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最狠的地方在于：明著告訴你這是坑，把所有規(guī)則、目的擺到臺面上，可你權(quán)衡利弊后，卻只能硬著頭皮跳進去，連反抗的余地都沒有。古往今來，那些能左右歷史走向的陽謀，遠比陰謀更令人嘆服。今天就盤點歷史上九個被普遍認可的經(jīng)典陽謀，來看看是否言過其實。

一、晏子二桃殺三士（春秋·齊國）

春秋時，齊景公手下有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位猛將，三人勇冠三軍卻恃功自傲，無視君臣禮儀，連相國晏子都不放在眼里，成了朝堂隱患。

為了搞定這三個人，晏子沒搞暗殺、沒羅織罪名，只給齊景公出了個主意：賞三個勇士兩個桃子，讓他們按功勞大小分食。

朝堂之上，公孫接和田開疆率先邀功，一人搶了一個桃子，炫耀自己打虎退敵的功勞。古冶子見狀大怒，細數(shù)自己曾隨景公渡河、斬殺巨鱉救主的功勞，斥責二人貪功無禮。

公孫接和田開疆高低是個講究人，聞言又羞又愧，覺得自己功勞不如人卻搶桃，是貪婪無勇，當場自刎（歸天）。古冶子見二人慘死，又覺得自己當眾羞辱同僚、逼死功臣，是不仁不義，也隨之自刎（一樣歸天）。

晏子用兩個桃子，不費一兵一卒，就除掉了三個心腹大患，全程光明正大，三人的死，全是自己權(quán)衡后的選擇。

有一說一，這個陽謀個人認為不算完美，因為它必須有限定適用范圍，假如這三位是貪生怕死的小人，這計劃就完全失效了。

二，沙丘之謀（秦朝）

說的是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向東巡游，病死于沙丘，然后公子胡亥聯(lián)合趙構(gòu)，矯詔（據(jù)說）賜死長子扶蘇，立胡亥為帝的典故。

上榜理由，是說扶蘇沒得選，如果不遵旨，就是違背始皇帝遺命，遵旨，就必須死。

問題是，扶蘇手里還有三十萬虎狼之秦軍，這個死與不死，奪不奪位，其實全在于扶蘇一念之間。

可惜了。

三、漢武帝推恩令（西漢）

西漢初年，劉邦滅異姓諸侯王，取而代之以劉姓諸侯王，導(dǎo)致諸侯勢力坐大，漢景帝時推行削藩，以此爆發(fā)了“吳楚七國之亂”。到了漢武帝時期，諸侯勢力依舊龐大，為徹底消除王國威脅，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推出了“推恩令”。

核心規(guī)則很簡單：以前諸侯王的封地只能由嫡長子繼承，現(xiàn)在規(guī)定諸侯王的封地，除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他子弟也可分割王國的一部分土地成為列侯。

從爵位上來說，嫡長子仍然是王爵，而其他分到土地的子弟則降級成為侯爵，侯爵則歸地方上的郡守管轄。

表面上是皇帝“恩澤天下”，讓諸侯王的所有兒子都能分一杯羹，實則是一步步拆分諸侯國。諸侯王明知這是在削弱自己的勢力，卻根本無法拒絕——如果拒絕，嫡長子以外的其他兒子會不滿，輕則內(nèi)斗，重則投靠中央告發(fā)自己；如果同意，封地會被越分越小，最終無力與中央抗衡。

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短短幾十年，諸侯勢力被徹底瓦解，漢武帝兵不血刃就鞏固了中央集權(quán)。

同樣的，此陽謀同樣存在一個前置條件，那就是朝廷擁有掌控全國的實力。漢武帝能夠推行此令，主要是王國的力量在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中已經(jīng)被大大削弱。

否則，像后世明朝的建文帝削藩，不就引發(fā)了“靖難之役”，慘遭反噬么。

四、王猛金刀計（前秦）

公元369年，前燕發(fā)生內(nèi)亂，在前燕享有頗高威望的慕容垂父子，受太傅慕容評、太后可足渾氏加害而逃亡前秦。

前秦雖然接納了慕容垂父子，而且厚道人苻堅確實對慕容垂禮遇有加，只是前秦丞相王猛卻存有不同的想法。他認為慕容垂父子絕非等閑之輩，遲早會成為前秦的隱患，想除掉他們卻又怕落得“殺賢”的罵名，更怕觸怒善待慕容垂的苻堅，于是設(shè)下了金刀計。

公元370年，前秦以王猛為統(tǒng)帥發(fā)兵征燕。

王猛在出發(fā)前，做了兩件事。

其一，請慕容垂的嫡長子慕容令做大軍向?qū)В▍④姡?/p>

其二，臨行前找慕容垂吃飯。倆人酒酣之際，王猛接著酒勁提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睹物思人”。意思就是我馬上就要出征了，你有啥信物贈我，方便我路上想念你？

慕容垂不疑有他，解下隨身佩刀相贈。

計謀就這樣徐徐展開。

王猛到了前線，賄賂慕容垂的親信金熙，讓他拿著佩刀，謊稱是慕容垂的密令，說前秦容不下他們父子，自己已經(jīng)先逃了，讓慕容令趕緊找個理由逃歸前燕。慕容令見有父親佩刀為證，又無法核實消息，只能選擇叛逃。

消息傳回長安，慕容垂百口莫辯，只能倉皇出逃，后被追兵抓回。

這就是發(fā)生于南北朝時期，由前秦王猛設(shè)計的金刀計。

此計雖然成功，但由于老好人苻堅的厚道，慕容垂最終被赦免，后來還隨軍參加了“淝水之戰(zhàn)”。倒是他的長子慕容令，回到前燕以后發(fā)覺被騙，又轉(zhuǎn)而起兵響應(yīng)前秦，結(jié)果兵敗被殺。

它的另一個深遠影響是，很多年以后，慕容垂稱帝建立后燕，因長子慕容出已死，只能傳位于次子慕容寶，慕容寶即位以后引發(fā)國內(nèi)大亂，葬送后燕國運。

五、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東漢末年）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這是背景。

公元190年，董卓挾漢獻帝棄洛陽前往長安，后董卓被殺，公元195年漢獻帝在大臣們的護送下東歸，途中諸將內(nèi)亂，漢獻帝顛沛流域，被曹操迎接到洛陽。同年，遷都許縣，曹操正式挾天子以令諸侯。

他明著尊奉漢獻帝，實則將皇帝牢牢掌控在手中，所有政令都以皇帝的名義發(fā)布，諸侯們要么服從，要么就是“忤逆皇命”，陷入輿論被動。

這個時候，如果其他軍頭攻打曹操，就是攻打朝廷，道義上就會失了一招。如果不打，就只能看著曹操借著皇帝的名義招兵買馬、招攬人才，一步步壯大。曹操用這一陽謀，占據(jù)了輿論和政治的絕對優(yōu)勢，輕松碾壓各路諸侯。

只是有一說一，此計有用，用處更多的在于曹操的“便宜行事”上，比如方便以天子的名義誅殺大臣、討伐不臣。只是歸根結(jié)底決定勝利的因素，并不完全在于“師出有名”。

否則，發(fā)生在200年的官渡之戰(zhàn)，曹操就不會打敗強大的袁紹集團，而八年以后爆發(fā)的赤壁之戰(zhàn)，明顯占有優(yōu)勢的曹操，不是依然敗給孫劉聯(lián)盟了么。

六、趙匡胤杯酒釋兵權(quán)（北宋）

這是最“體面”的陽謀，用和平方式解決了武將專權(quán)的隱患。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趙匡胤深知武將手握兵權(quán)的危害——自己就是靠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當上皇帝的，生怕手下將領(lǐng)重蹈覆轍。但他不想像劉邦那樣誅殺功臣，于是設(shè)下了“杯酒釋兵權(quán)”的陽謀。

趙匡胤兩次設(shè)宴，邀請手握重兵的禁軍將領(lǐng)和藩鎮(zhèn)節(jié)度使赴宴，酒酣之際，他直言自己夜里睡不安穩(wěn)，怕將領(lǐng)們手握兵權(quán)、被部下?lián)泶髦\反。

將領(lǐng)們嚇得魂飛魄散，連忙請趙匡胤指一條明路。趙匡胤順勢提出，讓他們交出兵權(quán)，回家安享富貴，朝廷會給予高官厚祿，還會與他們聯(lián)姻。將領(lǐng)們心知肚明，交出兵權(quán)是唯一的出路——如果反抗，哪怕是猶豫，事后都會給趙匡胤留下謀逆口實。

如果順從，還能保全性命、富貴終身。于是紛紛主動交出兵權(quán)，北宋從此徹底解決了武將專權(quán)的問題，開啟了重文輕武的時代。

這一個我覺得是比較名副其實的，一方面是當時事發(fā)突然，人都在趙匡胤宴席上，這些人即便是想反抗也來不及，其次是擁兵造反是一個積累爆發(fā)的過程，首先要培養(yǎng)一批小弟，其次要獨攬一定級別的軍權(quán)。

換句話說，如果把事件發(fā)生的背景放到唐朝后期，且不說皇帝殺不了藩鎮(zhèn)，即便是你把藩鎮(zhèn)們都叫到一屋一鍋端了，那身處外地的藩鎮(zhèn)部將們?nèi)匀粫鸨顡?jù)一方。

時間點把握的非常好。

七、王安石青苗法（北宋）

這是最“理想”卻也最無奈的陽謀，出發(fā)點極好，卻因執(zhí)行偏差淪為悲劇。

北宋中期，一方面北宋政府深受“冗官、冗兵、冗費”困擾，另一方面百姓貧困，每年青黃不接時，都會被地主豪強高利貸盤剝，王安石為了緩解百姓困境、增加朝廷財政收入，推出了青苗法。

簡單來說就是，在青黃不接時，由朝廷取代地主和商人，向百姓發(fā)放低息貸款，等到秋收后再連本帶利歸還。

表面上是幫百姓擺脫高利貸的壓榨，實則是朝廷壟斷借貸市場，增加財政收入。百姓明知這是朝廷的“創(chuàng)收手段”，卻不得不借——不借，會被地主豪強壓榨，甚至家破人亡；借，雖然要還利息，但至少能渡過難關(guān)。

地主豪強明知青苗法會斷了自己的財路，卻無法反對——反對就是與朝廷作對，就是不顧百姓死活?？上У氖?，青苗法后期被地方官員曲解，強行攤派，反而加重了百姓負擔，最終以失敗告終，但這并不影響它作為陽謀的高明之處。

八、朱元璋八股取士（明朝）

這是最“隱蔽”的陽謀，從思想上徹底控制文人，鞏固皇權(quán)。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為了加強思想統(tǒng)治，選拔聽話的官員，推行了“八股取士”制度，將科舉考試的格式、內(nèi)容牢牢固定。

比如考試必須用八股文，內(nèi)容只能圍繞四書五經(jīng)展開，只能按照朱熹的注釋作答，不能有任何個人觀點和想法。

它的高明之處在于，學子們明知這是在禁錮思想，是皇帝的“洗腦工具”，卻不得不遵守。

因為在古代，科舉是文人唯一的出路，想要當官、實現(xiàn)抱負，就必須按照八股文的要求答題，哪怕自己有更好的見解，也不能流露。朱元璋用這一陽謀，徹底扼殺了文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只會死記硬背、唯命是從的“傀儡官員”，從思想上鞏固了君主專制。

九、康熙推丁入畝（清朝）

這是最“高明”的賦稅陽謀，既減輕了百姓負擔，又牢牢掌控了人口和財政。

清朝初期，賦稅制度混亂，傳統(tǒng)的按人口征稅（人丁稅），導(dǎo)致百姓為了逃稅，隱瞞人口、流離失所，反而是地主們借機隱匿人口，規(guī)避稅收。這不僅影響朝廷財政，還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滴跄觊g，推行“推丁入畝”制度，徹底改變了征稅方式。

核心辦法是，廢除按人口征稅的方式，改為按土地征稅，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沒有土地的不用交。

這一政策明著是減輕百姓負擔，尤其是無地農(nóng)民的負擔，實則是讓地主豪強多交稅，同時鼓勵百姓開墾土地、如實申報人口。

地主豪強明知這是在增加自己的賦稅負擔，卻無法反對——反對就是違抗朝廷法令，而且土地是自己的根本，不可能放棄土地。百姓則積極響應(yīng)，主動申報人口、開墾土地，朝廷的財政收入和人口數(shù)量都大幅增加，皇權(quán)也進一步鞏固。

總結(jié)來說，陽謀之所以無解，核心在于它順應(yīng)了人性、利用了規(guī)則，不搞偷偷摸摸的算計，而是把利弊擺到臺面上，讓你不得不做出“最優(yōu)選擇”，而這個選擇，恰好是設(shè)謀者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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