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是中國現(xiàn)代《明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年少得志，新中國成立后更是平步青云，只可惜他的新編《海瑞罷官》成為文革的導(dǎo)火索，也讓他最終含恨而終。

吳晗在二十歲時就受到胡適的賞識，成為其得意門生，大學(xué)畢業(yè)后開始先后擔任云大，西南聯(lián)大和清華大學(xué)的教授，

在這幾所高校中，吳晗的政治思想受到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從一名單純的歷史學(xué)家變成了社會活動者，他對國民政府的執(zhí)政能力和政策都非常不滿，經(jīng)常發(fā)表反蔣和批評政府的文章，這也讓他和胡適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大，并最終分道揚鑣。

1946年，回到北平的吳晗拜訪了胡適，兩人就中國未來的局勢進行了長談，吳晗大談未來烏托邦式的理想國，暢想效仿蘇俄模式建設(shè)中國，胡適對他的觀點非常不認同，兩人的談話不歡而散，這也是兩人的最后一次見面，

解放后，吳晗曾回憶兩人的會談，我想做通胡適的工作，讓他也站到人民的一邊，可是他冥頑不靈，食古不化，我們兩人的交往也到此結(jié)束，我的腳不會在踏入他客廳的地毯。

而胡適也對吳晗奔赴西柏坡解放區(qū)扼腕嘆息，他說：吳晗有才華，可惜走錯了路，將來恐怕不會有好的結(jié)果，

1948年底，兩人再次產(chǎn)生交集，吳晗代表新的中央政府給胡適寫信，希望他能留在北平，一切待遇保持不變，胡適對這封信毫不理會，轉(zhuǎn)身選擇遠走美國，這也讓兩人芥蒂更深，吳晗直呼，胡適是不識時務(wù)，不識抬舉，至此書信來往也徹底斷絕。

1949年后吳晗一路高升，先后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青年聯(lián)合會副主席，北京政協(xié)副主席，一時風(fēng)光無兩，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光明日報》社的總編儲安平對一黨專政提出意見，認為黨凌駕于人民之上，凌駕于法律之上，是典型的黨天下，隨后儲安平被欽定為極右分子，十大右派之首，

吳晗聞風(fēng)而動，親自主持批判儲安平，要求報社所有人都要和儲安平劃清關(guān)系，把儲安平整的人不人，鬼不鬼，他堅決的反右讓很多同事都看不下去，都是同僚同事，何必如此落井下石呢，但在那個年代，只有越瘋狂的人才能爬的更高，可爬的越高也摔得越狠。這也為日后吳晗的命運埋下伏筆。

1961年，吳晗的歷史京劇《海瑞罷官》公演，成為當時的熱門劇目，他受到了組織上的表揚，可四年后這部劇成為了吳晗的催命符，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把這部戲打成了為右派翻案，為彭德懷翻案的大毒草，并很快在全國掀起了批判狂潮，

文革開始后，吳晗更是成為眾矢之的，批斗成為每天的必修課，家門口的院子里貼滿了批吳晗的標語，他的家也被查抄一空，吳晗的藏書，字畫，書信全部被收走，家具被砸爛，房子也被沒收，全家搬到南郊永定門外的一處小房子，每天吳晗都要站在高臺上低頭認罪，各種武斗更是從來不會被落下，舊傷未愈，又添新傷，

1967年，吳晗被送往勞改隊進行改造，每周可以回家一次，他的夫人袁震是一位堅定的布爾什維克，更是吳晗參加革命的引路人，看到自己的丈夫受到迫害，向革命小將們抱怨，你們比國民黨還厲害，當年國民黨也沒這么對待我們，

因為這句話，袁震也被送到勞改隊接受改造，她的身體本來就很差，在勞改隊里一年多時間，袁震就癱瘓在床，組織特批讓她十四歲的養(yǎng)女每天去護理她，直到她奄奄一息，才被放回家，當晚她喝了一碗豆粥，無法消化，養(yǎng)女拉著板車將他送到醫(yī)院，對于這種反革命的家屬，醫(yī)院需要上面審批才能救治，等到批復(fù)下來后，袁震已經(jīng)死去多時，

同年吳晗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被公安部以叛徒內(nèi)奸的罪名正式批捕，在獄中他仍然要每天接受武斗，

1969年十月，專案組通知了吳晗兩個未成年的養(yǎng)女和養(yǎng)子，你們的叛徒父親死了，兩個孩子想見父親最后一面，被當場拒絕，還警告他們，要和吳晗劃清界限，最后他們只拿到了僅存的遺物，一條帶血的褲子，

接連的父母橫死，讓養(yǎng)女吳小彥精神失常，被關(guān)進精神病院后，這個年輕女孩仍然被逼交父母的罪行，1976年，二十二歲的吳小彥自殺，算是得到了解脫，這一家人的悲慘境遇只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也對應(yīng)了當年胡適對吳晗結(jié)局揣測，他不會有好結(jié)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