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劇照）

全球化已歷經(jīng)五百多年，但除了英語民族國家以及老牌歐洲地帶，大部分地區(qū)國家社會發(fā)展與英語民族有明顯差距。

但中華文化圈是另一番景象。但凡以中國人（華人）為主的社會，比如香港、臺灣、新加坡都成功建立現(xiàn)代政治并成為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包括半中華文化圈的日韓都獲得了相應的成功。

而中國大陸僅僅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jīng)濟奇跡，也讓13億人獲享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和法治文明的成果。

這當然并非巧合，因為中華文化自身有深厚的歷史基因。

3000年前，當世界上大多數(shù)民族還在蒙昧狀態(tài)，中國人已經(jīng)殿堂廟宇、詩風流傳、劍士歌吟，我們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春秋時期就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的思想盛宴，而那時誕生的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地不仁、以德配位等思想至今永不過時。

科斯2012年寫過一本書《變革中國：市場經(jīng)濟的中國之路》，他贊譽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改革是世界經(jīng)濟史的奇跡。

科斯認為核心在于執(zhí)政邏輯的兩個隱藏變化，一是zf大幅退出了對經(jīng)濟社會的控制；二是執(zhí)政邏輯不再是定位于GM先鋒，而是以提升治理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為目的。

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篇幅描述中國人厚重的歷史文明發(fā)揮了極強的動力：

一是中國的文明有長久的非常開放和包容的歷史。

從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到以漢唐絲綢之路為代表的商貿(mào)往來與文化交流。中國文明一直非常善于從印度、中亞以及更遙遠的地方吸收眾多思想。

科斯說，中國對市場經(jīng)濟并不陌生，并且從未缺少過商業(yè)和私人企業(yè)家。中國歷史上的遠洋貿(mào)易、紙幣的應用以及繁榮的市場活動持續(xù)了兩千多年，對紙幣的運?甚至領先了歐洲400多年。

他強調(diào)：“不管什么樣的社會或者文明，都會在開放、寬容和政治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下，通過與其他文化的融合而繁榮昌盛，也會在思想封閉和政治混亂中滅亡”。

二是中國人進取、努力、不屈不撓的精神深深的刻在骨子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民族氣質(zhì)流轉千年。

從富豪權貴到販夫走卒，每個中國人都認可的人生態(tài)度是努力承擔自己的命運，堅韌不拔的前行。

對于中國人而言，每個人可能起始條件不同，能力大小不一，世界觀也有很大差異。但他們永遠有的共同點是勇于承擔命運，努力奉獻家庭并改善下一代的生活。

科斯認為：“造就中國經(jīng)濟崛起的奇跡的根源是充滿了樂觀、活力、創(chuàng)造力和決心的中國人民”。

但是，科斯也指出了一些危險，有一些可能是政策細節(jié)，比如大學教育體制的官廖化，國有企業(yè)的問題，還有計劃生育政策可能造成的傷害。

但他指出的更本質(zhì)的危險是自由思想市場的消失。這一點，便與他講的中國的歷史文明遺產(chǎn)相對應：中國能否保持思想的開放？

他說，“在任何現(xiàn)代社會，最寶貴的財富都是那些擁有著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的人”。

他預言，雖然中國只花了三十余年就從?個貧窮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化為?個充滿活?的全球制造業(yè)中心，但要成為新思想的全球?產(chǎn)中心，中國還要有很?的路要走。

因為，?個政府的命運取決于它能否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實現(xiàn)社會物質(zhì)上的充裕，二是培育并維持這個社會的思想世界。但往往zf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市場的di人。

與此同時，對自由的思想市場構成重大威脅的另一個敵人是思想狹隘的公眾。只有“具備批判思想、愿意挑戰(zhàn)權威，而又寬容、虛懷若谷的公眾，是自由思想市場發(fā)展的沃土”。

科斯樂觀地認為民主政治與自由思想市場可以分別獨立存在。這一點，我個人是不太同意的。似乎實踐已經(jīng)更多的證明，沒有政治保障的自由思想市場是個脆弱的中間狀態(tài)，它要么只能重新退回思想受到壓制和摧毀的狀態(tài)，要么只能繼續(xù)前進到保障公眾的政治自由。

相反，卡爾波普爾卻早已斷言，政治是一切的前提。即使是與政治看來很遠的科學研究，也深受一個民族政治建構的影響。

他說：“科學的進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結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競爭的結果。科學始終需要各個假說之間的競爭和嚴格的檢驗。各個相互競爭的假說需要由人來代表，由人來代表必須依靠建構的組織，而這些建構能起作用的話，又依賴于法律的支持和保護。歸根結底，人類文明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治因素，依賴于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構”。

科斯于1991年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被譽為新制度經(jīng)濟學鼻祖，在《變革中國：市場經(jīng)濟的中國之路》書中，他指出樂觀的一面：

?旦中國思想市場崛起，政治體制改革得以深化，將更好地激發(fā)蘊藏在中國人民中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降低市場體制的運行成本，最終為經(jīng)濟增長提供強勁的動力。

他說，中國當今的知識分子比他們的祖先對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本質(zhì)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在活躍的思想市場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1世紀的中國可以見證另?次文化復興，重現(xiàn)唐宋時期的輝煌。

《變革中國》寫成于2012年。那時，不止人民日報和張維迎、陳平之流看好中國，而是全世界都看好中國。

最樂觀的估計是同屬芝加哥學派巨人的羅伯特·福格爾教授，他于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他在2010年預測，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jīng)濟到2040年將占據(jù)全球國內(nèi)?產(chǎn)總值的40%，而美國只有14%。屆時中國人均收入將達8.5萬美元，是歐盟的2倍多，不及美國，但將超過日本。

在銀幕上，2009年拍攝的災難電影《2012》里，最后拯救世界的是中國，影片導演艾默里奇毫不諱言這是對中國汶川精神的致敬。

而在2012年BBC的一項世界民眾對全球主要國家的好感度調(diào)查中，中國位列全球第五，前面依次是日本、德國、加拿大、英國，而美國在這份名單上只能排到第八。

書店里的暢銷書架赫然陳列著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國富論》，那是LD多次提及并推薦的書目。

不是沒有人預見事物的可能變化。思想市場很難維持在脆弱的中間狀態(tài)。

H.A.L.費舍爾在《歐洲史》里曾對人類社會保持進步的曲折和艱難予以評價：進步的事實被明白而又慷慨地記錄在歷史的頁碼上，然而進步并不是一種自然的規(guī)律。一代人所獲得的基礎，可能被另一代人喪失。

這實在是個壞消息，一個民族維持成就是如此艱難。

但既然“一代人所獲得的基礎，可能被另一代人喪失”，那么反過來，一代人所喪失的，自然也能被另一代人重建。

中國的上限，仍然取決于我們自身。

祝大家新的一年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