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卻和日本文部省打了32年官司，人生的最后40年都在為揭露日本歷史真相而努力。

他就是家永三郎，一個幾乎改寫了日本歷史教育格局的“非國民”者。

1913年，家永三郎出生于名古屋一個軍人家庭，他的父親永直太郎畢業(yè)于日本陸軍大學第十七期。他的同期同學出了好幾個陸軍大將，可是永直太郎性格耿介剛直，官場失意，退休時只是個少將。

家永三郎作為精英軍人的后代，當時最好的選擇自然也是成為一名軍官。

可是命運的齒輪在他考試那年卡了一下——以優(yōu)異成績通過陸軍士官學校考試的家永三郎，在體檢時因慢性腸胃病被刷了下來。

未能如愿進入軍校，他只好轉(zhuǎn)報舊制東京高中，之后考取以培養(yǎng)“天皇的官吏和學者”聞名的東京帝國大學，即后來的東京大學。

一次陰差陽錯的落榜，讓日本少了一個軍官，多了一名學者。這對中國人來說似乎是件幸事，起碼中國戰(zhàn)場上少了一個屠戮中國人的劊子手。

1937年，家永三郎從東京帝國大學國史業(yè)畢業(yè)，進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今東京教育大學）教授日本思想史。

1948年，他的史學研究成果獲得日本最高學術(shù)機構(gòu)日本學士院（相當于中國科學院）的“恩賜賞”。

這是日本最權(quán)威的學術(shù)獎項，是從事學術(shù)研究，特別是從事人文科學研究的日本人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

此時的家永只有35歲。

有了研究成果，名譽也隨之而來。

家永三郎沒能成為為天皇效忠的軍官，卻做了天皇的老師——

他非凡的學術(shù)地位和特殊家世受到皇室關(guān)注，被請去為昭和天皇和皇太子講授日本史。

按中國人的說法，就是“帝師”。

教授天皇并未讓家永沾沾自喜，相反，他從上世紀50年代就已開始思想轉(zhuǎn)向，深入研究日本戰(zhàn)爭和天皇制，并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

1890年10月，明治天皇頒布了一份關(guān)于國民精神和各級學校教育的詔書 ，就是后來被稱為“日本軍國主義教典”的教育敕語。

其內(nèi)容主要源自舊日軍的《軍人敕諭》，通篇強調(diào)日本的“皇國觀”和天皇擁有一切權(quán)力的思想，臣民必須絕對效忠天皇。

敕語不僅神化天皇，也成為孕育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溫床。

安倍內(nèi)閣會議曾于2017年4月宣布將教育敕語作為全國教材使用，被認為意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遭到日本各界和鄰國的強烈反對。

家永三郎對“教育敕語”深惡痛絕，他有著和他父親一樣剛直的性格，批評起天皇也絲毫不留情面。他的過激言行，一度被其他學者指責為“變節(jié)”。

可是家永三郎解釋說，自己對皇室的看法會發(fā)生變化，一是因為戰(zhàn)爭的后遺癥，再就是自己認知水平的提高，與節(jié)操并無關(guān)系。

批評了天皇，家永三郎并不滿足，他認為要想讓日本社會正視歷史，必須從教育入手，把真相寫入歷史教材，讓民眾有正確的歷史觀。

很快，他就等來了這個機會。

戰(zhàn)后不久，家永三郎受日本文部省（相當于我國教育部和科技部的合體）委托，編寫歷史教科書《國家歷程》，1952年又獨自編寫高中歷史教材《新日本史》。

一人獨自編寫歷史教材，在日本可謂空前絕后，可見家永三郎學術(shù)水平和地位之高。

編寫過程中，家永三郎堅持以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講述歷史，并對戰(zhàn)爭有真誠的反省。這套教科書后來受到日本教育界高度評價并被廣泛采用。

可是10年之后的1962年，文部省在當年的教科書檢定中認定《新日本史》不合格，認為書中關(guān)于南京大屠殺、侵華戰(zhàn)爭、“731”部隊以及沖繩島之戰(zhàn)的敘述，把戰(zhàn)爭寫得太陰暗，不夠熱愛大和民族，不符合“以愛國主義為綱”的要求，應該描寫日本民眾拼命支持戰(zhàn)爭的光輝形象。

日本右翼則認為家永三郎在向?qū)W生灌輸“自虐史觀”。

什么是“自虐史觀”？就是指論述歷史時忽略提及本國人正面之處，過分強調(diào)本國人負面之處，在歷史描述中“自虐”自身形象。

推行了10年的教科書被突然否定，家永三郎極為憤慨，他認為文部省是國家權(quán)力機關(guān)，否定《新日本史》，就是濫用國家權(quán)力，違反了憲法關(guān)于思想和學術(shù)自由的規(guī)定。

再就是，文部省裁定教科書不合格，在學術(shù)和事實認定上也不合理。

因為在15年的戰(zhàn)爭中，很多民眾在國家的操縱下死心塌地地投入到戰(zhàn)爭中，與文部省的說法恰恰相反。

1965年6月，家永三郎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撤銷文部省對歷史教科書的裁定。

可是讓他想不到的是，他這個民告官的官司一打就是32年，而自己生命的后40年幾乎全部耗在與文部省關(guān)于歷史真相的斗爭上。

漫長的32年間，家永三郎和文部省共打了3場官司。

第一次是1965年，案件在日本政府的操縱下，家永三郎敗訴。

第二次是1970年，家永三郎狀告文部省檢定他在1966年編寫的《新日本史》不合格與事實不符。結(jié)果家永三郎一審、二審勝訴后，文部省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案子被發(fā)回重審后，家永三郎再次敗訴。

1984年，家永三郎提起第三次訴訟。

這次訴訟的一二審，家永三郎仍然勝訴。

可是最高法院只部分認同了他的觀點，裁定文部省對教科書中南京大屠殺、日軍在中國的暴行以及731部隊等問題上的檢定違法，但在沖繩戰(zhàn)、甲午戰(zhàn)爭時朝鮮人民的反日斗爭以及南京戰(zhàn)時日軍強奸事件等問題上，承認文部省的檢定。

家永三郎后來無奈地說，自己只贏了半場官司。

這場持續(xù)了30余年的訴訟，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也讓家永三郎獲得大量擁躉。

家永教授30多歲就獲得“恩賜賞”的極高榮譽，此后著作等身，獲譽無數(shù)，讓無論是文部省還是法曹界都對他頗為忌憚，不敢輕視這位瘦小老人的每一句話。

對日本民眾來說，一名學術(shù)精英挑戰(zhàn)政府機關(guān)，本就引人注目。尤其是在30多年無數(shù)次的庭審中，家永教授幾乎每場必到，讓擁躉們像對待領袖一樣自發(fā)聚集在法庭外，用鮮花和掌聲迎送他們心目中的英雄。

這些人不只是精神上支持，在1984家永三郎第三次提起國家賠償訴訟時，已發(fā)展到3萬人的“聲援教科書訴訟全國聯(lián)絡會”，曾組織代表團前往中國，到盧溝橋、柳條湖、平頂山、南京和731部隊舊址考察訪問，以獲取支持家永教授的更多證據(jù)。

而調(diào)查南京大屠殺的記者本多勝一、調(diào)查揭露731罪行的作家森村誠一、“南京事件調(diào)查研究會”訪華團團長藤原彰教授等30多位日本著名的“非國民”人士也聚集在一起，紛紛自愿出庭作證。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文部省刪除教科書中有關(guān)“731部隊”、南京大屠殺等4處內(nèi)容的行為違法，責令對家永三郎作出國家賠償40萬日元。

家永三郎獨自一人力戰(zhàn)日本政府，贏得日本社會的普遍尊崇，贏得世界的敬意，也間接地給日本國民上了一課，極大地影響了日本歷史教科書內(nèi)容的取舍，使審定基準有所修改，顧及了戰(zhàn)時被侵略國家的感受。

有人因此評價說，家永三郎的名字，是當代日本歷史觀形成過程中無法繞過去的一個里程碑，他的出現(xiàn)，可以視為日本社會戰(zhàn)后文明程度的標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今天日本歷史教育的格局。

這場訴訟的結(jié)果，使日本教科書越來越接近真相，卻也讓日本右翼無法容忍。一些人跳出來攻擊《新日本史》被馬克思主義史觀所控制，屬于自虐史觀。有人則開始編纂新的歷史教科書，如備受指責的扶桑社出版的教材。

家永三郎后來寫了《教科書審判》一書，細述這場訴訟的前因后果。他在書中這樣剖析自己的心境：

“1937年，我沒有迎合、投機戰(zhàn)爭，埋頭保護自己一個人的良心，沒有為阻止那場悲劇做過任何抵抗性的嘗試，旁觀許多同齡人陷入悲慘的命運之中。我的良心因此深受重創(chuàng)。今天，如果我再次放棄，以保護自己一人的良心而告終，能不重復同樣的后悔嗎？”

在他看來，每個日本人都不可逃避對戰(zhàn)爭罪行的個人拷問，即便是普通國民，在道義上對戰(zhàn)爭也負有連帶責任。

基于這個前提，他在《戰(zhàn)爭責任》一書中說：

“出生于戰(zhàn)后與戰(zhàn)爭毫無關(guān)聯(lián)中成長起來的純戰(zhàn)后一代人，完全不會有責任的問題，這是按常識進行的思維……如果說戰(zhàn)后一代人不繼承戰(zhàn)前一代人的遺產(chǎn)就不能形成自己的話，就理所當然也要繼承戰(zhàn)前一代人遺留下的責任?！?/p>

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日本人都是有罪的。

家永三郎對戰(zhàn)爭責任的反省贏得世人敬重。2001年，來自世界各地的144位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等知名人士，聯(lián)名推薦家永教授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可是當年和平獎授予了聯(lián)合國及其時任秘書長安南，家永三郎與其失之交臂。

漫長的訴訟生涯，讓家永三郎生活極不安定，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加上身患腸胃病等7種疾病，讓本就瘦小的他羸弱異常。中國作家張承志赴日探訪時，得知83歲的家永教授體重只有38公斤，驚訝得半天說不出話。

即便如此，張承志仍能從老人瘦小的身體上感知到巨大的能量。他感慨道：

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國家的宣戰(zhàn)，偉大之處不在他的勇氣，而在他所堅持的正義。

2002年1月29日，家永三郎與世長辭，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