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被告人原系某市公安局副局長。本案案發(fā)前十一年，被告人轄區(qū)內發(fā)生了一起故意傷害案。犯罪嫌疑人P因瑣事跟其親屬D發(fā)生口角并將D毆打成輕傷。被告人依法對P進行刑事立案，并組織了對P的抓捕、訊問。期間，因P和D達成了刑事和解，檢察機關以無逮捕必要性為由不予批捕，公安機關遂對P進行取保候審。公安機關后又將P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將案件退回公安機關并建議公安機關撤案。公安機關撤案后數年，P在另一起案件中被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被告人遂被認定為P的保護傘，并以徇私枉法罪對被告人和承辦民警提起公訴。

一、取保和撤案都是檢察機關的決定，公安機關只是執(zhí)行檢察機關的決定

關于取保，經過如下：P到案后，公安機關立即對其刑事拘留。僅僅兩天后，公安機關便提請檢察院批準逮捕。檢察院以無逮捕必要為由決定不予批準逮捕后，承辦民警制作呈請監(jiān)視居住報告書，被告人和時任公安局局長審批同意并對P監(jiān)視居住六個月。監(jiān)視居住期限屆滿后，經承辦民警呈請，被告人和時任公安局局長才又對P取保候審。

關于撤案，經過如下：經過全面?zhèn)刹?，公安機關將P移送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期間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一次，公安機關根據補充偵查提綱，補充相關證據后再次移送審查起訴。2009年，檢察院向公安送達了《撤銷案件建議書》，建議對P撤銷案件。為此，刑警大隊開會討論撤案一事。討論記錄顯示被告人并未參與案件討論，而參會人員一致同意對P撤案。后承辦民警制作呈請撤案報告書，經過法制部門審批同意后，層報被告人和時任局長審批簽字。

取保和撤案都是檢察機關的決定，公安機關有義務執(zhí)行檢察機關的決定。本案起訴書主張，即便檢察機關做出了決定，公安機關仍應羈押、起訴P違背法律規(guī)定和基本常識。

二、輕傷害案件調解結案為當時所提倡，檢察機關的決定符合法律規(guī)定

1.對P故意傷害案的處理具有實體法依據

2007年6月1日，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海南省檢察院、海南省公安廳、海南省司法廳聯(lián)合發(fā)布了《關于辦理輕傷害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根據該《意見》，公安機關對P可以不予立案或撤銷案件；檢察機關可以作相對不起訴。

在此之前，北京市、浙江省、安徽省、貴州省等紛紛制定規(guī)范性文件，推動輕傷害案件刑事和解和輕緩化處理。

2011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了《關于辦理當事人達成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該《意見》規(guī)定，對當事人達成和解的案件，一般可以作出不批準逮捕、不起訴的決定。

P和D既是親戚又是鄰居，因偶發(fā)糾紛發(fā)生輕微肢體沖突。雙方自行達成刑事和解，P足額賠償、認罪悔罪，D已經出具對P的書面諒解。檢察院和公安的處理合法且正常。

2.對P故意傷害案的處理符合程序要求

從辦理程序看：從呈請立案、呈請刑事拘留、在逃登記、在逃撤銷、提請批準逮捕、呈請監(jiān)視居住、呈請取保候審、呈請偵查終結、呈請破案、呈請起訴、呈請補充偵查、呈請撤銷案件、呈請解除取保候審，手續(xù)齊全、程序規(guī)范。所有的手續(xù)無一不是經過了刑警大隊具體承辦人呈請、刑警大隊負責人審核、法制部門審核、分管副局長（被告人）審批、局長Z最終審批同意。沒有超越法定職權，沒有漏掉審批環(huán)節(jié)。不區(qū)分有無過錯，將分管副局長簽批個人意見的行為作為追究刑責的依據，將使無人敢于履職。

三、被告人既沒有徇私，也沒有枉法

檢方指控的徇私枉法，是指“對明知是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人，采取偽造、隱匿、毀滅證據或者其他隱瞞事實、違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偵查、起訴、審判”。《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guī)定》將“包庇”行為界定為采取偽造、隱匿、毀滅證據或者其他隱瞞事實、違反法律的手段。P對被告人沒有利益輸送，兩人也不存在其他特殊關系，被告人沒有包庇P的動機，沒有徇私。被告人完全根據證據和法律做出決定，正常辦案，依法履職，不存在任何枉法。

有部分證據指向，被告人幫助促成并親自主持了P和D的和解協(xié)商，接受過P的宴請。但這些證據并不充分。如前所述，偵查人員辦案過程中對被告人存在威脅、指供、誘供等行為。特別是在 2020年11月18日對被告人開展調查詢問的過程中，被告人堅稱自己在時代咖啡店沒有見過P，因而無法編造相關見面細節(jié)。偵查人員以“案件過了追訴期最多給個行政處分”為由對被告人進行誘供騙供，手持《調解協(xié)議書》向被告人指供在時代咖啡店遇見P的具體位置。被告人關于親自主持、幫助調解的供述不實。

D作為故意傷害案的被害人，同時也是本案的關鍵證人，對被告人到達時代咖啡店的順序與其他人的證詞明顯矛盾，對在時代咖啡店參與調解的細節(jié)表述含糊不清。而證人P則在證詞中明確表示當年的調解過程沒有公安人員參與。

在相關人員到達咖啡館的先后順序、具體見面地點以及是否有民警參與調解等問題上，證據之間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所謂“被告人主持調解”缺乏充分的證據證明。在案證據僅能證明P和D系自行和解，被告人未參與其中，更未接受P的宴請。

四、P被認定為涉黑組織成員跟被告人行為無關

P被撤案后涉嫌其他犯罪，跟被告人無關。面對檢方的指控邏輯，辯護人不禁要問：我國刑法中有大量關于前科、再犯、累犯的規(guī)定。如果指控邏輯成立，是否每一個累犯的背后都有一名徇私枉法的法官？難道法官都要“一罪定終身”，一律判處被告人終身監(jiān)禁以杜絕其再犯新罪之可能？累犯之所以再犯罪，難道都是前罪法官“放縱”的結果？

P被取保后，跟被告人沒有任何交集。P做了什么，被告人無從得知，也無需得知。被告人僅僅是根據前案的實際情況，負責取保和撤案決策鏈條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不應當對超出其職責范圍、超出當年故意傷害案本身的任何情形擔責。P在被撤案之后，無論是遵紀守法還是再犯新罪，都與被告人的行為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綜上：P故意傷害案發(fā)生于2008年，撤案決定發(fā)生在2009年。被告人對案件的處理符合當時的法律規(guī)定、法治理念和刑事司法政策，被告人沒有任何徇私枉法行為。退一萬步，即便被告人存在辦案瑕疵，也絕非“情節(jié)嚴重”，追訴時效最長也不會超過十年。而H省檢察院對被告人的立案調查始于2020年11月，顯然已超過追訴時效。無論是從實體上還是從程序上，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都是于法無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