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貌美如花的女副局長，自稱在19年前出資300萬用于某工程項目投資，因工程項目負責人拿到款項后沒有按照合同約定歸還，被副局長訴至轄區(qū)法院，原本是一起普通的民間投資借貸糾紛，由于這位副局長的“滲透”，致使該案被省內(nèi)各級法院判的五花八門，讓吃瓜群眾看得眼花繚亂。

一起“蹊蹺”的民間借貸糾紛

2005年6月23日，李喜國通過翟姓女子介紹，與宋奎明達成合作協(xié)議：李喜國因承建一汽啟明家園5#、8#樓工程急需資金，向宋奎明個人暫借人民幣220萬元整，借款期限為6個月，并出具了欠條;2006年3月7日，李喜國從宋奎明處再次借款80萬元并出具欠條，同日，簽訂了按期還款保證書，稱如違約，借款人自愿以啟明家園等所有工程欠款債權以及家庭自有財產(chǎn)償還出借人。

作為“介紹人”的翟姓女子可不是普通人，她當時是長春市綠園區(qū)發(fā)改局干部，名叫翟桂玉，她與李喜國是老相識，李喜國心知這些借款都出自翟桂玉之手，宋奎明不過就是個“替身”罷了。 宋奎明對外宣稱借款為300萬，而李喜國卻稱本金只有150萬，另外150萬是預付的利息。

為了能順利拿到一汽啟明家園5#、8#樓工程項目，沒有建設工程資質的李喜國以華星公司星源分公司負責人名義掛靠在了長春華星建筑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華星公司)名下，并私刻了星源公司的法人章和財務章。

2005年6月22日，也就是李喜國拿到宋奎明第一筆借款的前一天，宋奎明為了投資回收有保障，他與華星公司及身為華星公司星源分公司負責人的李喜國簽訂了一份《委托承諾協(xié)議書》。

三方簽訂的《委托承諾協(xié)議書》(當事人提供)

據(jù)華星公司的張總稱，李喜國為了逃避向華星公司繳納掛靠管理費，最終沒有以華星公司名義對一汽啟明家園進行施工，而是安排手下司機李文俊以長春鑫安房地產(chǎn)開發(f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鑫安公司)的名義代己施工，李喜國也沒有完全將借款投入到一汽啟明家園5號樓和8號樓的建設上，而是與宋奎明一起轉投到遼源某個項目上。

至于遼源項目最終是否盈利，外人不得而知。

2009年2月22日，宋奎明、翟桂玉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將華星公司和李喜國分別列為被告訴至長春市綠園區(qū)人民法院，請求法院判決二被告共同向其償還欠款300萬元。

一份顛覆認知的判決

翟桂玉和宋奎明把華星公司列為被告的依據(jù)是2005年6月22日，原告宋奎明與華星公司及身為華星公司星源分公司負責人李喜國簽訂的那份《委托承諾協(xié)議書》，協(xié)議書內(nèi)容為：茲有華星公司星源分公司法人李喜國與宋奎明個人共同進行一汽啟明家園5號、8號樓的施工建設，該工程由宋奎明個人投入資金，為保證所投資金有效使用和安全收回，星源分公司在華星公司賬上的所有款項每筆支出，必須由宋奎明本人簽字辦理方能支取。就是依據(jù)這份委托承諾書，起訴人強行把華星公司納入了被告。

據(jù)華星公司法律顧問董先生稱，2005年6月18日華星公司與鑫安公司確實簽訂了一份《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補充協(xié)議》，但是該份協(xié)議中所涉的啟明家園5號樓和8號樓均是李喜國通過個人關系從鑫安公司承攬的工程，李喜國最終沒能“靠掛”華星公司。

董先生表示，由于李喜國放棄“掛靠”華星公司，案涉三方簽訂的《委托承諾協(xié)議書》自然成了一份不成立的合同。

2009年末，長春市綠園區(qū)法院開庭審理了這起民間借款糾紛案，當庭，二原告要求被告華星公司償還300萬元借款及利息，被告李喜國承擔連帶責任，對于這300萬的資金來源，二原告卻無法提供出處。

李喜國向法庭一再堅稱，他只拿到了150萬元本金，第一筆借款是110萬他出具了220萬的欠條，第二筆借款是40萬現(xiàn)金他出具了80萬借條，多出來的150萬是宋奎明提前索要的利息。

2009年11月12日，在事實清楚的情況下，長春市綠園區(qū)人民法院依然作出(2009)綠民一初字第348號違背事實的判決：被告華星公司給付原告宋奎明、翟桂玉借款人民幣三百萬元及利息，被告李喜國對前款承擔連帶責任。

華星公司張總稱這是一份事實歪曲、邏輯顛倒的判決書。

來自綠園區(qū)法院的民事判決書(當事人提供)

中院頂住壓力堅持糾錯

華星公司接到判決書第一時間提起上訴，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后開庭，就雙方爭議問題做了認真調(diào)查，并于2010年4月23日作出(2010)長民五終字第87號《民事判決書》，判決稱：2005年6月23日李喜國與宋奎明簽訂了220萬元的借款協(xié)議并給宋、翟出具了借條，2006年3月7日李喜國在宋、翟處借款80萬并出具了借條，2006年3月7日李與宋簽訂了300萬的按期還款保證書，上述借款協(xié)議、借條及按期還款保證書中，李均是以個人名義與宋、翟簽訂的，系李個人借款，上訴人華星公司均未簽字蓋章認可，上訴人2005年6月22日蓋章的委托承諾協(xié)議書發(fā)生在李借款之前，且該委托協(xié)議書僅是上訴人對工程回款支取的承諾，并非對之后發(fā)生的李借款還款的承諾，因此李喜國個人借款與華星公司無關，借款應由李個人償還。

長春中院判決撤銷綠園區(qū)法院(2009)綠民一初字第348號民事判決，判決李喜國給付被上訴人宋奎明、翟桂玉借款三百萬及利息。

據(jù)華星公司張總稱，宋奎明與翟桂玉根本不同意向李喜國主張權利，接到判決書后，二人沒有走正常程序向吉林省高院提起再審，而是由當時升為某局副局長的翟桂玉利用自身人脈找到了省內(nèi)某位政法領導，后在該領導干預下，這起案件在長春中院啟動再審，再審法官頂住層層壓力，最終作出(2011)長民再字第71號《民事判決書》，維持了(2010)長民五終字第87號判決。

來自中院第87號判決書(當事人提供)

來自中院第71號判決書(當事人提供)

按理說，這樁借款合同糾紛案就此本該畫句號了，哪曾想，又一場鬧劇已悄悄上演。

來自省檢的超期“抗訴”

據(jù)華星公司張總稱，已經(jīng)升為某局副局長的翟桂玉在接到長春中院再審判決書后，一刻都沒有消停，使出渾身的解數(shù)在省內(nèi)挖門子找關系。

大約兩年之久，翟與宋“找”出4份“新證據(jù)”向吉林省高檢提出抗訴申請，這4份“新證據(jù)”是銀行的“儲蓄取款憑條”，憑條取款日期分別為：2005年6月23日“54萬”、2005年6月23日“11萬”、2005年6月27日“15萬”、2005年7月6日“30萬”。

4份憑條累計金額為110萬，與李喜國堅稱的第一筆借款220萬一半是本金一半是利息相印證?？磥?，翟桂玉在前三審時對所謂的“新證據(jù)”秘而不宣，原因是怕露出“本金”的真相。

2013年7月10日，根據(jù)原告提交的4份“新證據(jù)”，吉林省人民檢察院作出【2013】39號民事抗訴書，2013年8月13日吉林省高院作出(2013)吉民抗字第30號民事裁定，提審本案。

據(jù)華星公司法律顧問董先生稱，從2012年5月14日長春中院作出的(2011)長民再字第71號判決，到2013年7月10日檢察院作出抗訴，已經(jīng)超過了當時的法定抗訴期限。

原告提供的4份建設銀行“儲蓄取款憑證”

2015年5月，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這起借款合同糾紛案，李喜國沒有到庭。

法院審理認為，李喜國借款行為不代表星源公司及華星公司的職務行為，根據(jù)合同相對性原則，借款合同主體為李喜國個人，應由其個人承擔還款責任。但李是以華星公司名義進行的啟明家園5號樓和8號樓的施工，而華星公司未對李施工的5號樓和8號樓結算工程款項盡任何監(jiān)管義務，對宋、翟的借款不能及時收回負有一定的過錯責任，華星公司應對李不能償還宋、翟借款承擔部分連帶賠償責任。判決撤銷長春中院作出的(2011)長民再字第71號判決;維持長春中院(2010)長民五終字第87號民事判決第一項、第二項，撤銷第三項;由華星公司在李喜國不能清償上述債務金額的30%范圍內(nèi)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最終，吉林省高院還是確認為李喜國個人借款，300萬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仍由李喜國承擔。但該判決與長春市中院兩次判決不同之處是：華星公司在李不能清償上述債務金額的30%范圍內(nèi)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對于法官在判決書中認定的“李喜國是以華星公司名義進行的啟明家園5號樓和8號樓的施工，而華星公司未對李喜國施工的5號樓和8號樓結算工程款項盡任何監(jiān)管義務”一說，華星公司法律顧問董先生連稱“荒唐”，并直言這是法官故意在張冠李戴，混淆是非，因為啟明家園5號樓和8號樓的施工是李文俊以鑫安公司名義完成施工的。

華星公司張總曾找到吉林省高院主審法官付麗，要求其對認定事實和判決結果作出解釋，付法官無奈地表示：希望能理解她的苦衷。

來自吉林省高院的判決書(當事人提供)

如此“任性”執(zhí)行為哪般

2016年2月26日宋奎明、翟桂玉依據(jù)生效的(2014)吉民提字第7號和(2010)長民五終字87號民事判決向一審法院申請對華星公司強制執(zhí)行。華星公司對一審法院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的執(zhí)行裁定不服，隨即向一審法院提交了執(zhí)行異議書。

在華星公司看來，宋奎明和李喜國在2009年之后一直在一起承建遼源市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香港財富產(chǎn)業(yè)園廠房項目，明知李喜國有財產(chǎn)可供執(zhí)行，但卻不向法院提供財產(chǎn)線索，而一味對華星公司先予執(zhí)行有悖法律。

然而，一審法院于2016年11月4日又以裁定方式駁回了華星公司的異議。

華星公司對一審法院駁回異議裁定仍然不服，隨即就向長春市中院提交了《復議申請書》，而長春市中院卻于2017年5月23日用執(zhí)行裁定的方式又駁回了華星公司的復議申請。在華星公司對(2016)綠執(zhí)異字21號執(zhí)行裁定向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復議申請書》期間，一審法院于2017年2月24日又作出了一份(2016)吉0106執(zhí)166號之二執(zhí)行裁定書。

根據(jù)上述案件存在的所有問題華星公司于2017年7月28日向一審法院提交了《民事案件評查申請書》，一審法院在多個部門參與下確對該案組織過一次評查，可至今也沒給出評查結果。

自此之后，翟桂玉、宋奎明沒有向華星公司主張權利，在華星公司看來，李喜國可能已經(jīng)償還借款，或許這是由李與翟、宋二人合演的一出“雙簧戲”罷了。

直至2024年7月，即7年之后，華星公司發(fā)現(xiàn)企業(yè)賬戶被綠園區(qū)法院凍結，通過調(diào)查得知，申請執(zhí)行人是正局級退下來的翟桂玉和宋奎明通過綠園法院執(zhí)行局做的手腳。

華星公司提出執(zhí)行異議，執(zhí)行法官趙紅飛不接受華星公司關于李喜國名下有可供執(zhí)行財產(chǎn)的證據(jù)，不對李喜國名下的財產(chǎn)采取查扣措施，完全配合翟桂玉堅持執(zhí)行華星公司。

律師點評：原告涉嫌虛假訴訟

吉林盛唯律師事務所的王律師稱，宋奎明、翟桂玉將巨額資金以投資名義出借給李喜國個人，且在借款合同中明確約定了投資項目為一汽啟明家園5號樓和8號樓，拿到借款后的李喜國沒有繼續(xù)該項目，經(jīng)與出借人(投資人)協(xié)商后改投其他項目，造成借款無法收回。出借人為了挽回損失，向法院虛構投資事實、提供虛假證據(jù)，以欺詐手段向華星公司主張還款責任，其行為已經(jīng)涉嫌虛假訴訟罪。

華星公司法律顧問董先生表示，吉林省高院法官付麗，在查清事實的情況下迫于某種壓力，沒有依法作出公正裁決，而是以“和稀泥”的方式讓華星公司為借款人李喜國“兜底”，作出“華星公司在李喜國不能清償上述債務金額的30%范圍內(nèi)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一判決不但顯失公平，而且荒唐，其行為已涉嫌瀆職枉法。董先生強調(diào)，華星公司即便有管理責任，也不應該承擔30%賠償，何況沒有。翟桂玉作為國家公職人員，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發(fā)改局干部，竟能輕松拿出300萬(應為150萬)資金用于投資，不僅僅是違背了《公務員法》這么簡單，她的巨額資金到底出自哪里?

針對上述人的違法行為，以及綠園法院無視法律規(guī)定配合翟桂玉“任性”執(zhí)法，華星公司開始向當?shù)丶o委監(jiān)委等部門實名舉報。

對于該案進展，媒體將繼續(xù)關注。(叢陌)

原文來自今日頭條: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05864020609204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