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后訪問越南和澳大利亞。在河內，她獲紅毯、儀仗隊和軍樂團迎接；而在堪培拉，停機坪無紅毯、無儀仗隊，澳總理阿爾巴尼斯未安排正式雙邊會晤，僅作短暫交談。同為日本防務伙伴，接待規(guī)格差距懸殊，澳方的顧忌何在？

答案源于東京審判的有效法律約束。東京審判將日本戰(zhàn)爭罪行納入國際法判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的破壞和平罪、戰(zhàn)爭罪、違反人道罪至今有效。日本1951年簽《舊金山和約》接受審判結果，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也承諾反省戰(zhàn)爭傷害，這些均具法律約束力。

但高市上任后屢屢挑戰(zhàn)這些承諾：以首相身份供奉靖國神社，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戰(zhàn)后近六十年首次），還在《馬關條約》簽署131周年當天，讓自衛(wèi)隊艦艇過航臺灣海峽。這些行為疊加，凸顯日本正系統(tǒng)性剝離戰(zhàn)后法律約束，這是相關國家需重新評估的變量。

澳方謹慎，源于其東京審判中的特殊身份——當年審判11國法官中，澳方威廉·韋伯任庭長，澳是審判主持者。高市參拜供奉韋伯判處絞刑戰(zhàn)犯的神社，若澳方給予高規(guī)格禮遇，政府無法向國內選民交代。澳社會對戰(zhàn)爭歷史認知固定，防務合作可推進，但絕不為歷史修正主義背書。

高市此行核心是推進日澳“最上”級護衛(wèi)艦共同開發(fā)合同。但1942年日軍轟炸達爾文港，二戰(zhàn)時兩國曾激烈交戰(zhàn)，尚有老兵在世，澳方購買日艦本就需向國內交代，再給高市高規(guī)格禮遇，政治代價過大。因此澳方態(tài)度明確：訂單照簽，絕不為否認歷史的行為包裝。

此外，阿爾巴尼斯政府剛修復對華關系，4月27日澳外長黃英賢訪華并與王毅對話。澳鐵礦石、天然氣等出口高度依賴中國，對華關系不容折騰。若為日澳軍購給高市支持，會影響中澳關系修復，澳需平衡多方面利益，不會付出此代價。

高市出訪前后，中方已形成成熟反制機制。經濟上，年初管制日本軍工關鍵原材料出口，20家日本軍工企業(yè)被列入名單，掐住其軍工擴張命脈；軍事上，解放軍在第一島鏈實現(xiàn)全天候部署，4月艦艇編隊繞行琉球群島形成閉環(huán)，以實際存在釋放信號；法律上，中方明確東京審判的基石地位，警告日本勿走軍國主義老路。

高市想靠軍購打開防務外交大門，卻只得到澳方“收訂單、省禮遇”的回應。這表明，澳方雖與日本開展軍購合作，但在戰(zhàn)后秩序和歷史問題上絕不含糊。高市的困境已然顯現(xiàn)，否認歷史、擴張軍事的道路上，愿與她并肩的國家只會越來越少，歷史債無法靠生意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