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的發(fā)展往往呈現(xiàn)“譬如積薪，后來者居上”的狀態(tài)，這一方面是由于前人做的工作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后來者不斷“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通過回溯學術史，汲取營養(yǎng)，建立路徑，強化共識的結(jié)果。但在文物研究領域，我們今天的許多成就與認識卻并不是直接建立在中國傳統(tǒng)金石學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考古學基礎上的。站在后人的角度，當我們回看梁廷枏的銅鏡研究，確實有種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感，能看到他在銅鏡斷代以及紋飾內(nèi)涵闡釋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問題。由于缺乏科學考古發(fā)掘的資料作為基礎，梁氏在斷代時只能主要依靠銅鏡銘文，根據(jù)銘文的書體、文字內(nèi)容等進行斷代。所以產(chǎn)生了許多錯誤，比如第一卷中的“千秋萬歲鏡”，梁氏根據(jù)銘文定為漢代，實則以今天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成果看，定為宋遼時期鏡更為合宜。再如第三卷“馬青鏡”，梁氏定為唐代，實際上從今天的研究看，該鏡當為明代人鑄造的仿漢鏡。類似的問題在書中還有很多。另外，梁氏書中將許多的日本和鏡或中國造仿和鏡當作唐宋時期銅鏡，也是一個集中的問題，這一點羅振玉在《鏡話》中已有所批評。但從保存資料的角度，梁氏將這些資料都保存下來，對我們了解當時的學術狀況及當時人對和鏡的認識依然具有資料價值。

今天我們評價《藤花亭鏡譜》的價值，如果僅僅站在后來者居上的角度就難免和羅振玉得出一樣的結(jié)論，認為此書“無足觀也”。但如果我們從整個銅鏡研究發(fā)展史的角度去看，則會發(fā)現(xiàn)《藤花亭鏡譜》一書閃耀著難以磨滅的光芒，特別是對今天銅鏡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有其特殊的價值，甚至以筆者所見，其學術史的建設意義甚至超越了羅振玉稱贊的《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綜合來說，其學術史價值至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創(chuàng)造了對銅鏡進行文字描述的范式

與《宣和博古圖》（鑒類）、《西清古鑒》（鑒類）及《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等銅鏡著錄主要依靠拓片或摹繪銅鏡圖，再輔以文字對銅鏡銘文進行解讀不同，《藤花亭鏡譜》形成了一套對銅鏡進行文字描述的規(guī)范，即由鏡緣至鏡鈕，由外至內(nèi)，逐層描述的規(guī)范，不僅如此，梁氏還根據(jù)鏡鈕中孔的朝向確定銅鏡鏡背的上、下、左、右，將之稱為“四方”，然后將剩余的四個交叉方位稱為“四隅”。這樣一來就比較好地解決了銅鏡文字描述的對應與準確性問題。今天我們進行文物研究，有更加方便高清的圖片資料，但仍然要對器物進行描述，而這種描述也并沒有形成固定的模式，部分發(fā)掘報告、圖錄和研究文章習慣采取從鈕開始，逐漸向鏡緣，由內(nèi)而外介紹銅鏡，也有的則正好相反。這不僅是一個描述習慣的問題，背后還牽扯到學術規(guī)范的建構以及對古人設計銅鏡理念的探索。

梁氏所錄“漢尚方八乳鏡”

另外，梁氏這種根據(jù)鏡鈕分上下，定四正、四隅的表述，其實對我們研究銅鏡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我們?nèi)砸詽h代的博局鏡為例，今天我們的研究越來越清楚地證明了博局鏡的紋飾與博局占之間的關系，說明博局紋本身就是一套宇宙系統(tǒng)，那么，以這樣的紋飾來設計銅鏡，自然也需要在鏡背上區(qū)分四正四隅，以便排布紋飾，不同的紋飾，其所處在鏡背的位置并非隨意安排，而是與其位相配合的。如果我們可以早些重視梁氏的著作，從占卜術和數(shù)術、堪輿術的角度研究與思考銅鏡紋飾，或許就能有許多新的發(fā)現(xiàn)。

開啟了對銅鏡藝術價值的關注

對于這一意義，陳恩維撰寫《梁廷枏評傳》時已有所提出。他指出“《藤花亭鏡譜》之最可注意者，在于對古鏡的形制及其藝術價值的研究”。只可惜陳恩維并不研究文物，因此對梁氏的這一突出貢獻并未進行進一步的闡發(fā)。在梁廷枏之前，銅鏡中最受關注的乃是有銘文之銅鏡，金石學家們將銅鏡上的文字作為可以正經(jīng)補史的史料加以考證，因此倍加珍惜，而對沒有銘文的銅鏡則關注較少。以《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為例，該書共收銅鏡二十五面，其中沒有銘文的僅五面，正如錢坫自序所說“前人舊物每重其文字，故但有花紋無銘識者即不著錄，惟八卦以下五種，則以制造標奇存之”。而梁氏《藤花亭鏡譜》所收無銘識之鏡多達七十二面，近乎全書一半，梁氏對這些銅鏡也進行了詳細的描述，還對部分紋飾內(nèi)容進行了深入的考證。從學術研究史的角度，梁氏的著錄實際上擴展了銅鏡研究的內(nèi)容，在以往的銘文證史之外開辟了關于銅鏡藝術研究的新領域，其價值不可謂不大。

不僅如此，由于梁氏對每件銅鏡都進行了完備細致地描述，他還幫助我們建立起了許多銅鏡及其紋飾名稱之間的對應關系，這是其他很多同時期甚至晚近銅鏡著作所沒有達到的。比如，第七卷所收“四乳水蟲鏡”，梁氏對水蟲紋描述云“……并有水蛭，多者十二，小者八。大旨以水雖清必有蟲游其上，鑄者蓋自詡其所為鏡本清明無瑕有類于水，而刻畫背文種種如此，而無損其光，亦尤蛭之行于水而不害其為清也”。即認為水蟲紋就是水蛭，鏡背鑄這種紋飾是象征銅鏡的清明如水。然細審其紋飾，實際上是今天所習稱的漢代四乳八鳥鏡，所謂“水蟲”今天被稱為“鳥紋”。對同一紋飾兩者差距巨大，如果沒有梁氏的著錄，我們在文獻中看到這樣紋飾的命名無論如何也難以將其與鳥紋對應起來。類似的例子在書中還有很多，由于其他銅鏡著錄的文字描述主要關注的是銅鏡上的銘文，只有梁氏的著錄讓我們了解了當時銅鏡收藏家對大量紋飾如何定義，并且對紋飾內(nèi)容是如何理解的，盡管今天看來這種理解存在許多偏差與誤讀，但仍不失為重要的資料價值。

梁氏所錄“唐四乳水蟲鏡”

以文獻考證銅鏡見解精當

由于梁氏具有非常好的舊學基礎，博覽經(jīng)、史、子、集，歷史典故與詩文軼事信手拈來，又熟悉書畫史，因此對于許多銅鏡銘文或紋飾背后的文化意蘊的闡發(fā)頗為精當。比如第一卷所收“為善最樂”鏡，雖然梁氏將其時代誤定為漢代，但對于“為善最樂”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銅鏡銘文，梁氏根據(jù)《后漢書》記載指出其典故出“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帝問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這顯然與明代人鑄造此鏡時所引用的典故語境是一致的，讓我們對這面銅鏡的意蘊有了更準確深入的理解。

梁氏所錄“漢爲善最樂鏡”

明為善最樂鏡

又如第八卷所收“五岳真形鏡”，梁氏雖然將這面明代銅鏡誤定為宋代，但是他引《漢武內(nèi)傳》中“帝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囊……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云云”。指出五岳真形圖圖像的流行與此類文獻的出現(xiàn)有關，并說“又小說載，服真形為修真之秘，佩之可避諸邪百怪”。這也對我們理解五岳真形圖銅鏡的流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梁氏所錄“宋五嶽真形鏡”

明五岳真形鏡

凡此之類，書中還有不少，不再一一列舉。可以說，梁氏出入經(jīng)史，摘引詩畫的考證方式提醒我們，對于銅鏡的文化意蘊，我們目前所知還遠遠不足，銅鏡作為中國古代流行時間最久，使用最廣泛的銅器類型之一，其設計與使用是處于整個傳統(tǒng)文化的語境之中的，除了基礎的照面功能之外，它時而作為道德鏡鑒，鑄有各種敦行教化的詞句；時而作為宗教法器，鑄有道教的符箓或佛教密宗的箴言；時而又成為民間禮俗的必備用具，承載著普通人對于長壽、和睦、生子等希求的祝愿。因此，要講清楚銅鏡的意蘊，應當將其放在整個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背景下進行關照，通過對整個傳統(tǒng)文化的學習形成整體的語境，并將這種語境傳達給今天的社會。

保存了銅鏡鑄造工藝的相關史料

與同時期其他銅鏡著錄僅僅關注銘文不同，梁氏著錄除了關注銘文、紋飾外，還關注到了一些銅鏡鑄造的工藝，并對其做了初步探討，其中最典型的是對透光鏡的探討。第二卷所收“漢日月小鏡”是一面透光鏡，梁氏在考證該鏡時說“此鏡透光，字畫盡清徹。凡古鏡，就日照之，其背文一一透露者最為奇異可寶，或以為鑄器之年、月、日、時與鑄者之生命巧相符合，偶就其時鑄之可得其一。倘人易其時，時易其人，均不能也。是說蓋通于歐冶之劍，不得謂竟無其理?；蛞詾槌鲇诠殴捤幹沏~之所為，然所見透光者往往多漢魏六朝器，試思，宇內(nèi)安所得持千余年不復耗散之藥物？且事果有之，則法宜傳后，何以近百十年來之新鑄無所謂通背者？況背文必照日乃見，則土氣所不能侵蝕可知，設果藥能固銅，是即百煉金液之一證，寶貴無逾此矣?！缎蛨D》總說有制作之工妙，或中虛而謂之夾鏡之說，然考《圖》所載，固無所謂‘夾鏡’者，后人因其語，遂以透光一類當之。疑面薄逾紙其內(nèi)別作文飾，絲毫與背文相肖，使見從隔面易以透出。果爾，則其器必厚，且必有臃腫意象。今所見，有面背相去薄不及分，而背文已凸起于外者，萬無復作背式夾入其中理，此中微妙難明，不得不歸諸神異矣”。在這一段論述中，梁氏分析了關于透光鏡成因的三種說法，“人鏡生辰互感說”“鏡藥固銅說”和“夾鏡說”，通過他的分析可以看出，他認為這三種說法都不能令人信服，也都進行了比較客觀的辯駁。關于透光鏡，歷代都受到關注，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就已經(jīng)概括性地指出其透光原理“人有原其理，以為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鑒面隱然有跡，所以于光中現(xiàn)”。清代科學家鄭復光則與沈括觀點相似，很可惜沈括與鄭復光的觀點梁氏并未看到，否則也不會最終只能無奈道“此中微妙難明，不得不歸諸神異矣”。雖然梁氏沒有最終弄清透光鏡的原理，但是他科學謹慎的態(tài)度，特別是其對銅鏡鑄造工藝的關注是值得肯定的。《藤花亭鏡譜》中梁氏著錄的透光鏡不只這一面，結(jié)合2022年美國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發(fā)現(xiàn)透光鏡的情況，說明古人雖然不是刻意地在鑄造透光鏡，但由于一脈相承的鑄造工藝，當有不少保存到今天的銅鏡在打磨之后都存在“透光”的現(xiàn)象，這也提示我們在開展銅鏡研究的過程中應該加強對銅鏡工藝的關注，發(fā)現(xiàn)更多銅鏡的秘密。

梁氏所錄“漢日月小鏡”

文學與情感價值

《藤花亭鏡譜》不僅是一部銅鏡研究與著錄的專著，也是梁廷枏作為收藏家的自況，在描述銅鏡，特別是對圖畫性紋飾進行描述時，梁氏的語言是簡潔而優(yōu)美的，比如第四卷所收“仙人觀瀑鏡”，梁氏這樣描述，“其中流泉清湛，疊石為平臺，一人坐其上，翹首仰眺，目注前瀑，衣帶飄搖道骨仙風，宛然如見。后一童作斂手侍立狀，亦仰面遠觀。童后有竹數(shù)竿，雙鉤極瀟灑之致。微云起于竹杪，云端雙雁鼓翼翱翔，臺側(cè)芝草一披雙莖。水際荷花正開，葉側(cè)吐芽，短荻參錯，疏枝右則，巨石掃流，苔點蒙茸。上有懸崖，草叢風偃。一瀑界石飛流而下，至巨石之面為積苔所掩，再起一疊，作怒泉噴出，直注平川”。這一段描寫真如一段小品文，不但能做到即使沒有拓片也能讓讀者清楚畫面內(nèi)容，宛如在眼前，更兼語言清雅，悅目娛心。單是讀此一段已經(jīng)是一種享受。如此介紹銅鏡，銅鏡中的世界又怎能不令人向往。

梁氏所錄“晉仙人觀瀑鏡”

不但如此，在行文中，梁氏還飽含感情地談及與師友親人的感情，許多內(nèi)容令人動容。比如第一卷所收“漢長毋相忘鏡”，梁氏在著錄完銅鏡之后因為這面鏡曾為自己的父親所藏，因此寫道“先子常攜之行篋者，裁宋錦連環(huán)囊并貯之，外更覆以螺鈿合璧漆匣，裝璜雅致。自閩歸，經(jīng)十八灘，舟壞，他物盡失，惟此獨存。仿佛如子固蘭亭故題詠時。及之予極承房師耒陽謝東平先生教迪，庚子方得選澄海，而先生已卸縣事旋楚，維舟珠江，來越華池館話別，師弟臨歧依依，因撿篋取彼鏡獻之，海上琴弦云山阻隔，每摩挲此鏡，不禁感嘆而興也”。這一段描述敘述了兩段回憶，一是對父親的回憶，父親因為船壞落水，隨身之物盡皆丟失，但看到這面鏡子保存下來時的欣喜之情仿佛還在面前。二是自己與恩師謝東平先生的交往。兩段交往最終都匯聚在這面銅鏡上，物是人非，不只作者感嘆，讀者讀到此處，又怎能不感嘆。也印證了這面鏡子的銘文“長毋相忘”，這面來自漢代的鏡子與作者的人生產(chǎn)生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也讓今天的人在理解古物的時候多了一種角度，“長毋相忘”這種恒久的感情，并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改變，而那些如銅鏡、古跡一樣的“永恒之物”則不斷地提醒著我們，總有些人和情感是無法忘卻的，珍惜今日事，善待眼前人，“一旦過眼煙云已非己有，悔將何及”，這也是古物的重要價值，更是對于古物著錄的重要價值。

梁氏所錄“漢長毋相忘鏡”

縱觀梁氏著錄，雖然限于當時條件與自身學力、眼界，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其價值是值得被重視的，當今文物研究，特別是銅鏡研究界在完成了大部分分期斷代的工作之后，或許更應該逐步加強對學術史的梳理，以歷史自覺從前人的著作中吸收養(yǎng)分，做出更多對未來有益的研究與探索。愿梁氏之珠得以浮塵盡去，重現(xiàn)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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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王蕾 董苗 摘編自 呼嘯 著 《 藤花亭鏡譜》圖注考釋 之 引論 。內(nèi)容有刪節(jié)、調(diào)整。

（審核：孫莉）

978-7-03-078871-9

定價：238.00元

《藤花亭鏡譜》為梁廷枏所著，撰成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是中國最早的關于銅鏡研究的專門著錄之一，收錄銅鏡150余面，具有很高的文物學研究價值和銅鏡研究學術史意義。但是由于這本著錄長期以來缺乏善本流傳，以致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目前沒有一本專著，也沒有專門的文章對其進行研究。本書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徐乃昌、徐可行所藏善本為底本，與《續(xù)四庫全書》本進行比較，文本點校，并結(jié)合考古發(fā)現(xiàn)和博物館收藏文物，對每一面銅鏡尋找相關文物圖片進行圖注與考釋。本書適合文博領域從業(yè)人員、高等院校文博類專業(yè)的師生、社會收藏愛好者參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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