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平臺經濟的蓬勃發(fā)展，一些教師從事起運營短視頻賬號、開設網絡直播的副業(yè)，甚至在工作時間內直播、收受打賞。重慶市民鄒某反映，多名自稱老師的博主在網絡平臺發(fā)布學生的視頻“吸粉”，并且在工作期間直播、收受打賞牟利。網民評論稱：“心思全放在直播上了，下課比學生還著急”。(8月13日半月談)

教師直播，到底可不可以有？答案顯而易見。其一，沒有什么規(guī)定說教師不可以參與直播；其二，開設運營短視頻賬號、開設網絡直播，屬于典型的自媒體操作，而進入“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有麥克風”的自媒體時代，“人人”中出現教師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其三，直播具有的不只是趨勢化、產業(yè)化特征，更有專業(yè)化、知識化等特征，教師融入并實踐直播這門課程，某種意義上也是豐富和提高自我。分析開來，多個理由支撐教師直播“可以有”。

有這樣一位“阿欣老師”，通過拍攝記錄課堂內外的日常，成為“網紅老師”，不僅拉近了和學生間的距離，還將網紅賬號作為所帶班級——電商畢業(yè)班的課程教案，為學生鋪展了就業(yè)之路。擴大教學影響力，通過創(chuàng)新教學激發(fā)學生的興趣和動機，利用直播進行知識科普和教育理念宣介，正面案例提醒我們必須走出“老師直播，就是不務正業(yè)”的誤區(qū)。

但是，不是所有參與直播的教師都是“阿欣老師”。報道中“老師”們“瘋狂直播”，一個月直播超過百場，“一下課就直播”，如此“沉迷”直播，把大量的精力耗在直播這頭，勢必就會影響教學工作那頭。

而通過記者梳理發(fā)現，多名自稱中小學一線教師、粉絲數近百萬的博主，通過拍攝課堂教學視頻、學生幽默段子等吸引關注。在個人簡介中，博主們給自己貼上“中小學高級教師”“18年重點中學任教經驗”等標簽，增強身份可信度。發(fā)布視頻之余，不少博主還在商品櫥窗內兜售學習用品、教輔資料和網絡課程，熱門商品銷量高達40萬件。同時，自稱教師的博主們還發(fā)布拍攝學生正臉的視頻，一些博主直播時的畫面也包含學生面貌，且并未作模糊處理。還有些直播，對打賞來者不拒，因教師職業(yè)特殊性，公眾自然擔心有的家長為了孩子“被特殊關照”，不惜爭當“榜一大哥、大姐”走“曲線送禮”，從而有損教育公平。

透過這些反面案例及由教師直播引發(fā)的種種擔憂，也不難看出教師直播同樣是一道“讓人歡喜讓人憂”的社會考題，發(fā)出的警示意義在于，教師直播處于現行法律法規(guī)監(jiān)管真空地帶，亟須完善規(guī)章制度以厘清教師權責邊界。

一邊是“可以有”，意味著教師直播還會繼續(xù)；一邊是“讓人憂”，意味著對教師直播就不能置之不理、放任自流。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工作的導向，該思考教師直播“管得住、用得好”的問題了。支持教師直播，但必須反對一門心思玩直播、把副業(yè)當成主業(yè)的教師直播，必須反對侵犯學生隱私、利用職務便利謀取私利的教師直播，必須反對林林總總“變了味”的教師直播。要通過敢管真管嚴管，在“管得住”中防止跑偏,確保教師直播始終具有教師的調性，符合教師的氣質；通過標準制定、規(guī)則約定和導向激勵，在“用得好”中沿正軌而行，確保教師直播充分釋放在線教育的正向效應。一句話，必須把“教師直播”管住用好。（本文首發(fā)大江網理論評論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