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在洛陽正式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一年在史書上被視作“戰(zhàn)國”的開端。但有意思的是，人們口口相傳時，卻總愛說“春秋戰(zhàn)國”四個字，好像這是一整個朝代似的。若追問一句：春秋戰(zhàn)國究竟屬于哪一朝？很多人又一時答不上來。

如果把時間拉長一點看，這兩個名字，其實都鑲嵌在“周”這個大背景之中。說到底，春秋也好，戰(zhàn)國也罷，都只是東周時期的兩個階段，而非獨立的朝代。理解這一點，得從周王朝本身的興衰說起。

周武王伐紂建立周朝，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前后定都鎬京，這就是后世所說的西周。西周實行分封制，把大片土地分給宗室、功臣，讓他們在四方建立諸侯國，替天子守土衛(wèi)疆。這套制度在早期運轉得還算順暢，宗法關系嚴密，禮樂秩序嚴整，天子號令天下，諸侯見到天子就得俯首稱臣。

但制度看著周全，并不代表永遠不會出問題。傳到周幽王那一代，王室內(nèi)外積怨累積，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鎬京，幽王被殺，西周滅亡。周平王在諸侯擁立下即位，東遷洛邑，自此進入東周時期，周天子的威信可以說是“折了一大半”。

東周一分為二，前半段叫“春秋”，后半段叫“戰(zhàn)國”。名字相連，性質(zhì)卻有了明顯的變化。春秋還多少遵循周禮，戰(zhàn)國基本已經(jīng)把禮法踩在腳下。要搞清楚“春秋”為何稱春秋，“戰(zhàn)國”為何稱戰(zhàn)國，繞不開這段制度和秩序的逐步解體過程。

一、周室東遷，春秋亂局的由來

周平王東遷洛陽后，局勢表面上還維持著“天下共主”的架子，實際上，各地諸侯早已各自為政。名義上，周天子還是“王”，諸侯還是“臣”，但從力量對比上看，很多諸侯國已經(jīng)遠比洛陽的王室強大。

齊國憑借齊桓公和管仲的改革，很快成為北方強國；晉國控制黃河中游地區(qū)，實力逐漸增加；楚國在南方不斷向中原推進，從“蠻夷之國”變成讓諸侯忌憚的大國；秦國則在西陲苦心經(jīng)營，悄悄壯大。諸侯之間的關系，從“朝覲天子、和睦守禮”，漸漸變成“相互防備、爭當老大”。

春秋時期常被概括為“諸侯爭霸”。這里的“霸”，與后來的“王”意義不同。那會兒大家嘴上仍承認“周天下”的名義，只不過周王自身太弱，只能讓有實力的諸侯出面“尊王攘夷”，維護名義上的秩序，這就是春秋五霸出現(xiàn)的背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都曾在不同階段被視為“霸主”。

春秋時期，戰(zhàn)爭雖多，但有一套極其講究“體面”的玩法。交戰(zhàn)之前要有名義，要講“義兵”“王師”；打仗之前要下戰(zhàn)書，不能偷偷摸摸突然襲擊；軍陣對峙時，雙方還要講究列陣方式，連誰先渡河、誰后渡河，都牽扯到“禮”的問題。這種看似緩慢、甚至有點“迂腐”的講究，背后正是周禮秩序殘余的體現(xiàn)。

在這種秩序之下，各個諸侯國也仍保留著自己的史官傳統(tǒng)，重要事件由專人記錄，不只是政治軍事，還有禮儀、災異、外交等。這為“春秋”這個名稱的出現(xiàn)，提供了土壤。

二、《春秋》一書，和“春秋”之名從何而來

提到“春秋時期”四個字，很多人第一反應是想起孔子。傳說中，孔子在魯國史書的基礎上修撰《春秋》，用寥寥數(shù)筆評定是非曲直，“微言大義”，其書成為儒家經(jīng)典之一。這些說法在后世影響極大，也間接決定了“春秋”一詞的含義。

從記錄形式上看，“春秋”這三個字本意很樸素：按年份記錄國家大事，春天發(fā)生了什么，秋天發(fā)生了什么，用季節(jié)來分條記事，所以叫“春秋”。魯國的史官本來就有記事傳統(tǒng)，孔子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紀末至前五世紀初，正是春秋時期后半段。以魯國為中心，他整理前代史料，將魯國及周邊諸侯間的重要事件按年編次，形成了今天看到的《春秋》經(jīng)。

書雖然只記魯國的事，但魯國一會兒和齊有爭執(zhí)，一會兒和晉、楚有關系，牽一發(fā)而動全身。讀一部《春秋》，其實就能大致勾勒出整個中原世界的形勢。這也是后世把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前后稱為“春秋時期”的一個原因：以魯國編年史為參照，把那段時間統(tǒng)稱為“春秋”。

更關鍵的一點，在于《春秋》被賦予了“裁斷是非”的意味。史書里一句“弒其君”“弒其父”，就意味著站在禮法立場的嚴厲譴責。那些名不正、言不順的行為，往往被這種簡單冰冷的記載打上永久的烙印。久而久之，“春秋”便不只是記事本，還是“春秋筆法”的代名詞。

從時間上看，春秋時期大致以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為起點，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為終點，或者略有不同的說法，但大致在公元前五世紀中葉左右結束。周王仍在洛陽，但已經(jīng)逐漸失去約束諸侯的能力，各國內(nèi)部的權臣開始膨脹，這就為下一階段的局面埋下了伏筆。

三、“三家分晉”，戰(zhàn)國名字的真正含義

春秋向戰(zhàn)國的過渡，并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而是通過一連串制度崩壞的事件逐步顯形。其中最具標志性的，就是“三家分晉”。

晉國在春秋中期堪稱“中原霸主”。但到了后期，國君一代不如一代，權力一點點被幾大家族分走。到了公元前五世紀中葉，晉國內(nèi)部主要有韓、趙、魏三大家族掌控實權，國君聲音越來越小。

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聯(lián)手，干脆把競爭對手智氏滅了，瓜分其地。此后“晉國”徒有虛名，實權落入三家之手。到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被迫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各自建國。史家就把這件事，當作戰(zhàn)國時期的正式起點。

這一步意義非常大。先前不管怎么亂，名義上還是“諸侯不可擅自為王，卿大夫不得篡位”?？扇曳謺x一承認，等于是周王室親手蓋章：卿大夫只要有實力，也可以從老東家手里分走國家。禮崩樂壞這四個字，至此算是徹底坐實。

戰(zhàn)國之“戰(zhàn)”，當然首先指戰(zhàn)禍頻仍。但更深一層，是各路諸侯放棄了春秋時期“尊王”“講禮”的外殼，公開以稱王、爭霸為目標。韓、趙、魏三家出現(xiàn)之后，諸侯國格局變成“七雄對峙”：齊、楚、燕、韓、趙、魏、秦鼎足而立。歷經(jīng)血戰(zhàn)、合縱連橫，最終只剩秦國一家。

戰(zhàn)國和春秋相比，戰(zhàn)爭方式截然不同。春秋時打仗還有點“君子風度”，比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戰(zhàn)中不愿趁敵人半渡出擊，認為那“不仁不義”，寧可坐視楚軍全渡，再行決戰(zhàn)，結果反被痛擊。這種做法放在戰(zhàn)國，只會被當成笑話。

到了戰(zhàn)國，一切都向“實用”“高效”傾斜。偷襲、伏兵、間諜、離間，工具越來越多，殺伐也不講禁忌。公元前260年的長平之戰(zhàn)，秦軍在白起統(tǒng)率下?lián)魸②w軍，坑殺降卒數(shù)十萬。這種程度的殘酷，在春秋時期極少見，而在戰(zhàn)國后期，卻并非異例。

所以，“戰(zhàn)國”想表達的不僅是戰(zhàn)火不斷，更是一個“以戰(zhàn)定天下、以戰(zhàn)決存亡”的時代。禮法的約束被弱化，實力和利益成為唯一標準。周天子仍舊存在，但已完全淪為名義符號，“王”的價值被各諸侯重新定義，戰(zhàn)國七雄你方唱罷我登場，誰能“以戰(zhàn)止戰(zhàn)”，誰就有資格談統(tǒng)一。

四、從奴隸制向封建制：春秋戰(zhàn)國的制度分水嶺

談“春秋戰(zhàn)國”這四個字時，很多人只想到王侯將相、縱橫捭闔，其實更深刻的變化發(fā)生在土地和百姓的關系上。簡單講，春秋和戰(zhàn)國，恰好處在奴隸制瓦解、封建制初步確立的關鍵階段。

在西周以及春秋早期，土地屬于王室和諸侯，貴族占有大片田地，普通百姓只是在封地上耕作的“編戶”，沒有土地所有權。農(nóng)民耕種的成果，要按比例交給貴族，服勞役、當兵也都是義務。戰(zhàn)爭時，農(nóng)夫被征召上陣，打完仗還得回去種地，沒有什么軍餉可拿。

春秋時期雖然已經(jīng)不是原始意義上的奴隸制，但貴族對土地、對人的控制依舊非常強。貴族作為階層占據(jù)資源頂端，卿大夫以下是士、庶民，等級森嚴，社會流動空間很窄。

到了戰(zhàn)國，情況開始發(fā)生明顯變化。各國為了增強實力，紛紛進行變法，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秦國的商鞅變法。核心要點之一，就是“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平民買賣土地。農(nóng)民只要向國家繳稅，就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不再是附著在貴族封地上的“附庸”。

與土地制度相配套的，是軍功爵制。戰(zhàn)國各國為了鼓勵百姓從軍，紛紛采取“以軍功授爵”的辦法。上戰(zhàn)場殺敵，立了戰(zhàn)功，可以獲得賞賜，甚至封田、升爵。這樣一來，普通人不再只是被動服役，而是出于利益主動參戰(zhàn)。站在諸侯的角度，這種制度有利于迅速增加兵源，提高士氣。

有意思的是，正是這類制度變革，讓秦國這樣的后起之秀脫穎而出。秦孝公任用商鞅之后，把貴族特權壓低，用軍功爵制度打通了社會下層向上的通道。很多貧苦農(nóng)民，靠戰(zhàn)爭翻身變成小地主、小貴族，甚至躋身上層?！爸灰掖?，就有出頭之日”，這種現(xiàn)實激勵不能不說非常直接。

反觀一些不愿放棄舊貴族特權的諸侯國，變法不徹底，貴族依舊壓制平民，土地不能順利流轉，國家機器就很難高效運轉。戰(zhàn)國七雄真正能對秦構成長期威脅的，也就趙、楚等幾家，其余諸侯，多半在一輪輪戰(zhàn)爭與外交之中被淘汰。

從制度層面看，春秋還是舊禮制主導的世界，貴族地位牢固，土地多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戰(zhàn)國則開始向以封建土地關系為基礎的結構過渡，法律、稅制、兵制都以中央集權為方向。春秋和戰(zhàn)國，不只是兩個歷史名詞，而是兩種政治社會模式的更迭。

五、“春秋戰(zhàn)國”不是一個朝代，卻是一個整體的時代印記

說回開頭的那個問題：“春秋戰(zhàn)國”到底是哪個朝代？如果要在朝代譜系里找到確切答案，只能說，它們都屬于“周”——更具體一點，是東周。西周是周的前半段，重在禮樂制度的建立；東周是后半段，又可劃分為春秋與戰(zhàn)國兩個大段。

春秋，大致處于公元前770年至前五世紀中葉，特色在于“禮壞而未壞盡”。諸侯爭霸，但嘴上還要講尊王，戰(zhàn)爭有規(guī)則，制度尚有舊周禮殘影。戰(zhàn)國，大致從公元前403年開始，到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止，特色在于“以戰(zhàn)代禮，以法制國”，諸侯放棄掩飾，公開謀求稱王稱帝，國家政權從宗法貴族制轉向法律與中央集權。

從文化角度看，“春秋戰(zhàn)國”四個字卻常常被當作一個整體。這段時間百家爭鳴，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思想家接連登場，對天下大勢各自提出方案。有人強調(diào)禮，有人強調(diào)法，有人推崇兼愛，有人主張無為，道理各不相同，但都在回答一個問題：在秩序崩塌、戰(zhàn)火連綿的世界里，國家到底該怎么治理，人到底怎么安身立命。

政治上，春秋看周禮的崩裂，戰(zhàn)國看強秦的崛起；社會上，春秋承接舊奴隸制尾聲，戰(zhàn)國推動封建結構成型；軍事上，春秋兵戎尚有規(guī)矩，戰(zhàn)國則以“勝負”為唯一尺度，攻守之道日益殘酷，也更加講究策略和謀略。

從公元前770年到前221年，這中間近五百五十年，統(tǒng)治天下的名義一直叫“周”。可在具體的歷史記憶中，人們更愿意用“春秋”“戰(zhàn)國”這樣的詞來切割這段時光。一個名字來自一部編年史書，一個名字則干脆用“戰(zhàn)”字概括時代主調(diào)，簡單直接，卻異常貼切。

春秋為何稱為春秋？因為魯國史官的編年之書，以春秋二字為名，后來被孔子整理上升為經(jīng)典，進而成為那個時代的代稱。戰(zhàn)國為何稱為戰(zhàn)國？因三家分晉破壞舊有秩序，七雄并立，戰(zhàn)事不絕，以戰(zhàn)爭決定歸屬的時代，需要一個能一眼看懂的名字，“戰(zhàn)國”二字便不加修飾地站了出來。

若把整個周朝看作一部長劇，這部劇前面是西周的禮樂樂章，中間是春秋的諸侯風云，后面是戰(zhàn)國的殺伐決斷。春秋戰(zhàn)國不是一個單獨的朝代，卻像一個巨大轉折的關口，把周以后的歷史都帶上了新的軌道。讀懂這段時期，再看后來的秦漢以降的中國，會發(fā)現(xiàn)許多線索，早已在那片戰(zhàn)火與辯論交織的土地上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