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削藩，北洋系開始出現(xiàn)分裂

1915年5月9日，袁世凱在日本的武力威脅下，被迫簽下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其實，當時中日雙方簽訂的是新修訂的《中日新約》九條，雖然剔除了對中國危害最大的條款，但是仍然不失為喪權辱國的條約。這件事之后，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聲望大跌。

袁世凱的聲望下降以后，對各省的掌控力逐漸減弱，而且由于媒體的報道，他在老百姓眼中的聲望也下降了。老百姓其實并不適應沒有皇帝的日子，有皇帝意味著有王法，皇帝沒了，王法自然不存在，因此到處都有抗捐抗稅的事情。二次革命后，北洋系將領都有了自己的地盤和軍隊，個個成了驕兵悍將，對袁世凱和北京政府的命令置若罔聞，各種拖延上交稅款的事情層出不窮。其實，這個時候，北洋系已經(jīng)開始分裂了。

為了收回地方權力，袁世凱于1914年6月30日，下令廢除集一省軍政大權于一身的都督職務，改設將軍，只管軍事，另外在在北京設立將軍府，凡將軍不兼其他職務者，任職于京師將軍府，沒有實權。

這種“削藩”行為引起了北洋系將領的極大不滿，因此他們在袁世凱征求復辟帝制意愿時，均假裝同意，而后在蔡鍔舉起討袁大旗的時候，又一個個跳出來反了。其中，表現(xiàn)最為積極的當屬馮國璋，他聯(lián)合五省將軍通電全國，逼迫袁世凱取消帝制。

袁世凱在眾叛親離和全國的一片討伐聲中，被迫取消帝制，于1916年6月6日病死。要知道，袁世凱是唯一能駕馭北洋軍的人，而他的削藩和復辟行為導致了北洋系開始出現(xiàn)分裂。在袁死后，北洋軍群龍無首，逐漸形成直系、皖系兩大派系，東北的奉系雖不屬于北洋系，但也在張作霖的帶領下逐漸崛起，形成強大的軍事集團。

徐樹錚槍殺陸建章，直系和皖系結仇

1918年6月14日，段祺瑞心腹徐樹錚將下野的陸建章槍殺于天津中州會館的花園僻靜處。陸建章不是一般人，他是直系的重要將領，更是北洋元老，跟段祺瑞、馮國璋同輩，在北洋軍中有很高的威望。

陸建章之所以被殺，主要是因為直系和皖系對南方的態(tài)度不一致。段祺瑞的皖系主張武力統(tǒng)一南方，而馮國璋的直系傾向于南北和談。陸建章作為直系的重要將領，多次游走于各省之間，積極拉攏支持馮國璋的勢力，甚至還代表北京政府與南方代表極力磋商和談事宜。

這件事讓段祺瑞非常生氣，直言要殺陸建章泄憤。不過，段祺瑞做事有分寸，他還是念袍澤之誼的，不可能真殺陸建章。

不過，徐樹錚的眼睛里容不下沙子。作為段祺瑞的心腹愛將和第一智囊，徐樹錚一貫飛揚跋扈，經(jīng)常擅作主張行事，不僅跟同為皖系的將領搞不好關系，而且也跟其他派系結下了不少仇。

當?shù)弥鞓溴P擅作主張槍殺陸建章之后，段祺瑞仰天長嘆，說道：“又錚荒唐，這次闖的禍太大了，朗齋(陸建章的字)千錯萬錯，畢竟是北洋袍澤，他怎能如此亂開殺戒！”

當時，北洋軍閥之間有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矩，即通電下野之人不能加害。因為，北洋的這些將領基本出自北洋武備學堂，之后又在小站共事，彼此之間既有同學之誼，又有袍澤之誼。

陸建章被殺后，徐樹錚羅列了陸建章的種種罪名，事實證明都是東拉西扯的。即使陸建章真的犯下不可饒恕的罪名，也應交由軍法處審判。徐樹錚的這種做法使北洋內(nèi)部的將領頗為不滿，尤其是直系將領揚言要將徐樹錚法辦。自此，皖系和直系結下了梁子。

吳佩孚挑動直皖內(nèi)戰(zhàn)

1914年6月28日，歐洲爆發(fā)一戰(zhàn)，北洋政府因為站隊協(xié)約國，獲得了不少好處。而同為協(xié)約國的日本，則兩邊倒賣物資，掙得盆滿缽滿。

1916年10月，寺內(nèi)正毅上臺后，調(diào)整了對華的強硬態(tài)度，改為扶植代理人，他們扶植的對象正好是皖系的段祺瑞。

當時，北洋政府確實缺錢，因為地方都不向中央上交稅款，中央還要靠海關稅收和鹽稅支付庚子賠款。

為了扶植段祺瑞，寺內(nèi)正毅通過日本商人西原龜三，向北洋政府進行大量借款，僅寺內(nèi)正毅執(zhí)政期間，借款就多達3億日元。這筆借款也被稱為“西原借款”，“西原借款”的利息很低，抵押物是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資產(chǎn)，皖系倒臺后，這筆借款最后也成為了一筆爛賬。

段祺瑞拿到借款后，把大部分錢用于編練參戰(zhàn)軍，其實就是打造屬于自己的嫡系部隊，用于統(tǒng)一南方作戰(zhàn)。

一戰(zhàn)結束后，為了混淆是非，參戰(zhàn)軍又改名邊防軍，由徐樹錚統(tǒng)帥，兵力下轄三個師、兩個混成旅，全部采用日式編制，甚至連馱炮的馬都是從日本進口的。財大氣粗的段祺瑞一下子成為當時中國勢力最強的軍閥。

為了操縱國會選舉，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又通過金錢收買議員，組建了安福俱樂部。當時，國會有472名議員，僅安福俱樂部的人就占了330人，因此這屆國會又被稱為“安福國會”。

做完這一切之后，段祺瑞以孫中山在南方另立政府為由向南方開戰(zhàn)，主戰(zhàn)場在湖南境內(nèi)。首先，段祺瑞撤換了湖南都督譚延闿，改任省長，另派自己的心腹傅良佐接替都督一職。譚延闿不想與北京政府作戰(zhàn)，主動提出離職。

傅良佐帶著兩個師（王汝賢第8師，范國璋第20師）的兵力去湖南上任，這件事引起了湖南境內(nèi)小軍閥的不滿，零陵鎮(zhèn)守使劉建藩和駐守衡陽的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海先后通電獨立，宣布與北京政府脫離關系。

段祺瑞沒有慣著他們，一并收拾了，這些小軍閥完全不是傅良佐的對手，很快敗退到湖南和兩廣交界的地方。

湖南是西南各省的門戶，桂系軍閥陸榮廷眼看戰(zhàn)火燒到自己家門口了，他坐不住了，派出主力援助劉建藩和林修海。

桂軍的到來，讓湖南各地的小軍閥重新團結起來，而被北洋政府也派出了援兵。不過，這些北洋的部隊并非是段祺瑞的嫡系部隊，他們是段祺瑞花錢雇來的，并不想真打仗，無非是想撈點軍費，順帶搶一些地盤。

一看桂軍是拼了命的真打，王汝賢和范國璋馬上宣布停戰(zhàn)，帶著主力撤退，傅良佐看到這兩人逃跑了，他也跟著跑了。這一波操作下來可把段祺瑞氣壞了。

由于前方的戰(zhàn)敗，段祺瑞受到總統(tǒng)馮國璋的壓力，被迫下臺，改任參戰(zhàn)軍督辦，不過依然可以操控國會。

馮國璋主和，段祺瑞依然主戰(zhàn)。南方的情況是陸榮廷主和，孫中山主戰(zhàn)，雙方和談不成功。

很快，段祺瑞拉攏了奉系張作霖，直隸督軍曹琨，以及山東督軍張懷芝，準備對湖南發(fā)起第二波攻勢。

段祺瑞安排了三路大軍，第一路是張敬堯的第七師，第二路是張懷芝的第五師，第三路是曹琨的第三師，這三個師都是北洋軍的精銳部隊。尤其是第三師，由曹琨麾下大將吳佩孚親自統(tǒng)帥。

第一路和第二路一到前線就吃敗仗，只有吳佩孚率第三師接連取勝，先后攻下岳州、長沙、衡山，一直打到衡陽，把陸榮廷的桂軍趕回了廣西。

吳佩孚打到衡陽之后，他就不繼續(xù)往南打了，因為段祺瑞把湖南督軍的位置讓給了張敬堯。張敬堯是段祺瑞皖系的嫡系將領，進入湖南戰(zhàn)場后一路吃敗仗，反而撈了個湖南督軍。而吳佩孚一路取勝，功勞最大，不僅損失了自己的兵力，最后什么都沒撈著，這讓他對段祺瑞非常不滿。

于是，吳佩孚就停在衡陽，按兵不動，擴充自己的實力。為了讓吳佩孚繼續(xù)作戰(zhàn)，段祺瑞立馬派親信徐樹錚趕到湖南前線，勸說吳佩孚，同時帶來了“孚威將軍”的頭銜，以此來彌補吳佩孚沒有得到湖南督軍心理上的落差。不過，這對吳佩孚完全沒有一點誘惑力，他想要的是實權。

除了利誘外，徐樹錚還以奉軍副總司令的身份調(diào)來了奉軍的三個師進入湖南，給吳佩孚以壓力。此前，徐樹錚擅作主張與張作霖達成秘密協(xié)議，將一批軍火的運輸路線透露給了張作霖，張作霖在火車到達秦皇島的時候將這批軍火截胡。這批軍火是段祺瑞以參戰(zhàn)名義從日本訂購的，總計27000支步槍。為了答謝徐樹錚，張作霖送給了他奉軍副總司令的職位。

于是，徐樹錚就大膽調(diào)動奉軍的三個師南下，進入湖南。沒想到，奉軍剛到湖南就變卦了，被張作霖調(diào)了回去，張作霖的理由是徐樹錚侵吞了奉軍的140萬軍費。由此可見，張作霖明顯不想用自己的軍隊千里迢迢跑到湖南替別人打仗賣命，這在當時也是常態(tài)。

這件事之后，皖系與奉系的關系也出現(xiàn)了裂痕，徐樹錚算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而吳佩孚也繼續(xù)按兵不動，他給段祺瑞的理由是軍費不濟，于是段祺瑞又給吳佩孚撥去了一大筆軍費。

不過，一直按兵不動也不是辦法，于是吳佩孚又開始找借口。他公開給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發(fā)去發(fā)去通電，呼吁和平。不過，這三人忌憚于段祺瑞的威望，并沒有發(fā)聲支持。

吳佩孚公開蔑視段祺瑞的行為令段祺瑞非常生氣，段祺瑞擺出老師的架子，一邊批評吳佩孚作為軍人不服從中央，命令，一邊責怪自己作為老師教育不周。

奉系的張作霖，皖系的倪嗣沖、張敬堯，也紛紛發(fā)電指責吳佩孚。吳佩孚也不甘示弱，發(fā)電報回應，雙方展開了一場電報大戰(zhàn)。

不過，吳佩孚的舉動卻獲得了社會和媒體的支持，他的話術中處處透露著為民眾的利益出發(fā)。借著這場表演，吳佩孚一下子從一個北洋的師長成了舉國皆知的愛國英雄。

經(jīng)過吳佩孚這么一折騰和輿論的發(fā)酵，主和的聲浪高了起來，南北雙方再次展開和談，吳佩孚終于有了不繼續(xù)打的理由，于是坐鎮(zhèn)湖南擴充自己的軍隊實力。

吳佩孚的部隊軍紀嚴明，深得湖南百姓的愛戴，這次他可謂是名利雙收，不過現(xiàn)在還沒機會跟段祺瑞徹底撕破臉。幸運的是，五四運動的爆發(fā)給了他這個機會。

隨著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中國民眾對勝利的喜悅一下子轉變?yōu)闃O度的失望。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中國失敗的原因，在經(jīng)過有人刻意的引導下，矛頭一下子對準了皖系的親日政策。

在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里，皖系跟日本的大量借款及簽訂的各種條約，都被扒了出來。皖系一下子成了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吳佩孚見機會來了，再一次打起了愛國牌，開始聲援學生運動。吳佩孚還接連給北京政府發(fā)去電報，痛罵北京政府，言辭一次比一次激烈。

這一次，吳佩孚又在電報戰(zhàn)中獲勝，北京政府顏面無存，而吳佩孚又成了替學生說話的愛國將領，一時風光無限。

皖系的安福國會也在五四運動中淪為了人盡皆知的拿日本錢打內(nèi)戰(zhàn)的賣國賊，這讓段祺瑞對吳佩孚深惡痛絕。段祺瑞認為吳佩孚簡直是北洋系的叛徒，他憤怒的說道：“別人罵我借日本錢可以，你曹琨、吳佩孚是用這筆錢最多的人，憑什么用了錢還罵人？”

段祺瑞借的錢大部分拿來打南北戰(zhàn)爭，而用這筆錢最多的人當屬曹琨和吳佩孚。吳佩孚用這筆錢擴充了軍隊，而曹琨更是把這筆錢匯到租界納妾修別墅。

接下來，湖南又發(fā)生了“驅張運動”。吳佩孚錢也撈到了，名聲也撈到了，在湖南久待并沒有意義，而且撤軍也是順應民意，于是就向北京政府提出北撤的請求，同時向南方政府索要60萬的開拔費，南方政府很爽快地給了。

吳佩孚一撤，湖南地方的大小軍閥卷土重來，開始圍攻張敬堯。張敬堯的部隊雖說有7萬大軍，但是沒什么戰(zhàn)斗力，也無心打仗，一溜煙就跑出了湖南。

這樣一來，曹琨、吳佩孚和段祺瑞的矛盾已經(jīng)變得不可調(diào)和。1920年4月，曹琨、吳佩孚的新直系聯(lián)合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河南督軍趙倜，以及奉系的張作霖，組成八省反皖同盟 ，他們打出的口號是“清君側”，矛頭直指徐樹錚，當然除了報陸建章的仇外，他們更想的是推翻皖系。

至此，北洋系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內(nèi)戰(zhàn)就此爆發(fā)，標志著北洋系徹底決裂。其實，這些軍閥各懷鬼胎，唯利是圖，預期說他們決裂，倒不如說他們從來沒有團結過，這也是他們最終走向覆滅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