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鐵站臺能否吸煙”話題引發(fā)熱議。12306客服的一句回應讓人頗感意外：“全國層面對于非密閉的高鐵站臺，暫無統(tǒng)一強制禁煙要求。”高鐵車廂內全面禁煙早已是板上釘釘之規(guī)定，然而僅一門之隔的站臺，卻長期處于制度的灰色地帶。

對此，煙民有煙民的道理。網(wǎng)上一種頗有代表性的聲音是：站臺是開放空間，列車上忍了幾個小時不抽煙，?？康拈g隙趕緊來兩口過一下癮，有什么不能理解的？這些想法看起來有一定道理。但問題在于，高鐵站臺并非空曠的露天地帶，候車區(qū)域人員高度密集、頭頂裝有巨大頂棚，為半封閉空間。點上一支，煙霧繚繞，其他旅客沒有選擇余地，只能被動吸入。須知權利邊界在于不妨礙他人，在這樣的空間里，“抽一口”的自由與“不被迫吸二手煙”的權利之間，天平該向哪邊傾斜，答案并不模糊。

當然，僅僅呼吁禁煙容易，真正的難題在執(zhí)行，就算立了法，誰來管、怎么管？有一線站臺工作人員坦言，車站人手有限，站臺警力更是捉襟見肘，面對煙癮難耐的旅客，工作人員能做的往往只是反復勸說，“有時甚至還要幫乘客踩滅煙頭”——不是不想管，而是確實不好管。

深圳的“別抽啦”小程序提供了一種思路：讓公眾成為控煙的參與者，通過隨手拍投訴和志愿者到場督導，構建“立法—執(zhí)法—公眾參與”的治理鏈條。不過，這種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圍推廣，依然面臨考驗。賦予普通人舉報權，如何避免被濫用？拍照取證與個人隱私之間的邊界如何劃定？這些問題需要在制度設計過程中審慎對待。換言之，要肯定公眾參與控煙的方向，但參與的方式需要更精細的法律框架來規(guī)范。

值得關注的是，就在內地高鐵站臺禁煙引發(fā)爭論的同時，香港正以更大力度推進控煙。今年1月1日起，香港將禁煙范圍擴展至學校、醫(yī)院等場所出入口三米內的公共區(qū)域，排隊候車時亦嚴禁吸煙，違例罰款從1500港元翻倍至3000港元，原則上，執(zhí)法人員即時開罰、不予警告。4月30日起，更將全面禁止在公眾場所持有電子煙等產(chǎn)品，涉及商業(yè)用途的最高可罰5萬港元并處監(jiān)禁半年。香港的做法說明一個樸素的道理：執(zhí)法難從來不是不立法的理由，恰恰相反，清晰的法律規(guī)則本身就是降低執(zhí)法成本的前提。

反觀內地，立法動作早已有之。2014年，原衛(wèi)生計生委就起草了《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送審稿)》，至今仍未正式出臺。這些年，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各自先行立法，254個城市出臺了市級控煙法規(guī)，但標準參差、尺度不一。旅客是流動的，一趟跨省列車途中經(jīng)歷“此站禁煙、彼站不禁”的尷尬境地，毋寧說，規(guī)則的不一致消解了其嚴肅性。

站臺禁煙不是要制造煙民與非煙民的對立，而是為所有人劃定一條公平、清晰的公共行為底線。我認為，這條線不該再由各地自行摸索，而應由全國立法來統(tǒng)一劃定。

文｜呂德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