一個不稱職的皇帝，也是明朝走向崩塌的重要責任人。而在“皇帝”的身份之下，作為“人”的朱翊鈞有怎樣的個性與情感，卻往往為人所忽略。

近日，徐騰的新書《萬歷的紫禁城》由光啟書局出版，該書以建筑學者的獨特視角跳出宏大歷史敘事，以紫禁城的空間為線索，還原了萬歷皇帝被“怠政”標簽遮蔽的真實人生，也為晚明宮廷史與建筑史研究帶來了全新的解讀維度?！　?/p>

　　從“奶奶廟”到紫禁城研究　　

很多讀者認識徐騰，并非始于嚴肅的學術(shù)研究，而是源于數(shù)年前刷屏全網(wǎng)的“奶奶廟”研究。2017年，這位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青年學者，開創(chuàng)公眾號“不正經(jīng)歷史研究所”，以幽默跳脫的表達、腦洞大開的語言拆解河北易縣“奶奶廟”的民間野生建筑群，打破了大家對建筑學者“只關(guān)心高大上建筑”的固有認知。從鄉(xiāng)野間的野生建筑到市井里的空間趣聞，徐騰總能跳出刻板框架給出新鮮解讀。

新書《萬歷的紫禁城》脫胎于他的博士論文，通過梳理《萬歷起居注》《明神宗實錄》等宮廷檔案，開創(chuàng)性復原萬歷朝紫禁城空間布局，以及萬歷在紫禁城中的行動軌跡:朱翊鈞住過哪些地方?名義上坐擁天下的他，真正的活動范圍有多大?不上朝如何管理這么大的國家?紫禁城布局設計體現(xiàn)了皇帝的哪些私心?皇帝不上朝，官員們在做什么?萬歷朝的政治風波，對紫禁城的空間規(guī)則有著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的答案恰恰寫在紫禁城的柱礎之間，藏在人的身體與空間的互動關(guān)系之中。

不論是“奶奶廟”還是紫禁城，徐騰始終關(guān)心的是“人與空間的關(guān)系”。傳統(tǒng)建筑史聚焦建筑形制、營造技術(shù)、禮制制度，而徐騰發(fā)明了一個詞叫“空間使用”。他認為，身體與空間的關(guān)系能提高歷史觀察的“分辨率”?！　?/p>

　　找回歷史人物的“活人感”　　

書中記錄了一些極具“活人感”的朱翊鈞細節(jié)。例如，從朱翊鈞分配給各位帝后的親祭次數(shù)中，可窺探其內(nèi)心的偏頗；他前往奉先殿的時段差異，還能反映出不同年齡段對生死的態(tài)度。這些細節(jié)勾勒出朱翊鈞的個人性格，讓他不再是抽象的皇帝，而是一個具體的人。作者更以皇帝居所與內(nèi)閣僅600米的物理距離，卻形成難以逾越的溝通壁壘這一空間細節(jié)，拆解了朝堂君臣對峙的政治生態(tài)。甚至從文華門、思善門相繼成為官員集體抗議的固定場所，厘清了建筑空間對朝堂權(quán)力博弈的影響，為大眾理解晚明歷史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鮮視角。

朱翊鈞是歷史上著名的懶惰皇帝。在徐騰看來，如果看待歷史人物只以角色化的標準去評判高低對錯，勢必會忽視人的個體差異，進而對人在歷史事件中的處境漠不關(guān)心。當我們跟隨他的敘述走進這座宏偉的皇家建筑，我們看到，即使貴為一國之君和輔國大臣，他們也有各自的煩惱與無奈。管理龐大帝國的皇帝，幾乎一生困于深宮之中，厭倦于禮制的約束，痛苦于親人的遠離。而官居內(nèi)閣的大臣們，面對皇帝的“任性”同樣無可奈何，夾在皇帝與士大夫群體之間難以應對，進退兩難。數(shù)百年過去，唯有紫禁城屹立于此，沉默地見證一切。　　

　　訪談

　　“野路子研究”也有獨特價值　　

南都:以建筑學者視角做微觀歷史，你認為自己和傳統(tǒng)歷史學者的切入角度和具體方法有何不同?和歷史學者有過哪些相關(guān)交流?

徐騰:開展這項研究前，我的明清史基礎幾乎為零。建筑學是我的本專業(yè)，核心研究的是人和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會考慮空間內(nèi)的使用者行為，以及不同使用場景的差異，比如十個人和兩百人的場合，空間使用邏輯必然不同。所以我做歷史研究時，也會以設計的思路思考，關(guān)注過去的建筑實際被如何使用。

傳統(tǒng)歷史研究更多聚焦制度，比如官制、官僚機構(gòu)的組成、運轉(zhuǎn)模式以及各自的職責等。建筑史研究也會探討紫禁城的建造形制，分析其與天象的關(guān)聯(lián)、形式背后的權(quán)力象征，這些也都屬于制度史的內(nèi)容。還有另一類視角是技術(shù)史研究，探究古人如何運用不同材料營造建筑，但這些研究在涉及具體的“人”的時候，講得都比較籠統(tǒng)。正因如此，我的研究和歷史學中當下流行的微觀史有了相近的關(guān)聯(lián)，總體來說就是微觀視角與空間視角的結(jié)合。

撰寫這本書時，我得到了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晉宏逵老師的指導，他很認可我的研究視角，認為很有趣，關(guān)于皇帝的空間活動軌跡，這是此前很少有人關(guān)注的方向。但他也指出，我的研究在政治史層面比較薄弱。我做博士論文時，有一段內(nèi)容探討了政治風波對空間秩序的影響，后來我在書稿里對此做了補充。不過我也很受益于自己這種“野路子”的研究思路，如果我讀了很多政治史相關(guān)書籍，受傳統(tǒng)歷史學研究框架的影響，這本書或許就寫不出來了?！　?/p>

　　“懶惰”表象下，萬歷是典型社恐I人　　

南都:《皇帝上班》《皇帝失聯(lián)》《內(nèi)閣翹班》《內(nèi)官得勢》等章節(jié)都寫得非常生動、有故事感，你說用了POV的視角嘗試還原歷史人物當時的處境。從你的研究結(jié)果來看，公眾對萬歷“三十年不上朝”的歷史認知中存在哪些誤解?

徐騰:我此前對萬歷的了解也僅停留在“三十年不上朝”這個標簽上，但除此之外，他還有過哪些經(jīng)歷?這也是我的研究和傳統(tǒng)歷史學研究的不同之處，傳統(tǒng)歷史學研究常以道德評判為核心，評判歷史人物的好壞、昏庸或賢明。對我而言，拋開價值評判后，看待歷史人物的心態(tài)會更平和一些。我一直強調(diào)，萬歷只是我的研究對象，我既不是明粉，也不是萬歷粉，研究的核心是人和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具體來說就是皇帝、大臣與紫禁城的空間關(guān)系，所以萬歷是個好皇帝還是個壞皇帝，對我的研究而言并不是太重要。

做完研究后，我最先發(fā)現(xiàn)的認知偏差，就是關(guān)于早朝的爭議。大家對萬歷的批判總圍繞“不上早朝”，但這只是被拿來上綱上線的一個說法而已。實際上，在當時的背景下，皇帝不想上早朝，大臣也同樣不愿參與，因為早朝就是形式化地走個過場。大臣每天凌晨四點多就要排隊，五點到七點進行早朝，官員依次上奏，交流并無深度，也不會開展公開討論，眾人大多只是到場撐場面，文獻里常有早朝缺員的記載，有失儀態(tài)、大聲喧嘩、咳嗽吐痰、肆意走動等行為也屢禁不止。從身體與建筑空間的關(guān)系去研究就會發(fā)現(xiàn)，早朝的過程對所有人都是一種折磨。所以后來萬歷不上早朝，其實大家都覺得輕松，不用早起，只需早上八點到“單位”上班即可，未嘗不是一種解脫。但出于道德評判的需要，大家便將“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作為批判點。

后來我也好奇，皇帝不上朝時，大臣在做什么，于是查閱了他們的上班考勤記錄，發(fā)現(xiàn)大臣也經(jīng)常缺勤，整日待在家中不去辦公。這個細節(jié)很有意思。

南都:從你的角度分析，在萬歷消沉頹廢的表象之下，潛藏著怎樣真實的性格底色、人性掙扎與時代困局?

徐騰:他明顯是個“I人”。萬歷小時候被眾星捧月地長大，生活就像身處《楚門的世界》。但他親政后遇到的第一個重大政治風波就是立儲之爭，這場風波過后，他就變得消沉，不愿再和朝臣接觸，相當于親政后的第一戰(zhàn)就落敗了，之后便選擇退縮，I人的性格特質(zhì)徹底顯現(xiàn)，典型的打不過就躲。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比較善良的人，和他的爺爺嘉靖截然不同。嘉靖是天生的君王，十五歲到京城，就將官場的老油條們收拾得服服帖帖。但朱翊鈞不一樣，他不愿與人起沖突，一生從未殺過大臣。即便特別生氣，也只是發(fā)發(fā)牢騷，最多貶官、罰俸，把人發(fā)配充軍已經(jīng)是他做過最嚴厲的事，而他的爺爺動輒會打死人。所以這樣一個性格溫良的人，遭遇政治挫折后，便選擇逃避，這是非常典型的I人特質(zhì)。

　　三十年深宮避世，萬歷日常成“未解之謎”　　

南都:“明代晚期的紫禁城空間布局是一筆沒人搞得清的糊涂賬?！苯?jīng)過八年研究，你現(xiàn)在對這筆“糊涂賬”有哪些全新的認知與梳理?目前還留下哪些尚未解開的空白與疑點?

徐騰:這筆糊涂賬目前在文獻層面已經(jīng)梳理得差不多了。我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內(nèi)容，是梳理史料中記載過的紫禁城宮殿數(shù)量。劉若愚在《酌中志》中對紫禁城建筑有過詳細的系統(tǒng)性介紹，明末清初孫承澤所著《春明夢余錄》中的《附載宮殿額名考》，也記載了當時紫禁城內(nèi)各類宮殿的名稱，這兩本史料中明確記載名稱的宮殿，有兩三百座都是能從文獻中考據(jù)、找到痕跡的宮殿。但研究空間布局最核心的遺址考古資料，只有遺址才能明確建筑的基址位置。清代在明代紫禁城的基礎上進行了整體改建，如今能發(fā)掘出的明代建筑基址非常少，所以空間布局這部分內(nèi)容依舊是一筆糊涂賬，估計永遠也搞不清楚了。

這本書留下最大疑點，是萬歷不上朝的三十年里，他深居宮中究竟在做什么，這部分內(nèi)容相當于空白，我目前只能掌握他出宮活動的記載。他躲在深宮中的那些年，只有一處行蹤能通過史料考證，那就是他前往奉先殿行禮。奉先殿中供奉著諸多先祖的牌位，每逢祖先忌日，他都要前往上香行禮，而這些儀式需要外朝官員撰寫文書、做記錄，所以能知曉皇帝前往奉先殿的具體時間頻次，這也是史料中唯一記載的。其余時間的活動只有野史記載了，可信度自然要打個問號。

南都:你提到紫禁城的設計是儀式性大于實用性，實際居住體驗并不好，卻很適合皇帝“摸魚”。如果你能回到萬歷朝的紫禁城，你覺得哪個角落最適合摸魚?

徐騰:我特別想做紫禁城的門衛(wèi)，倒不見得會想著摸魚，更多的是好奇看看有哪些不該進入紫禁城的人混了進來，他們是如何進入的，又在宮里做了什么。因為我從史料中找到了十幾條記載，講述當時有人在紫禁城內(nèi)偷竊，還有人在宮中行不法之事，甚至有記載說清代還有外人進入紫禁城擺攤，很難想象這樣一座傳說中戒備森嚴的皇家禁地，會發(fā)生這些離奇的事，這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明代的紫禁城經(jīng)常發(fā)生失竊事件，僅內(nèi)閣就至少被偷過三次，還有一次發(fā)現(xiàn)有人手持前朝內(nèi)閣的關(guān)防，也就是當時的門禁卡，這些事情都很有趣。萬歷有一次上朝，從乾清宮出來坐在轎中，迎面遇到一個腋下藏著兩把刀的人，這件事把他嚇得不輕。還有很多這樣離奇的事情，這些內(nèi)容都不是傳統(tǒng)歷史學的研究范疇，因為它們只是花絮，只是歷史中的小插曲。但恰恰是這些小插曲，讓歷史變得更生動、更真實。

采寫:南都記者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