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在歷史上捍衛(wèi)過能源主權的人，都無法忽視這一打擊的沉重分量。盡管如此，若不做出這一讓步，我們面臨的直接替代方案并非“維持主權”——全球北方的“左翼人士”常常以此為由，草率地宣告我們革命的終結——而是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爆發(fā)一場全面的血腥戰(zhàn)爭，并伴隨海上封鎖。在帝國主義的圍攻下，即便身處革命進程，也可能被迫進行周旋，以保全生命并確保革命的延續(xù)。

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同時也是長期經濟戰(zhàn)的結果，這場經濟戰(zhàn)的目的正是要徹底切斷我國進行物質再生產的所有途徑。

列寧深諳此類處境。在蘇維埃革命最艱難的歲月里，他捍衛(wèi)“新經濟政策”，視其為保全基礎的必要戰(zhàn)術退卻。他堅持認為，革命政治要求我們做出區(qū)分：在特定時刻什么是可以保衛(wèi)的，而什么又構成了歷史進程的戰(zhàn)略核心。

如今，這種區(qū)分再次變得至關重要。國家主權不能僅僅等同于對某一戰(zhàn)略資源的控制，無論該資源有多么重要。在委內瑞拉，還存在另一個同等重要的維度：有組織的人民主權。

這正是公社的陣地。

卡爾·馬克思分析1871年巴黎公社經驗時，寫下了一句至今仍擲地有聲的話：“公社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蹦嵌螝v史經驗的革命性質不在于政府的更迭，而在于新政治形式的出現(xiàn)：勞動人民開始實行自治的結構。

因此，公社不僅僅是地方機構或解決特定地域問題的機制。公社是能夠體現(xiàn)集體解放的政治形式。

這一理念在當代世界具有特殊的現(xiàn)實意義，也正因如此，查韋斯將公社構想為高級組織形式，旨在瓦解資產階級國家的根基，克服資本的代謝，并改造社會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早已預見資本主義具有集中與擴張的趨勢，如今資本主義已采取列寧所提出的概念，即帝國主義：服務于大資本、由金融、軍事以及日益增強的傳播勢力所支撐的全球統(tǒng)治與剝奪體系。

在此背景下，公社問題被賦予了戰(zhàn)略意義。

馬克思主義——以及查韋斯主義——的視角指向了另一個方向。公社絕非逃避該體系的地方避難所，而是更廣泛的權力與社會改造戰(zhàn)略的基本組成部分。

吉爾伯特進一步解釋道，當烏戈·查韋斯提出公社要成為委內瑞拉社會主義的“基本細胞”時，他是在明確的反帝視野下踐行這一構想的。其目標并非建立孤立的社區(qū)，而是對國家進行整體重組，并開辟一條有別于資本代謝的新型社會代謝之路。

查韋斯在2009年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一個孤立的公社是反革命的?！?/p>

公社必須連結成公社城市、公社聯(lián)盟，并最終形成能夠逐步取代舊國家機器的公社邦聯(lián)。這絕非一個地方主義項目，而是一個國家級項目。

時至今日，這一歷史性押注具有了更加深遠的意義！

在帝國主義圍攻的條件下，一個社會是否有能力實行有尊嚴的生命的再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工人階級的組織化程度。公社生產、服務的集體管理以及集體決策，成為了具體的機制，既用于抵抗，也用于建立指向解放的新型社會關系。

最近在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jié)舉行的全國民眾協(xié)商，恰恰體現(xiàn)了這種動力。

每當一個社區(qū)集體決定如何組織其物質生活時，便在行使一種具體形式的主權。我們在這里談論的，并非在演講中宣告的抽象主權，而是在實踐中被踐行的主權。

當一個國家面臨單邊強制措施與軍事侵略時，這種人民主權便獲得了戰(zhàn)略意義。此類攻擊的目的不僅在于向政府施壓，更在于打亂社會生活，撕裂讓一個社會得以有尊嚴地進行自我再生產的集體紐帶。

面對這一戰(zhàn)略，公社組織發(fā)揮了社會韌性的作用。

那些生產糧食、組織經濟循環(huán)、管理服務、或對資源實施集體優(yōu)先排序的社區(qū)，構建了任何封鎖都無法徹底摧毀的抵抗能力。

正因如此，公社不僅是一場民主實驗，同樣是一種國家防御形式。

在此意義上，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是：就在1月3日襲擊發(fā)生僅僅兩個月后，以代總統(tǒng)德爾茜·羅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為首的國家政權選擇將民眾協(xié)商置于核心地位。在帝國主義施壓要求瓦解人民權力的時刻，這一決定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公社民主確立為革命進程的支柱。這反映了一種戰(zhàn)略共識：在重重圍攻之中，玻利瓦爾革命的主要力量并不僅僅存在于國家機構中，而在于工人階級的地域組織中。在帝國主義侵略時期，鞏固人民權力絕非政治上的奢侈品——而是歷史的必然。

正如吉爾伯特提醒我們的，馬克思指出，公社關系構成了以商品交換為基礎的體系的根本對立面。資本主義將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物的關系——由金錢、市場和資本作為中介的關系——而公社生產則意味著由集體控制生產活動。

這種集體控制，歸根結底，就是一種主權形式。

在委內瑞拉，主權正在數(shù)千個公社中構建——有些已經穩(wěn)固強有力，有些處于起步階段——在那里，政治不再是遙遠的事，而是變成了日常實踐。

當然，公社的建設充滿矛盾。公社國家的建設，與歷史遺留的官僚結構、巨大的經濟困難，以及任何歷史轉型進程中固有的緊張關系共存。

即使在這些緊張關系中，公社依然是戰(zhàn)略視野所在。在權力日益向企業(yè)和金融中心集中的世界里，社區(qū)能夠直接治理其集體生活關鍵領域的理念，蘊含著極其深刻的顛覆潛力。

捍衛(wèi)委內瑞拉抗擊帝國主義侵害，不僅意味著譴責外部侵略，同樣意味著捍衛(wèi)并深化能夠使有尊嚴的日常生活得以維持的人民組織形式。

如果說，在某些時候，國家主權為了抵御圍攻而必須在特定領域進行周旋或退讓，那么在委內瑞拉，有一個領域是絕無退路的：那就是其領土上的人民主權。

我們這一歷史進程的最深層根基便在于此。

石油或許可以作為戰(zhàn)術談判的籌碼。地緣政治的相互關系可能會發(fā)生轉變。經濟條件可能會迫使我們做出艱難決定。但只要還存在一個有組織、有能力治理其領土的人民（pueblo），建設不同的社會的可能性就依然鮮活。

在委內瑞拉，這種可能性有一個名字：公社。

在帝國主義圍攻的時代，將捍衛(wèi)公社作為全國的項目，意味著捍衛(wèi)最深層的主權形式：通過集體生產和共享的有組織的人民的主權。但這防御不能僅僅停留在被動抵抗上。公社同樣是人民主動出擊的戰(zhàn)略押注：既反叛又守紀律，既富有創(chuàng)造力又有組織性——公社有能力將對生命的捍衛(wèi)轉化為對新社會的自覺建設。

但這樣的主動出擊要求我們在行動中摒棄天真與虛假的幻想。正如拉蒙·格羅斯福格爾（Ramón Grosfoguel）最近所主張的那樣，當前的時刻要求我們將戰(zhàn)術上的靈活性與戰(zhàn)略上的堅定性相結合；以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不斷評估力量對比；努力收復失地；并為未來的攻擊做好準備。如果帝國主義的歷史教會了我們什么，那就是帝國主義的最終目標絕不僅僅是顛覆、施壓或規(guī)訓，而是要徹底擊敗并埋葬我們。

就委內瑞拉而言，他們要擊敗玻利瓦爾革命，意味著從各個維度加以摧毀和打擊，包括抹除或模糊公社建設所體現(xiàn)的歷史視野及其變革潛力。正因如此，對公社的捍衛(wèi)不能局限于對日常生活的局部管理或對圍攻的地域性抵抗。捍衛(wèi)公社必須被構想為全國集體解放努力的一部分，要有能力維系、深化有組織的人民權力，并推進邁向社會主義的未來。

歸根結底，面臨考驗的不僅僅是政府的生存——盡管這一點必須得到保障——更是工人階級實現(xiàn)自我治理的歷史可能性。

這正是人民主權之所在。

正如馬克思曾提醒我們的那樣，這種可能性擁有一種具體的政治形式：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