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時岳同志是相交30多年的老友，可以說是同時起步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他在學術(shù)上的鋒利見解和深厚功力，一直受到我的尊敬。近年來雖然知道他的健康狀況不好，但突然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依然不能抑制我的震驚和痛惜。

說起來很巧，我們都是1947年在南京開始大學生活的。他進的是中央大學農(nóng)學院農(nóng)藝系，我進的是金陵大學歷史系(比章開沅同志低一個年級),但那時我們并不相識。

中國近代史在史學領(lǐng)域里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1952年各大學的歷史系普遍開設(shè)中國近代史課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廣泛地開展起來。李時岳同志很快就嶄露頭角。雖然他在北京大學隨邵循正教授做研究生，我在復(fù)旦大學，但他的才華已很引人注意，所以常能從朋友中聽到一些關(guān)于他的消息。1957年初，他的《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qū)的革命運動》一書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從我們這一代比較年輕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者來說，這大概是出版得最早的一部學術(shù)專著,使我們都受到很大的鼓勵和推動。

那時候和現(xiàn)在不同，史學領(lǐng)域內(nèi)的全國性學術(shù)活動很少很少。直到1961年10月在武漢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上，我們才有了見面的機會。因為大家都是30歲剛出頭，一見面就無拘無束地什么都談。范文瀾同志是大家都十分尊敬的前輩。會議期間，我們有一次一起聽了范老的報告，對報告中關(guān)于“兼弱攻昧”的一個論點都不太贊同。我只是在會下和他談?wù)?。李時岳同志卻在正式會議上直截了當?shù)刂v了出來，并且說是我們兩個在一起談的。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對尊敬的前輩在學術(shù)問題上有什么不同意見，也能在會上毫不含糊地談出來，這種耿直的品格，與眾不同的品質(zhì)，李時岳同志在年輕時就表現(xiàn)出來，他一生從沒有改變過。

1962年，周揚同志主持的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后，黎澍同志負責主編《歷史科學概論》,參加執(zhí)筆的有胡繩武、寧可、李時岳、謝本書等同志。李時岳同志寫的是關(guān)于史料學部分的章節(jié)。這是一個涉及知識領(lǐng)域廣泛、并且需要對傳統(tǒng)史學有較深了解才能寫的部分。我看過這部分打印出來的初稿，對李時岳同志在史學方面深厚的功力和清晰的思路，印象很深。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過去后，我們又重新相聚。大家都不再是年輕人了。但他給我的印象依然是那樣意氣風發(fā)、尖銳而直率，只是比過去顯得更從容和深沉了。那時，他和胡濱同志正在一起研究洋務(wù)運動的歷史。1983年在上海舉行的一次學術(shù)討論會上，主持會議的黎澍同志鼓勵大家有不同看法時應(yīng)該“指名道姓”地提出討論。我在會上就這樣談到不同意李時岳、胡濱兩位同志的一些看法。后來，我聽說胡濱同志對他的研究生講：金沖及和我看法不同，但我們?nèi)允呛门笥选＿@句話使我感到十分欣慰。至于同李時岳同志之間的融洽感情，從來也沒有過什么變化。他比我大兩歲。直到他去世前，每次見面，他總要笑瞇瞇地叫我“小金”?，F(xiàn)在這樣稱呼我的人已經(jīng)極少極少了。

李時岳同志是很有獨立見解的，并且敢于對重大問題明確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大家過去往往習慣地說：近代以來，中國逐步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講慣了，誰也不覺得這中間有什么問題。李時岳同志卻作了細心的辨析，提出這個過程中包括著兩個不同的趨勢：中國從獨立國家變?yōu)榘胫趁竦貒?，這當然是沉淪；但原來的封建社會，因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而變?yōu)榘敕饨▏?，卻是一種上升的趨勢，不能籠統(tǒng)地稱作“淪為”。這個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的論斷是很有道理的。我曾聽胡繩同志講到，他也贊成這個看法。

時岳同志在1985年寫了一篇《孫中山經(jīng)濟思想研究的十個問題》。文章很短，而且只提出問題并沒有直接提供答案。但他提出的許多問題卻是重要而深刻的，很能給人以啟示。我?guī)状蝿袼杭热惶岢隽藛栴}，為什么不把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寫出來，成為一篇或一批很有分量的論文?他總是笑笑，不作回答。前年遇到他，他忽然告訴我，他要“封筆”了。我很吃驚，說：你講這個話未免太早了。他依然笑瞇瞇地回答我：身體不行了!我頓時有一種凄涼的感覺。我知道他近年來健康狀況很差，連上樓也喘得厲害，也許真是力不從心了。在他腦海里一定還有很多沒有寫出來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思想閃光。希望他的學生或助手能夠把它整理出來，或者把它發(fā)展成為論文或著作，不要讓它湮滅掉，否則就太可惜了。

李時岳同志去世前沒有多久，還有一件使我很感動的事。那就是孫中山基金會準備出一套孫中山研究叢書。黃彥同志囑我把過去寫的有關(guān)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論文編成一個集子，納入這部叢書中。我當時正忙于一些雜事，匆匆忙忙地把以前所寫有關(guān)甲午戰(zhàn)爭后到20世紀初的一堆論文湊在一起就寄去了。不久，黃彥同志從廣東打長途電話給我說：有些編委看了，覺得內(nèi)容太蕪雜，這樣拿出去對我并不好。并且告訴我：這是李時岳同志的意見。這個意見是完全正確的。我立刻從中抽去了六七篇同孫中山?jīng)]有直接關(guān)系的文章，再從我和胡繩武同志合作而由我執(zhí)筆的文章中選了四篇補上，文章的次序也重新編排了一下，第二次寄去。后來，黃彥同志再來電話，說這樣比原來好多了。我深深感到：恐怕只有多年的老友，而且是有著他那種性格的人，才會這樣毫不客氣地將意見直言相告。但決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后一次給我的直接幫助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來源：《李時岳先生紀念文集》，遼寧古籍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