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教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一書論及鐘嶸為詩人排名次（ranking），張教授說:“……value judgment is always important in literary criticism”。在張教授眼中，價值判斷在文學批評之中一貫很重要。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然而，對“價值判斷”的問題，張教授沒有具體論說，大概是因為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是一本文學史書（不是史論），所以，張教授沒有撥出篇幅深入探討。

“價值判斷”這詞，在張隆溪教授早期（1986年）的著作《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中出現(xiàn)過好幾次。

《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

張隆溪教授說:

對同一作品可能作出的各種解釋中，總會有較合理的和不那么合理的、較有說服力和不那么有說服力的，簡言之，較好的和較差的解釋。一種全面的文學批評理論必須超出純粹描述的水平，對價值判斷的標準作出合理規(guī)定。承認多種解釋的可能性并不能使我們放棄對批評的基本要求，即對文學作品作出價值判斷，而且對好的和不好的批評本身作出價值判斷。

對文學作品固然不必象解數(shù)學方程那樣只有一種或兩種解釋，但在多種解釋中，我們應當能判斷哪一種或哪幾種是更令人滿意的解釋，而且說明這樣判斷的理由。（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頁207）。

簡言之，張教授認為，做文學批評須有“價值判斷”，同時，對“價值判斷的標準”須有“合理規(guī)定”。

“合理規(guī)定”的具體內(nèi)容如何，張教授沒有多談。

“合理規(guī)定”是不是要為批評活動立下法則、規(guī)矩？怎樣才算“合理”？誰來決定怎樣才“合理”？（斷“合理”或“不合理”本身也涉及判斷。）為批評立法，會是一種權(quán)力想像嗎?

上面這些問題，本文嘗試探討。

文學史書中，隱性的判斷和明確的“排名”

鐘嶸為詩人排上、中、下三品名次就是對各人的詩篇做了價值判斷。詩人被歸入鐘嶸的三品架構(gòu)之中，相當于青史留名（有助于詩人成為大名家），未入三品的詩人恐怕要被歷史洪流淹沒。

王叔岷《鐘嶸詩品箋證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

二十一世紀漢語世界的文學史書寫很少能脫離“名家序列”的書寫成規(guī)——各朝代、各文體的文壇翹楚總能在文學史書占有一個整章的篇幅，“次佳者”有時候也能得到書中一個專節(jié)的篇幅。

文學史書中的排序未必以“上中下”明示，但是隱性的排序是存在的。我們接下來舉些例子。

魏晉“竹林七賢”的事跡和作品，文學史書一般都有所論述，而諸種論述多半是先談阮籍，次談嵇康（例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第九章第二節(jié)。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篇第一章第五節(jié)）。

這種安排的潛臺詞是: 阮、嵇的價值最高，“七賢”中的其余五人，文學地位較低。

“建安七子”在文學史書中的情況也類似：一般的文學史書只詳論王粲、劉楨，其余五人則用寥寥幾筆就交待過去了。

葛曉音《八代詩史》，中華書局2026年版。

再如，論唐代的山水詩，文學史書中往往是王維居首，而孟浩然居次。

實際上，孟浩然年長于王維，而且孟浩然成名更早，在盛唐山水田園詩派中，孟浩然是王維的前輩詩人。

文學史書大多習稱“王孟詩派”，這個派別名稱暗示王維的成就（詩篇的價值）比孟浩然高，所以，在文學史敘述中，山水詩的“排名榜”上常常是王維居首。

在文學史書的“目錄”中出現(xiàn)的作家姓名，有如名登“排行榜”。我們查看各書的目錄，往往只看到“王粲、劉楨”“阮籍、嵇康”，而“七子”“七賢”的其余各人竟似“落了榜”。

文學史著作，能否脫離“名家模式”？

有沒有擺脫“以人為單位”的文學史書？史家若能擺脫“以人為敘述單位”的認知框架，將有助于脫離“為作家排座次”的書寫范式。

筆者注意到Victor H. Mair 主編的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此書是以文體為本的著述——作者首先把中國文學看成一個由不同體裁構(gòu)成的整體，然后追蹤每一類文體自身的形成、演變、分化。這樣組織的好處是，能更清楚地看出詩、文、小說、戲曲各自的內(nèi)在發(fā)展脈絡。

梅維恒主編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版。

這種寫法，避免文學史完全被政治朝代切割，因為同一文體往往跨越多個朝代持續(xù)演變。(參看: 洪濤《“四大傳奇”何處尋?——兼論宇文所安、王德威的破畛域(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六十一）》一文，載騰訊網(wǎng)“古代小說研究”2026-03-17 )

此外，美國學者孫康宜（Chang, Kang-i Sun)和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也沒有特別標榜大名家、小名家，例如：此書敘述唐代文學史，沒有單獨列出李白、杜甫……

《劍橋中國文學史》這樣編寫，受到了一些中國學者的非議（參看洪濤《論“名家列傳”模式的優(yōu)劣，兼談美國的中國文學史(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二》一文，載騰訊網(wǎng)“古代小說研究”2025-05-11，https://news.qq.com/rain/a/20250511A01VKO00）。

《中國文學編年史研究》

陳文新教授主導《中國文學編年史》，較突出的特點是以“編年”取代單純的朝代分段，并強調(diào)文獻整理、歷史脈絡與中國文學自身的發(fā)展邏輯，在大量材料基礎上重建文學史的時序與細節(jié)，讓文學事件、作品、作者活動回到具體歷史時間中，而不是只按朝代做大框架切分。這種寫法有助于克服文學史過度整飭的問題（參看本文的“附記四”）。

人在史學中的地位如何？史書應以人物傳記為中心嗎？

相關問題的討論，有王汎森《人的消失??？—— 兼論20世紀史學中“非個人性歷史力量”》一文，見于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王汎森討論的重點是：歷史研究里“人”和“事”到底哪個更重要？ 他主要是討論一般的歷史書寫。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就文學史的書寫而言，文學名家的生平際遇比較重要，還是作品本身的價值比較重要？這兩方面，各自應占一本文學史書的多少比重（篇幅）？編纂者“如何取得平衡”是難以回避的書寫問題。

張隆溪教授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借助‘鶴立蛇行’的外國語字，將中國文學傳播到海外，讓外國讀者能夠了解中國文學的歷史和豐富的內(nèi)容?！保ㄖ凶g本序）

因此，張教授在書中征引了（譯成英文）不少詩詞名作。單憑這點，我們不妨稱他這本著作是“以作品為本”的。

不過，這“以作品為本”的描述語，不大適用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明清部分，因為，明清的小說和戲劇作品實例，在張書之中并不多。

張教授其實甚偏重中國文學中的韻文――將各文體的實例拿來相比，我們發(fā)現(xiàn)：對中國小說、中國戲劇、中國辭賦駢文的譯介和論述甚少。因此，若想“讓外國讀者能夠了解中國文學的歷史和豐富的內(nèi)容”，張書中的明清小說、戲劇部分皆有待加強。

簡言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給讀者的印象是：張教授偏重向外國人介紹中國的詩詞。

這個現(xiàn)象似乎反映出一點：小說、戲曲、辭賦等文體沒有得到同等重視。在對待文體方面，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給人“失衡”的印象。

張教授自身似乎也偏愛作舊體詩，他出版了《香江行山雅詠》（與友人合著，結(jié)集了三位文學教授的行山詩作，創(chuàng)作時間的跨度超過十年，從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二二年）。

張隆溪編《香江行山雅詠》(2023年)

被詮釋過的盛唐詩

特別受張教授重視的“韻文”，尤其是詩，也有它的“歷史故事”。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張教授書中，關于唐詩史的部分，占了整整四章。其中，第六章和第七章，都涉及盛唐詩。盛唐詩人之中，再選出李白、杜甫二人，自成一章。

今人較熟悉的盛唐詩范型是經(jīng)過明代前七子（特別是李攀龍等人）選詩、立說之后，被“重新組裝”出來的經(jīng)典圖像。這種塑形有明確的詩學立場和意識形態(tài)（復古、自我合法化）。

《明詩話全編》

李攀龍等人藉由大規(guī)模選詩、分門別類、評點，實際上在做唐詩史的再編（如高棅有《唐詩品匯》、李攀龍編成《唐詩選》），盛唐詩人和詩篇被集中置于核心，反復奉為“正宗”“大家”，加以解說。

在寫作方面，李攀龍等人推許“以盛唐詩為?？保隗w制、聲律與風格上把盛唐（特別是高、岑、王、孟、李、杜一類）立為正宗，標示詩之法，淡化初唐、晚唐、中唐的多樣性，重塑一個相對單一的盛唐典范。中晚唐詩人和宋代詩人則多被放在“變”“支”“旁出”的位置，以襯托盛唐詩之“正”。

明代前七子主張復古、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李攀龍等人的格律和風格主張，實際上，有一部分是明代自身的詩學理想，然后在論述中宣說為“盛唐之法”，再由選本與評語往唐人身上投射，于是形成一個“被詮釋過的盛唐”。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

后來的讀者對盛唐詩的印象（如：氣象宏闊、格律完備、以高岑王孟李杜為中樞）主要是沿用了明清唐詩選本的框架（不少近現(xiàn)代教科書也提供這種“盛唐極佳的常識”）。

也就是說，我們現(xiàn)在習慣的“盛唐中心”的詩史視角，并非純粹來自唐人的自我理解，而是經(jīng)過元明之際、特別是李攀龍一系的唐詩系譜建構(gòu)的結(jié)果。

今人龔鵬程《中國文學史》第33章揭出李攀龍、王漁洋是以選本來推衍“詩宗盛唐”的關鍵人物。

不講“價值判斷”，可以講什么？

張隆溪教授說：“value judgment is always important in literary criticism”。這句話，道出一般文學批評工作的底色。

不過，西方學者對于文評中 value judgment（價值斷判）的角色，有不同意見。有些人認為，不妨懸置價值判斷。

為什么？

因為value judgment 取決于什么，這本身就是個問題。如果所謂value（價值）言人人殊，那么，value judgment勢必也言人人殊，這樣一來，講value judgment，還有前途嗎？

加拿大學者Northrop Frye（諾斯羅普·弗萊）不重視文學批評中的價值判斷。為什么？

弗萊認為，文學研究可以從主觀道德評價中解放出來，轉(zhuǎn)向科學化的文學結(jié)構(gòu)分析（參看他的名著：1957年出版的Anatomy of Criticism一書）。弗萊的“結(jié)構(gòu)分析”不是分析一篇作品的起承轉(zhuǎn)合，而是大規(guī)模、宏觀的研究。

弗萊《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弗萊在《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中主張，文學批評應該像科學一樣，專注于探討文學的“原型”（archetypes）、神話模式和類型結(jié)構(gòu)（例如他探討的傳奇、喜劇、悲劇、諷刺四類，或稱四模式），而非對個別作品做“好壞”評價?！　「トR認為，價值判斷屬于讀者個人或社會偏見，會阻礙批評建立“文學知識體系”；如同天文學不評判行星優(yōu)劣，文學批評也不偏重優(yōu)劣，而應著重描述文學的內(nèi)在規(guī)律與文化功能。

弗萊強調(diào)文學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在于想像力的普世秩序，而非相對價值。

上世紀中，弗萊立說的學術(shù)背景是怎樣的？

弗萊的《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成于1950年代，其立場針對20世紀中期英美實證主義、新批評、道德評斷。

當時英美批評界由兩股勢力主導，其中一派可稱為利維斯主義（Leavisism）—— F. R. Leavis以“生命力”（life）為標準，區(qū)分“偉大傳統(tǒng)”與次等文學。

此外，英美批評界流行新批評（New Criticism）。溫塞姆（W. K. Wimsatt）和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等人精讀文本，強調(diào)“反諷”“張力”等質(zhì)素，其批評話語中隱含價值等級，例如，詩篇做到“有機統(tǒng)一”，就是好詩。

John C. Ransom, The New Criticism (新批評)

利維斯主義和新批評，弗萊都視為非科學。

弗萊認為，這兩種批評都跌入了一個陷阱：將個人品味偽裝成客觀標準。他主張文學批評若要成為一門知識（knowledge），就必須像生物學分類物種、天文學描述星體運行一樣，描述文學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規(guī)律，而非評判孰優(yōu)孰劣；批評家的工作是定位某作品在傳奇、喜劇、悲劇、諷刺四模式結(jié)構(gòu)中的位置。

弗萊認為文學批評不應寄生于創(chuàng)作之上，而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文評的對象不是“個別作品”，而是文學作為整體系統(tǒng)的運作機制。因此，他談論的“批評”，不是剖析、評價一首詩那種，而是較宏觀的研究，如同物理學不問“某顆電子好不好”，而研究“電子如何運動”。

弗萊沒有完全否定價值，而是重新定義價值的來源，請參看以下比較：

傳統(tǒng)價值觀

弗萊主張的文評

基于個人情感反應 （「我喜歡」）

基于結(jié)構(gòu)功能

（作品在系統(tǒng)中的位置）

基于道德教化

（有益于世道人心）

基于想像力的普世秩序

基于歷史偶然

（時代精神）

基于文學形式的循環(huán)規(guī)律

弗萊認為，當我們理解《神曲》《失樂園》《荒原》都參與了同一個“下降—復活”的神話結(jié)構(gòu)時，這種結(jié)構(gòu)性的理解本身就是價值——它展現(xiàn)了人類想像力如何跨越時空建構(gòu)意義。

弗萊堅持：真正的價值來自理解文學如何建構(gòu)人類想像，而非主觀的抬舉、排序。

李廣倉《結(jié)構(gòu)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Geoffrey Hartman 對弗萊的主張的商榷

弗萊的主張和論述，招來一些商榷的意見。

道德批評家認為，宣稱“不判斷作品的優(yōu)劣”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立場（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

此外，耶魯學派的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指出，弗萊的系統(tǒng)過于封閉、過度形式化，忽略了文學的歷史具體性和意識形態(tài)維度，也忽略人文關懷。

弗萊的原型理論強調(diào)文學意象的重復性、普遍性。哈特曼則主張文學的獨特性、歷史偶然性——每個文本都是特定時空的產(chǎn)物，不能被簡化為神話結(jié)構(gòu)的例證。

Beyond Formalism Literary Essays 1958-1970

哈特曼肯定弗萊試圖建立“文學科學”的野心，但質(zhì)疑其代價：弗萊建構(gòu)的是封閉的循環(huán)系統(tǒng)，文學成為一個自我封閉的“神話原型宇宙”，而四種敘事模式（傳奇、喜劇、悲劇、諷刺）構(gòu)成永恒循環(huán)。哈特曼認為，這種結(jié)構(gòu)雖然宏大，卻將文學與歷史、社會、個人經(jīng)驗割裂開來。

具體而言，弗萊的原型理論強調(diào)文學意象的重復性和普遍性，而哈特曼則主張文學的獨特性、歷史偶然性——每個文本都是特定時空的產(chǎn)物，不能被簡化為神話結(jié)構(gòu)的例證。

哈特曼在Beyond Formalism一書的序言，以及書中題為“Toward Literary History”的論文（收錄于Beyond Formalism一書, pp.356-386）之中都反對弗萊那種去歷史化的結(jié)構(gòu)主義: 文學無法脫離歷史語境，而弗萊將“文學的想像”（imaginaire）視為純粹的形式游戲，忽略了它與意識形態(tài)、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糾葛。如果嘗試完全排除value judgment (價值判斷)，本身就是“政治中立化”的意識形態(tài)操作（濤按：弗萊并沒有完全排除value judgment）。

哈特曼另撰有“Ghostlier Demarcations: The Sweet Science of Northrop Frye”一文，這個標題本身就帶有弗萊式的詩意（借用華茲華斯詩句），但是Sweet Science一詞則暗含諷刺——弗萊的“科學”過于甜膩（sweet），即過于和諧、封閉、非歷史。

只有在封閉、非歷史的真空之中，才有可能做到完全抹去value judgement。

哈特曼認為，批評家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無法完全排除，也不應排除。但是，評價的維度不應純粹受個人好惡主宰。這看法與后來伊瑟爾（Wolfgang Iser）的、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美學有相通之處。

《荒野中的批評》，杰弗里·哈特曼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總之，哈特曼的Beyond Formalism出版于1970年，正值結(jié)構(gòu)主義向后結(jié)構(gòu)主義過渡的關鍵時刻。哈特曼對弗萊的批評，是對早期結(jié)構(gòu)主義的修正，也預示了解構(gòu)主義對“系統(tǒng)知識”的懷疑：弗萊追求系統(tǒng)性與科學性，愿意犧牲歷史具體性以換取解釋的普遍性，哈特曼則堅持歷史性、詮釋性，認為文學的意義永遠在具體的閱讀行為中生成。

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評》（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The Fate of Reading and Other Essays.1980）探討文學批評的“荒野”狀態(tài)（無中心、無權(quán)威，在荒野狀態(tài)下，任何闡釋和批評都不再能以權(quán)威自居），批判弗萊的原型批評（archetypal criticism）過于系統(tǒng)化，建構(gòu)“文學宇宙”卻忽略文本的歷史偶然性和讀者真實經(jīng)驗（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p.113﹔中譯本《荒野中的批評》，頁231)。

哈特曼肯定弗萊嘗試以宏觀結(jié)構(gòu)，使批評脫離純價值判斷，卻指弗萊的原型模式如四季神話循環(huán)過于抽象，變成“神話機械論”，壓抑文學的多義性、離心性(ex-centricity)。

哈特曼的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The Fate of Reading and Other Essays(1980:103) 有一段說涉及valuation, 他說:

“suspend valuation / 懸置價值判斷”，可以怎樣做，哈特曼沒有多談（參看本文的“附記四”）。事實上，選擇批評某作品，本身已暗示該作品有一評的價值（獲選的那作品，已經(jīng)比“完全排不上號”的，好得多）。

哈特曼的意思可能是：不把文本內(nèi)容簡化為某種教條的例證；批評不再替某個中心說話，相反，批評不妨是一種“冒險式”閱讀。

張隆溪教授以為“價值判斷很重要”，這意見和弗萊“懸置評價”截然相反。張隆溪教授對每一個案的評介（指他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書中對各作品的簡評），自然離不開“價值判斷”。

張隆溪教授說:“一種全面的文學批評理論必須超出純粹描述的水平，對價值判斷的標準作出合理規(guī)定”，這句話，以“全面的批評理論”為本，似乎他心中有為批評立下“規(guī)定”的意念?！@點，和哈特曼的主張不在同一思路上。哈特曼不談“通則”和“規(guī)定”。

他批評弗萊把閱讀收編到一個預先設計好的框架中，而理論上，體量很大的文本可以孕含許多可能的閱讀結(jié)果，以至于要對文本做出一個穩(wěn)固的評價判斷幾乎是徒勞的。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Yale UP, 1980

張隆溪教授沒有與Geoffrey Hartman （哈特曼）進行過實際的論爭，以上只是我們自己做的“理論沙盤推演”。哈特曼論爭的主要對象，是Northrop Frye（弗萊）。

為免凌空蹈虛之弊，我們接下來就以“誰的價值判斷”為中心，探討幾個實際案例。

《紅樓夢》與價值判斷

周汝昌（1918—2012)認為自己善能欣賞《紅樓夢》的佳處——《紅樓夢》中出現(xiàn)“誰解其中味?”這樣的提問，周汝昌就自號“解味道人”，可見他十分自信。

周汝昌評價《紅樓夢》，說：“它是我們中華文化史上的一部最偉大的著作……”（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中華書局2009年版，頁9），對《紅樓夢》推崇備至。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中華書局2009年版。

對于《紅樓夢》作者，周汝昌盛贊：

他是一個驚人的天才，在他身上，儀態(tài)萬方地體現(xiàn)了我們中華文化的光彩和境界。他是古今罕見的一個奇妙的“復合構(gòu)成體”——大思想家、大詩人、大詞曲家、大文豪、大美學家、大社會學家、大心理學家、大民俗學家、大典章制度學家、大園林建筑學家、大服裝陳設專家、大音樂家、大醫(yī)藥學家……。

他的學識極廣博，他的素養(yǎng)極高深。這端的是一個奇才絕才。這樣一個人寫出來的小說，無怪乎有人將它比作“百科全書”，比作“萬花筒”，比作“天仙寶鏡”——在此鏡中，我中華之男女老幼一切眾生的真實相，毫芒畢現(xiàn)，巨細無遺。這，是何慧眼，是何神力！真令人不可想象，不可思議?。ā都t樓夢與中華文化》，中華書局2009年，版頁6）。

周汝昌把話說到這個份上，正是value judgement的極致?？梢?，依周汝昌的個人判斷：《紅樓夢》價值之高，無與倫比！

曹雪芹沒有留下多少作品，僅有《紅樓夢》流傳于世，所以，周汝昌看到的“佳處”，主要是從殘存的《紅樓夢》稿本上看出來的。周汝昌盛贊曹雪芹，就是盛贊《紅樓夢》。

可是，在另一批人眼中，《紅樓夢》連一讀的價值都沒有。

《紅樓夢》位居“死活讀不下去”的名著榜首。據(jù)說，“死活讀不下去名著調(diào)查”是2013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在微博進行的。

無法讀下去的書，自難為讀者產(chǎn)生出價值。比“沒有價值”更糟的是“負面值”。

清代中、晚后期，《紅樓夢》被一些士大夫歸入“淫詞小說”。他們認為《紅樓夢》敗壞風俗，應列為禁書。有些地方官員更從嚴處理，焚毀其書版。

查禁小說戲曲之有害者，不自《紅樓夢》始?？滴跻越担⒍啻蜗铝顕澜耙~小說”，規(guī)定凡造作、刊印、販賣、閱讀此類書籍者都要受杖責、流放或徒刑。《紅樓夢》寫成于清中葉，到晚清，《紅樓夢》和紅樓戲本都被地方官以“淫書”之名一并禁制。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到了今天，與“周汝昌氏盛贊”完全相反的言論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不難找到，例如：“在我看來《紅樓夢》是一本既病態(tài)，又骯臟，結(jié)構(gòu)松散，人物編織能力差，情節(jié)發(fā)展生硬，思想怪異，主題雜亂的泛著傳統(tǒng)文化糟粕霉味的過時老書。 ”（作者：霉刻。發(fā)表日期：2014-08-13）。

《紅樓夢》被評為“過時老書”，應該是指這本書在二十一世紀已經(jīng)不合時宜，所以，現(xiàn)在的人再去看《紅樓夢》，是難有得益的。

上面那段話直指：《紅樓夢》在“結(jié)構(gòu)”“人物編織”“情節(jié)發(fā)展”“思想”“主題”等方面，都屬于劣等，乏善足陳。

換言之，在他看來，“過時老書”《紅樓夢》，沒有什么新時代的價值。

如果說，以上言談只能代表個人，那么，請讀者再看接下來這段話：“傳統(tǒng)民間影響上更顯然是遠不如忠義節(jié)氣的《水滸》或《三國》，甚至是快意恩仇的奇案系列，而現(xiàn)今廣泛遙遠影響整個次文化的《西游》就更不用說了?！保霸谱幼浚?/p>

這段話以作品產(chǎn)生的社會效果為標準，多少蘊有“文學社會學”的意味。它關注的，不是個人的主觀判斷，而是社會大眾一般的“領受／接受”(reception)。

論“民間影響”和“次文化”中的地位，《紅樓夢》的“表現(xiàn)”和影響力，似乎遜于“四大小說”的其余三本——我們聯(lián)想起“黑神話?悟空”（一款以中國神話和《西游記》為背景的動作角色扮演游戲），以及遍及全國各地的關帝廟、大量的《水滸》戲（各地方梆子、皮黃中的〈林沖夜奔〉、〈逼上梁山〉等折子）……。

(韓)宋貞和《西游記與東亞大眾文化》，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

從以上案例，我們可以看到：文學文本價值之有無，取決于讀者的領受、文本的哪些方面被前景化(foregrounded)。在某類人眼中，《紅樓夢》價值極高，在另一類人眼中，《紅樓夢》非但沒有價值，反而有害——《文心雕龍·知音》早就說過：“慷慨者逆聲而擊節(jié)，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意思大致上是：慷慨者重氣勢，醞藉者重含蓄，浮慧者重華采，愛奇者重新奇）。

因此，讀者領受“價值”的能力是關鍵因素。在“極佳”和“極劣”兩極之間，對文本的種種評價延申成“漸變的光譜”。

《水滸傳》的“價值”是誰的“價值”？

《水滸傳》是“強盜書”？還是義士的故事？

孫述宇《〈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一書中，強調(diào)《水滸傳》小說出自法外強徒，而且早期主要流傳于法外強徒之間，反映的是法外強徒的生存處境與價值，而非給平民或讀者的行為指南。

梁山好漢的搶掠、分贓、殺戮描寫之所以那么露骨，似乎作者本身并不視之為“丑行”。這說明創(chuàng)作者與人物可能同屬強盜世界，而非在向讀者“授業(yè)”教人去當盜匪。

所以，用孫述宇的話說，《水滸傳》是一本“強盜書”。

如果《水滸傳》的成書正如孫述宇所說，是成于強盜講強盜故事給強盜聽，那么，這故事對強盜而言多少有教育價值。

孫述宇《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宋江和梁山一伙人的故事，有沒有“強盜以外的價值”？

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所做的“價值判斷”是得到《水滸傳》在“起義”方面的價值。

首先，編纂者對梁山一伙人的性質(zhì)就有不同的判斷：《水滸傳》的題材畢竟有它的特殊性,不管作者如何極力把它拉入‘忠義’的思維格局,以及故事在流傳過程中羼入了多少市井細民的意識,作品最終還是在客觀上展示了我國封建社會中的一場驚心動魄的農(nóng)民起義。

也就是說，《水滸傳》的“重心”不在強盜，而在“農(nóng)民起義”。

為了自圓其說，編纂者這樣分析梁山團伙的“階級成分”：

盡管領導這支義軍的主要領袖并不出身于農(nóng)民,且在思想上打著“忠義”的烙印,但也不能否認其中有些領袖出身于“莊稼田戶”和其他下層勞動人民,他們有一種“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個對頭”的氣概和“殺上東京,奪了鳥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梁山義軍的基本隊伍是一大批莊客佃戶、農(nóng)民漁夫。

這正如第七回結(jié)尾處所指出的那樣:“大鬧中原,縱橫海內(nèi)。直教農(nóng)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彼麄冊诠俦葡略旆?組織武裝隊伍,提出政治口號,開展軍事斗爭,以與封建的國家機器相對抗。這就清楚地規(guī)定了梁山義軍的基本性質(zhì)是農(nóng)民起義。(第四冊)

因此，《水滸傳》的價值，也和“農(nóng)民起義”產(chǎn)生關系。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袁編本的編纂者說：“〔《水滸傳》〕揭示了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藝術(shù)地再現(xiàn)了中國古代農(nóng)民起義的發(fā)生、發(fā)展和失敗的全過程，并從中總結(jié)了一些帶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這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上是十分罕見、難能可貴的?！?第四冊頁57)。

可見，編纂者揭示：《水滸傳》可貴就可貴在它給出了農(nóng)民起義的“規(guī)律性的東西”。編纂者的意思大概是“我們可從《水滸傳》學到起義成敗的規(guī)律”。

從以上孫述宇和袁編本的論述，我們看到，同樣是宋江故事，孫述宇和袁編本所釋出的價值不相同。

說《水滸傳》是“強盜書”，偏向貶義，而說《水滸傳》是“起義書”則是偏向褒義的。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定性，“價值”大不相同。由此可見，“價值”是什么，前提之一是詮釋（對小說性質(zhì)的論斷），價值由特定的解讀個體或者群體來決定，而不是由某位批評家來獨斷獨裁。即使有某個批評家真的不顧一切做了獨斷，“獨斷”也須面對群體解釋的“競爭”。

《水滸全傳》(明刻金閶映雪草堂刊本)

陶詩的價值，是誰看到的價值？

張教溪談論過陶潛詩，說：“他〔陶潛〕之所以成為經(jīng)典，更重要的是因為詩風符合中國整個美學發(fā)展的方向，中國人所謂意在言外，言盡而意無窮，幾句話點出來，但是意味無窮，這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美學觀念?！保ā稄埪∠嘿x予中國文學史翅膀 飛向世界尋共鳴》，載文匯網(wǎng)2022-12-15）。

張教授所謂“意在言外，言盡而意無窮”，大致上是指詩文寫得含蓄、平淡而不直露。

魯迅則欣賞陶潛“金剛怒目”式的猛志與豪情。魯迅在 1936 年《題未定草（六至九）》中明確提出：“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保ㄊ杖搿肚医橥るs文》一書）。

《且介亭雜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

“金剛怒目”本是佛教術(shù)語，指護法金剛威猛的形象。魯迅用它來形容陶淵明詩中剛猛、憤激、直接表露不妥協(xié)的一面，與“悠然見南山”的沖淡靜穆等隱逸話語形成鮮明對照（見孟澤《兩歧的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109）。

“意在言外”固然可貴，和它相反的“溢于言表”難道就一定不佳嗎？

作品同樣是出自陶潛之手，而張隆溪教授和魯迅看到的“價值”，顯然是截然不同的?？繂我蝗の度ヅ袛?，往往是不得要領的。

《兩歧的詩學》

張隆溪教授的價值判斷？

從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一書，我們多少能感受到他也有自己的“價值判斷”。

“明初四大傳奇”（荊、劉、拜、殺）的史實，完全不見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這“匱乏”“空白”是不是因為這四大傳奇在張教授心中“價值”不高？

無論如何，“四大傳奇”在華人社會中仍不斷上演，未曾絕跡。這種“生命力”和上演價值實非學者、專家所能左右。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給人一種印象：撰寫人比較看重韻文，不大重視對小說、戲曲、辭賦的譯介。此書中，小說、戲曲、辭賦作品的英文翻譯，大幅度少于韻文的翻譯，相關的評介也過簡。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版。

再以“建安七子”為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只有王粲、劉楨、陳琳、阮瑀四子獲得張隆溪教授的青睞（四子之作品獲張教授撥出篇幅加以論析），其余三子姓甚名誰，張教授甚至都不明，雖然書中的標題是“Seven Masters of Jian’an and the Other Poets”。

這樣的敘述安排，是不是暗示：孔融、徐干、應玚三子的作品價值比較低？否則，孔、徐、應三子何以明明也有 masters之名，卻連姓名都不見？

在史書中（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寂寂無名之輩，竟稱為masters？這是怎么一回事？英語世界的讀者，會明白其中的“玄妙”嗎？古人相提并論的“建安七子”，今人未必一視同仁，因為今人自有今人的“價值判斷”。

總之，入史與否涉及“取/舍”、作家排名則涉及“先/后”（排座次），其間的差別都是系于文學史書編纂者對作品“價值”高低的判斷。

E. Dean Kolba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 (2019)

在這種情況下，“價值判斷的標準”之中那“標準”是什么？張教授本人的標準又是什么？這標準是否和古人的標準不同？如果真是不同，又何必沿用古人的“七子”“七賢”名目？張教授本人沒有解釋。

張教授認為，需要“對價值判斷的標準作出合理規(guī)定”，那么，“規(guī)定”是怎樣產(chǎn)生的？是不是要對評論家的判斷施加一定制約？“規(guī)定”的“合理性”問題又由誰來決定？

張隆溪教授和魯迅先生看到的陶詩價值都是合理的，這說明在“價值”方面各有所得，如此，還需要對某方施加“規(guī)定”嗎？

張教授也許另有道理和想法，例如，否定魯迅讀取到的價值、認為魯迅的判斷標準不合理。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希望張教授進一步說明。

評論者有權(quán)提出自己對作品的價值判斷，但是評論者有權(quán)立法規(guī)范別人的價值判斷嗎？

Criticism after Critique Aesthetics,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al

結(jié) 論

史家為古之作者排座次，這種做法屢見于晚近之文學史著作。排座次、定去留的背后，是史家的“價值判斷”。

然而，“價值”由誰來判定才有可信度和公信力？史家下判斷時，是否毫無章法？史家自然想到要“對價值判斷的標準作出合理規(guī)定”。

筆者對“標準”“規(guī)定”皆無特定的立場，只是對“標準”“規(guī)定”從何處來這個問題感興趣。

從以上論證脈絡，我們得出三個要點。

一、價值判斷無可避免，卻難以“合理規(guī)定”。

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書寫無論聲稱多么客觀，都離不開價值判斷：選哪個作品哪本書詳論、給誰一章的篇幅、誰只在腳注出現(xiàn)……，本身就是變相的“等級排序”。

張隆溪教授強調(diào) value judgment is always important，卻未說明“合理標準”如何可能。這匱乏正暴露出難題：一切“標準”都內(nèi)含歷史處境、學術(shù)趣味與意識形態(tài)，很難抽象為超越時空的規(guī)范（按：張教授只提到“合理規(guī)定”，沒有提到“超越時空”的規(guī)范）。

弗萊（Northrop Frye）試圖以結(jié)構(gòu)、原型來取代好壞評比。他的論述看似超越價值，其實不過換了一套更宏觀、更形式化的價值架構(gòu)；這說明所謂“超越價值判斷”本身也深陷價值選擇之中（弗萊選擇他自己相信的一套價值體系）。

Legacy of Northrop Frye (1994)

二、“排座次”就是價值操作，而不是單純的事實陳述。

從“建安七子”“竹林七賢”到盛唐詩（高、岑、王、孟、李、杜等等）的塑形，再到公安派抬蘇軾壓杜甫、明七子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重編唐詩史，每一次“名家列傳”“誰排在誰前面”都不是“純粹而持平”的編排，而是實質(zhì)的詩學、政治操作：它決定哪些作者被看成“中心”，哪些被邊緣化或抹去；它把某一時代、某一群人的趣味和立場，重新提振張皇，并重寫成“經(jīng)典圖像”。

張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舍棄“明初四大傳奇”、舍棄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中的若干人，這些現(xiàn)象同樣體現(xiàn)了個人的取舍或者價值觀（不是單純承襲舊有的“七子”“七賢”名單）。

由此可見，“定去留、排座次”不是價值判斷之外的附帶現(xiàn)象，而恰恰是價值判斷在文學史層面的形態(tài)。

Harold Bloom, Western Canon (《西方正典》)

三、價值不是普世常數(shù)。

《紅樓夢》從清代的“淫書”“禁書”、民間的“讀不下去”，到周汝昌式的頂禮膜拜，價值評價橫跨“有害”“無價寶”兩極；《水滸傳》亦可在“強盜書”與“農(nóng)民起義史詩”之間被重新界定。這些巨大落差都說明：個別文本（尤其是體量巨大的文本）并不攜帶單一穩(wěn)固的“價值”，“價值”取決于誰在何種歷史脈絡下閱讀、采用何種解釋前提。

因此，與其尋求一套由權(quán)威批評家頒布、可以一勞永逸的“合理價值標準”，不如承認：價值判斷永遠在具體的詮釋實踐中被談判、被爭奪。

批評與文學史的責任，不是假裝消除價值判斷，而是自覺揭示自己的立場與篩選標準，讓讀者看見：不管什么“排行榜”“名家序列”都只是眾多“可能敘述”中的一種，而不是唯一依法規(guī)推導而出的本相和秩序。

史家、評論家有權(quán)力對文學作品做價值判斷、嘗試立下評論規(guī)范(norms)，但那權(quán)力對別人不是永久的主宰，也不能視作公權(quán)力（public power 或 state power)。參看本文之末的“附記一”、“附記三”。

洪濤《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

附記一 規(guī)范＝權(quán)力與共識的疊加，而非中性的

不論是審美、道德還是學術(shù)判準，只要帶“規(guī)范”色彩，就意味著它會決定誰被視為“好／壞”“合格／不合格”。

這類標準通常由某些有資源、有話語權(quán)的主體制定（國家、學院、學術(shù)權(quán)威、主導社群等），然后透過教育、出版、評審制度等被普及，看起來像是“理所當然”的。

從福柯 (Michel Foucault) 以降的批判傳統(tǒng)看，這就是權(quán)力在運作：它不只壓制，也生產(chǎn)標準、身分和主體性。說“合理規(guī)定”而不說“誰在規(guī)定、靠什么機制被接受”，是掩蔽了這層權(quán)力面向。

沒有任何個體或單一團體，天生有這種特權(quán)；一切所謂“合理規(guī)定”都是權(quán)力關系的產(chǎn)物，需要被審視。

Michel Foucault, Penal Theories and Institutions

附記二 為什么不認同被收縮的、統(tǒng)一的價值框架？

如果某人／某一學派認為：自己能為他人的判斷（詩好壞、作品價值、學術(shù)嚴肅與否）提供“終極合理的規(guī)定”，而不把這套標準視為可修訂的歷史產(chǎn)物，那就是一種強烈的權(quán)力想像。

這種想像往往伴隨一種“立法者姿態(tài)”：把自身位置抬高到可俯瞰一切的高度，好像自己能越出具體處境，為所有人規(guī)定何謂“正當?shù)脑u價”。

Hartman 等批評者之所以排拒 Frye式“結(jié)構(gòu)主義”姿態(tài)，就是因為Frye的系統(tǒng)會把閱讀、對話和差異的空間，收縮到一套統(tǒng)一的價值法典里。

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 Poetics (1976)

附記三 程序上的正當性，對抗“權(quán)力想像”

若問：能為文學批評和價值判斷制定標準嗎？

標準之制定，取決于參與者接受的制度和程序，例如：學術(shù)界透過同行的評審、團體的共識形成暫時的“專業(yè)規(guī)范”、共同守則。

這些都不是出于某個人“天賦有權(quán)”，而是由參與評論者眾體共同擬定，同時，那些“規(guī)范”也可被質(zhì)疑、可被修訂。

較不帶權(quán)力幻覺的姿態(tài)是，承認我（評論者）提出的是一套可以辯護、但也可被別人質(zhì)疑并替代的判準。也就是說：不是“我有權(quán)規(guī)定”，而是“我提出這套準則，并且愿意對它負責、與別人討論其利弊”。

批評家有權(quán)按己見為詩人排座次，但是，若某個批評家把自己的價值標準當成唯一正當并且自認“有權(quán)”替所有批評家劃線，那大概是一種“權(quán)力想像”。

Contingencies of Valu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or Critical Theory

在當代社會，較謹慎的做法是把標準都視為暫時的、情境化的；標準需要不斷在爭論和協(xié)商中被檢驗被修改，而不應是從上而下的終極規(guī)定。

歷史上，《水滸傳》被說成“誨盜”而被朝廷判為禁書，可是，由上而下的禁令不見得有很大的作用。大眾對《水滸傳》的接受，使朝廷的禁書權(quán)力只產(chǎn)生了有限的效應。

附記四 《中國文學編年史》沒有先替作品下判決

陳文新教授主導的《中國文學編年史》（共18卷，涵蓋先秦至清代）沒有先替作品下判決，而是先把作品放回歷史現(xiàn)場；避免先造框架然后把材料塞進去，而是讓材料自身顯示文學史的原生態(tài)。這是它在學界獲評為有新意的原因。

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

《中國文學編年史》沒有先替作品下判決，相當于“暫緩價值判斷”，這做法與當前學界“去中心”“重新語境化”的研究新取向比較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