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源自網(wǎng)絡）

范欽的“藏書”

□盧江良

在藏書界，提起“天一閣”，可謂無人不曉。這座始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的藏書樓，作為中國甚至亞洲現(xiàn)存歷史最悠久的藏書樓之一，其聲名已遠播海內(nèi)外。但提及天一閣的創(chuàng)建者——范欽，估計了解的人不多，其景況正如當下熱播的大片編劇，無聲地隱沒于幕后。

那么，天一閣與其創(chuàng)建者，兩者的聲名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細究之下，應該跟范欽單一的“身份”有關。確實，大凡藏書家，其身份不止“藏書家”一個。而范欽似乎是個特例。雖然他進士出身，歷任多種官職，也寫過諸多詩文，但在科舉史與文學史上，均沒留下多少“痕跡”。

由于幾無其他“身份”加持，范欽在“圈”內(nèi)外的影響力，自然無法與其他具有多重“身份”的藏書家比擬，從而使得其聲名被他所創(chuàng)建的天一閣那巨大的“光芒”所遮掩。不過，從中也足見范欽與其他藏書家不同，不是將藏書當成“副業(yè)”去操持，而純粹作為“事業(yè)”來堅守。

當然，這樣說，可能有失偏頗。畢竟，范欽不是一開始就把“藏書”作為事業(yè)的。他起初的藏書，只是作為“事功”，目的不外乎在仕途上有所進取。所以，收藏之書均從從政實踐出發(fā)，著重于當朝文獻以及地方志、科舉錄等，無意間卻開創(chuàng)了一條“經(jīng)世致用”的特色之路。

而他真正投身于藏書事業(yè)之中，是在其遭彈劾辭官，結束了三十載宦海生涯之后。他心灰意懶地回到家鄉(xiāng)，原本藏書的東明草堂，隨著藏書的增多，已不堪容納，便利用將近5年時間，在家宅之東修建了一座藏書樓，取名為“天一閣”，將畢生所藏之精華，皆匯集于此所。

藏書樓建成后，為了讓藏書能長久保存，范欽簡直絞盡腦汁。他采取了極盡周密而細致的保護措施：在書樓前置一水池，經(jīng)暗溝與院旁月湖連通，以蓄水防火；在書櫥里放置蕓草以防蟲；在書櫥底下放英石以吸潮；更是嚴令“煙酒忌登樓”，絕不容許任何人對書籍有絲毫褻瀆。

于此，清乾隆年間，朝廷存放《四庫全書》的“南北七閣”（文淵、文源、文溯、文津、文匯、文瀾、文淙），其建筑樣式便仿照范欽的藏書之所——天一閣而建造，藏書規(guī)范也參照范欽為天一閣制定的管理制度。包括范欽之后的公私刻書以及現(xiàn)代圖書館管理，也都深受其影響。

盡管范欽官至相當于現(xiàn)在的副部級，但因清廉加之當時書籍昂貴，其俸祿不足以購買大批書籍。為此，他不惜用藏品與別人交換，甚至于親自手工抄寫。據(jù)說，有時候，他為了能如約還書，連續(xù)多日通宵達旦，這般辛勞一直持續(xù)到過世。如此，為后人留下了七萬卷珍貴的藏書。

范欽的這些藏書，在他離世187年后的1772年，乾隆下詔纂修《四庫全書》并向各地征集公私藏書，他的八世孫范懋柱聞訊，從中精選641種進貢，其中96種被《四庫全書》收錄，另有381種被《四庫全書總目·存目》收錄，兩項共計477種，居全國之冠，發(fā)揮了極大作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范欽分家產(chǎn)的故事。1585年，八十高齡的他，眼見時日不多，便把家產(chǎn)分成兩份，一份是白銀萬兩，另一份是自己的藏書，要求每房只能任選其一，并規(guī)定繼承藏書的，要永遠地承擔護書的責任。這一舉動，被后人視為“天一閣歷史上最閃光的一個瞬間”。

也正因為范欽這種藏書精神的感召，感動了后來的諸多藏書家，他們愿意將自己畢生的收藏，無私地匯集到天一閣中。譬如，《鄞縣通志》編纂馮孟顓，將其伏跗室中十萬卷的藏書捐獻給了天一閣；民國富商、秦氏支祠的后人秦君安，將收藏的八千多件文物悉數(shù)捐贈給天一閣……

時光荏苒，歷經(jīng)了四百六十余年的風雨滄桑，范欽生前的政績已湮沒于塵埃，但他遺留下來的那些藏書，為古文化典籍的流傳保留了寶貴的火種，成為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中永不磨滅的共同財富；他的那種藏書精神，更是超越時空，深深烙印在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

當前，范欽創(chuàng)建的那座天一閣，凝聚著他獨特的藏書精神，已成為寧波耀眼的文化地標，甚至于這個時代的精神象征，它正煥發(fā)出絢麗的光彩，燭照著所處的那座城市，用力催動書香有機融入城市肌體，激發(fā)出文化賦能的強大動力，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2024.7.31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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