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上海市金山區(qū)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霍海龍、喬鳳龍、章榮華犯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fā)票罪，向上海市金山區(qū)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霍海龍、喬鳳龍、章榮華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及罪名沒有異議。被告人霍海龍的辯護人認為霍海龍具有自首和立功情節(jié)，建議法庭對其減輕處罰并適用緩刑。

1. 被告人霍海龍犯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fā)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2. 被告人喬鳳龍犯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fā)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3. 被告人章榮華犯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fā)票罪，判處拘役六個月，緩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

一審宣判后，三被告人未上訴，檢察院未抗訴。

主要問題

1. 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是否可認定為立功表現？

2. 如果可認定為立功，則其應當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五種立功情形中的哪一種情形？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根據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fā)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p>

該司法解釋規(guī)定了五種立功情形，前四種情形屬于列舉性規(guī)定，是實踐中最為常見的幾種立功情況，第五種情形屬于兜底性規(guī)定，囊括除上述四種情況之外其他可認定為立功的有利于社會、國家的行為。本案中，被告人霍海龍勸說并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為未包括在前四種立功情形之中，但屬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可認定其屬于刑法上的立功。具體理由如下：

（一）認定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為立功表現符合立功的立法本意

刑法設立立功制度，并對有立功表現的行為人給予從輕甚至減輕的刑罰優(yōu)遇，其實質根據有兩點：一是從法律上說，行為人在犯罪后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表明行為人對犯罪行為價值的否定，因而其再犯可能性會有所減小，利用刑罰對其進行個別預防的需要減弱。二是從政策上說，對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或者提供重要線索等行為，給予刑罰上的從輕，有利于鼓勵行為人犯罪之后揭發(fā)他人犯罪、阻止他人犯罪、協助司法機關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等，有利于預防新的犯罪或司法機關及時發(fā)現、偵破已經發(fā)生的犯罪案件。

本案中，被告人勸說與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為，體現了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認罪、悔罪態(tài)度，從其人身危險性而言是減小了，并且該行為又具有社會有益性，有利于司法機關及時發(fā)現、偵破犯罪案件，刑法規(guī)范的效力也得到了確證。因此，從立法本意而言，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為應認定為立功表現。

（二）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相比 “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 更具有效性

司法解釋中明確規(guī)定 “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 為立功表現，而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為與該行為相比，明顯經濟效果更好。因為就共同犯罪而言，行為人在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同案犯后，可能會出現同案犯拒不認罪、抵賴、推脫等情形，從而加大查證的難度，增加辦案的司法成本。而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既省去了抓捕的環(huán)節(jié)，又可以較快地查明犯罪事實，這種情形顯然比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更節(jié)省司法資源，更提高辦案效率，更符合立功的精神，因此，當然應認定為立功。

（三）法律適用上應適用 “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 規(guī)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的第五種立功情形是 “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該規(guī)定具有一般性規(guī)定與兜底性規(guī)定的雙重特征。其一般性規(guī)定在于其概括了立功的本質，說明立功是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其兜底性規(guī)定在于其具有堵漏性的特點，意在將該司法解釋沒有窮盡的立功表現情形規(guī)定到該種情形中。當然，該種情形的把握應當是嚴格的，是具有一定條件的，即該行為必須是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本案中，被告人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為是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這是毋庸置疑的。關鍵是該行為是否為“突出表現”，通過比較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為與該司法解釋其他立功表現情形，特別是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的情況，更加有利于司法機關對已經發(fā)生的犯罪的懲罰，也更有利于司法資源的節(jié)約，因此，理應認為是具有“突出表現的”。故而，對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為，認定其屬于司法解釋中“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 的情形，構成刑法上的立功表現。

相反，主張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屬于 “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 的見解，將會在被勸說、被陪同同案犯的處理上面臨嚴重的邏輯矛盾。因為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不僅僅涉及勸說者與陪同者的量刑情節(jié)的認定，即勸說者、陪同者是否構成立功表現，還涉及被勸說者與被陪同者即同案犯的量刑情節(jié)的認定。因為同案犯在行為人勸說、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依法應構成自首，如果對行為人適用了 “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 的規(guī)定，則一方面是行為人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同案犯，而另一方面是同案犯到司法機關進行自首，這顯然存在邏輯上的矛盾。

綜上，本案中被告人霍海龍勸說、陪同同案犯自首的行為應認定為立功表現，而且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第五種立功情形，即 “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社會的突出表現”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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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刑事律師葉斌簡介
葉斌 律師 浙江允道律師事務所主任、創(chuàng)始合伙人
截至2024年，葉斌律師已執(zhí)業(yè)16年，一直專注于刑事辯護與研究，法學理論功底深厚，法律實務和訴訟技巧嫻熟，在詐騙犯罪、新型網絡犯罪、經濟犯罪等刑事領域積累了豐富的實務經驗，已成功辦理400多件取保、緩刑、無罪、罪輕等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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