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被稱為“學界泰斗”，他精通12國語言，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等等。

他鍥而不舍地研究佛教超過五十年，《季羨林談佛》這本書不是“講解”佛學，而是“研究”佛學。因此，對信徒來說，有些內(nèi)容就有點刺耳了。

我從來沒有信過任何宗教，對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還有一條經(jīng)驗：對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認真地用科學方法加以探討，則會發(fā)現(xiàn)它的教義與儀規(guī)都有一個歷史發(fā)展過程，都有其產(chǎn)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綻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簡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則信仰越淡薄。
如果一個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種宗教，這件事情本身就說明，他的研究不實事求是，不夠深入，自欺欺人。佛教當然也是如此。
——季羨林《我和佛學研究》

研究人，不是神

釋迦牟尼是佛教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個歷史人物。既然是研究人，就要破掉神話迷霧，還他本來面目。

釋迦牟尼29歲出家，35歲成佛，傳教長達45年，直到80歲涅槃。他的一生和當時很有力量的商人有密切聯(lián)系，也結交國王、“失足女”，表現(xiàn)出圓熟的交際手段。

總之，釋迦牟尼是一個性格比較復雜，有不少矛盾的人物。但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為一個世界宗教，一方面說明它滿足了一部分人民的宗教需要，同時同他這個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開的。
——季羨林《釋迦牟尼》

佛教不是直接傳入中國

“浮屠”來源于印度古代俗語，“佛”來源于吐火羅文。

從“浮屠”和“佛”的音譯，可推測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佛教不是直接傳入中國的。

從“浮屠”可推測，佛教約在西漢文帝到武帝時，從印度傳到游牧民族“大月支”，再傳入中國。

從“佛”可推測，佛教從印度傳到中亞新疆小國，再傳入中國。

原始佛教的“悲觀主義”

佛教興起于公元前五六世紀，當時印度的種姓制度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產(chǎn)物。

佛陀最根本的教義是所謂十二因緣、四圣諦、八正道。
十二因緣的基礎是苦，苦的根源是無明（不了解，不認識）。
四圣諦：苦、集、滅、道，也以苦為中心。而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yè)、 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為了從苦中解脫而修行的方法。
總之，他認為生老病死，一切皆苦，存在本身就是痛苦。他也相信業(yè)報，相信輪回。他的最高目標就是鏟除無明，了解或認識存在的因果關系，從而跳出輪回，達到涅槃。
這一些想法都涂著濃厚的悲觀主義的色彩。有的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宗教不是悲觀主義的；但是，像佛教這樣徹底的悲觀，還是絕無僅有的。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很有見地的。
——季羨林《原始佛教的歷史起源問題》

佛教提出眾生皆苦，相信輪回業(yè)報，從而反對了種姓制度。

它基本上是無區(qū)別地對待一切種姓的，它不像婆羅門那樣排斥異己，不把社會分割得七零八碎。
它反對婆羅門殺牲祭祀，投合了農(nóng)民的愿望。
佛教徒雖然不從事體力勞動，靠布施為生，但是他們不許占有任何財物，房子、牛羊、土地等都不許占有，不許做生意，不許觸摸金銀，因此同人民的矛盾不大。
佛教主張使用人民大眾的語言，這就比婆羅門使用梵文大大地有利于接近人民、宣傳教義。它反對苦行，在這一點上，又比其他沙門教派占了上風。
由于這一些原因，它在印度由小而大，終于成了大王朝的國教。輸出印度以后，由于它無區(qū)別地對待一切民族，因而在一些亞洲國家流行起來，一直流行到今天。
——季羨林《原始佛教的歷史起源問題》

佛教的“倒流”現(xiàn)象

宗教的排他性特別強，但是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又從中國“倒流”回印度，是世界宗教史上一個特異的現(xiàn)象。

佛教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中國人接受了這一個外來的宗教以后，并不是墨守成規(guī)、原封不動地把它保留了下來，而是加以改造和提高，加以發(fā)揚光大，在傳播流通過程中，形成了許多宗派。
總起來看，在律的方面——僧伽組織方面的改變，比起在教義方面的改變與發(fā)展，要少一些，要不太引人注目一些。在佛教義理方面，中國高僧在幾百年上千年的鉆研與學習中，有了很多新的發(fā)展，有的又“倒流”回印度，形成了我所說的“佛教的倒流”。
——季羨林《佛教的倒流》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和其他兩大宗教相比，為什么只有佛教才有“倒流”現(xiàn)象？

據(jù)我涉獵所及，耶穌教和伊斯蘭教不存在“倒流”的問題，至少沒有佛教這樣明顯，這樣深廣。原因何在呢？耶穌教和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各有一部圣經(jīng)寶典，耶穌教的是《舊約》和《新約》，伊斯蘭教的是《古蘭經(jīng)》。這兩個宗教的信徒們，大概認為天下真理均在其中矣。只要勤學熟讀，深入領會，用不著再探討其他真理了。
——季羨林《佛教的倒流》

在古印度，宗教和哲學緊密結合在一起，大乘佛教繼承并發(fā)揚了這個傳統(tǒng)。大乘還提倡邏輯學，所謂的因明學者就是。

佛教中沒有確定哪一部經(jīng)典是圣經(jīng)寶典，唯我獨尊。所有的經(jīng)典都并肩存在、龐然雜陳，這些經(jīng)典通常稱為“大藏經(jīng)”。

釋迦牟尼并不承認自己是神，他活著的時候，以及此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僧徒們也沒有把他當神來膜拜。有的學者說佛教是無神論，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

而且，佛教可以粗略分為高層次和低層次。

低層次的佛教燒香拜佛，修廟塑像，信徒們相信輪回報應，積德修福。

高層次的佛教信徒，他們的重點是鉆研佛教義理，就像一個哲學家鉆研哲學。鉆研的結果，由于理解面不同，理解者的修養(yǎng)水平、氣質、愛好也不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許多宗派。

總之，我認為，佛教有宏大的思想寶庫，又允許信徒們在這一座寶庫內(nèi)探討義理。有探討義理的自由，才能談到發(fā)展。有了發(fā)展，才會有“倒流”現(xiàn)象。這是再明白不過的。
同小乘比較起來，大乘的思想寶庫更豐富，更復雜，更富于矛盾。唯其更富于矛盾，給信徒們或非信徒們準備的探討義理的基礎，才更雄厚，對義理發(fā)展的可能也就更大。中國佛教的“倒流”現(xiàn)象僅限于大乘，其原因就在這里。
——《佛教的倒流》

宗教發(fā)展的共同規(guī)律

佛教傳入中國，到了東晉已經(jīng)約有三百年歷史。僧寺日益增多，僧尼與日俱增，名僧輩出。

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一個文化傳統(tǒng)迥異的國家，不可避免地要發(fā)生沖撞，佛教不能例外。經(jīng)過相當長時間的試探、偽裝、適應，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最后達到了融合的階段。到了東晉，應該說這個階段已經(jīng)到達了。
——季羨林《法顯》

在宗教的最初發(fā)展階段上，滿足宗教需要費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勞動。在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適應性。在不影響滿足宗教需要的情況下，竭力適應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

經(jīng)過多年的思考與驗證，我認為，世界宗教的發(fā)展是有共同規(guī)律的。這個規(guī)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來表達：用越來越少的努力（勞動）得到越來越大的宗教滿足。
——季羨林《法顯》

從小乘到大乘的過渡，是這個規(guī)律的具體表現(xiàn)；頓悟學說的興起，背后也是這個規(guī)律。

漸悟耗費時間和精力，會和物質生產(chǎn)發(fā)生矛盾；頓悟則洞見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掃除了宗教信仰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矛盾。

禪宗提倡勞動，“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中國各佛教宗派中，禪宗壽命最長。

佛教理論和實踐的矛盾

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至少有了六七百年的歷史，很多重要的佛典譯成漢文，有的甚至不止一個譯本。佛教教義也有了很大的發(fā)展，中國僧侶已經(jīng)能夠自己創(chuàng)造新的宗派，形成中國化的佛教。

玄奘經(jīng)過九死一生，終于到達印度，遍訪名師，回國后寫書、譯經(jīng)、講經(jīng)。玄奘基本上繼承了印度大乘有宗的傳統(tǒng)，形成了中國佛教的一個宗派——法相宗。

法相宗體系的特點是八識，種子是構成世界的原因，“染”的叫有漏種子，“凈”的叫無漏種子。有漏種子使人類陷于苦難，只有斷盡有漏種子，人類才能跳出輪回。

根據(jù)法相宗的理論，只有佛才能斷盡有漏種子，但是有漏種子斷盡才能成佛。這個雞與蛋的關系，使法相宗陷于困境，無法擺脫。

總之，不管怎么樣，在法相宗看來，成佛是異常艱巨的，如果說不是不可能的話。這是他們的理論。
但是在實踐上，好像又不是這么一回事，成佛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今生即可成佛。
——季羨林《玄奘》

季羨林覺得，中國古代許多佛教大師都似乎有這樣的矛盾，講佛理的時候，頭緒紛繁；但在實踐方面，則又是另外一套。

可能是由于對一般老百姓，如果死鉆牛角，就會把他們嚇退，不如說得簡單明了，只需喊上幾句“阿彌陀佛”，布施一些什么東西，就扯給他們一張?zhí)靽腴T券，西天有份。這樣對吸收信徒，增添利養(yǎng)，大有好處。
——季羨林《玄奘》

佛教在中國的融合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家起源于孔子，佛教起源于釋迦牟尼，道教雖然自稱是老子、莊子的信徒，但是漢以后的道教實際上卻是張道陵創(chuàng)建的。在這三家中，儒、道兩家是土生土長的，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

佛教不但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fā)展，而且由中國傳入朝鮮和日本，也影響了那里的文化發(fā)展，以及社會風俗習慣。佛教至今還是東方千百萬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沒有佛教的輸入，東方以及東南亞、南亞國家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樣子，社會風俗習慣是什么樣子，簡直無法想象。
——季羨林《佛教的傳入中國——兩種文化的撞擊和吸收》

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十分劇烈的宗教戰(zhàn)爭，不像歐洲的十字軍東征。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同本國的宗教、文化、倫理道德方面有撞擊但不激烈、不明顯，表面上來看，似乎很快就和平共處了。

事實上，各國各時代的統(tǒng)治者利用宗教，為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服務，都有不同的策略與措施。

所謂有用，包括六個方面：
一，哪一個宗教擁立了自己？
二，哪一個宗教對眼前或將來的統(tǒng)治有用？
三，哪一個宗教能為自己的門楣增光？對調(diào)整品級結構，抑制名門大族，抬高庶族地位，確立族望與官品相結合的等級結構有用？
四，哪一個宗教有利于擴大版圖？
五，哪一個宗教有利于長生不老？
六，如果是一個女皇，哪一個宗教能抬高婦女的地位？
最后這一個看來是個小問題，但可也是統(tǒng)治者關心的問題。
根據(jù)這一些考慮，可能還有其他考慮，隋唐統(tǒng)治者就對儒、道、佛三家有壓有提，有抑有揚，隨時變化，隨地變化，隨人變化，呈現(xiàn)出錯綜復雜的景象。
——《唐初統(tǒng)治者對宗教的態(tài)度》

佛教傳入中國，經(jīng)歷了試探、適應、發(fā)展、融合等階段，最終成為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部分。季羨林把一些重要的佛教史考證內(nèi)容和佛教史脈絡呈現(xiàn)給大家，較為系統(tǒng)地闡述了佛教發(fā)展的歷程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再強調(diào)一次，《季羨林談佛》是學術研究，不是講解佛學。科學是越辯越明的，在討論中撥云見日，看見世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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