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雄才大略的圣明君主往往是殘暴的獨裁者，在他們的治下，統(tǒng)治機器高效運轉(zhuǎn)，卻往往以犧牲社會活力為代價。

如果我們翻開《竹書紀年》會發(fā)現(xiàn)所謂的堯舜禹禪讓的上古美談不過是后人牽強附會的想象罷了。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這段驚心動魄的記載，與《韓非子·說疑》中的“舜逼堯，禹逼舜”互為印證。

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大一統(tǒng)帝制王朝的秦朝更是率先完成戰(zhàn)爭機器的改革而領(lǐng)先于諸侯國。

商鞅變法指導思想就是“國弱民強，民強國弱”，他雷厲風行地打擊社會中的豪強大戶，瓦解底層血緣為基礎的信任關(guān)系，廢黜與秦朝官方思想相異的學說，堵死人們的進取之路，一切都必須為耕戰(zhàn)服務，為朝廷服務。

商鞅深諳人性又極其狡詐，變法之初就搞了城門立信的服從性測試游戲，攻打魏國之時更是將前來做客的魏國將軍直接俘虜。無論人們是否支持他的變法，商鞅對于膽敢妄議的人，都只有一個處理方法，那就是流放。

盡管商鞅后來死于非命，但是他留下的高效而又殘暴的馭民機器被順利繼承，不僅幫助秦一統(tǒng)六國，更成為了兩千多年來懸在中國人頭頂?shù)倪_摩克里斯之劍。

秦帝國的壽命是短暫的，漢朝對秦的反思只持續(xù)到了漢武帝，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被披著儒家外殼的新法家所替代。

漢武帝北征匈奴，看似風光，其實百姓早已民不聊生。他一刀斬斷了百家爭鳴的遺風，二刀與民爭起了鹽鐵利潤，三刀挖空了國庫，把前代人留下的家底全部敗光，讓中產(chǎn)以上基本陷于破產(chǎn)境地，“腹誹之法”更是開創(chuàng)了看表情、猜想法而殺頭株連的先河。

秦漢的高壓傳統(tǒng)一直流傳千古。

一代思想家胡適曾說:

明太祖和成祖，是明朝兩個專制魔王。明太祖中年讀《孟子》，認為《孟子》是可怕的，《孟子》是危險的思想，而不能全部讓人人念，于是叫翰林們刪減，叫做《孟子節(jié)本》，整整刪了三分之一，實際上人人仍念二千多年來作為教科書的《孟子》。明成祖殺了方孝孺，滅九族、滅十族，甚至對留有片紙只字的也有罪。

農(nóng)民出身的朱元璋對馭民機器的使用可謂

爐火純青，一方面是無以復加的血腥屠戮，對于任何有可能威脅到他統(tǒng)治的人予以肉體消滅，所謂的洪武四大案，動輒株連數(shù)萬人。

一方面是思想上的高壓控制，流傳千年的《孟子》被他公然斥責為大逆不道，他下令把書院收歸國有，嚴格思想家在書院講經(jīng)布道，想要當官必須通過官方渠道。

張居正被稱為一代能臣，可他卻對王陽明的心學一再打壓，他不僅關(guān)閉書院，甚至迫害心學門人，使得思想解放的風氣戛然而止。

清朝皇帝出了名的勤奮，但卻是“萬馬齊喑究可哀”，所謂的“康乾盛世”更是以大興文字獄著稱，尤其是乾隆時期興起了130多起文字獄事件，修訂《四庫全書》被禁毀的書籍約有3100多種，共15萬余部，銷毀書板8萬余塊。

縱觀中國古代，皇帝個人才略越高、越勤勞，老百姓就越受苦，統(tǒng)治機器越高效，社會的活力往往也就越低。思想與經(jīng)濟的黃金時期，往往是統(tǒng)治機器失靈之時。權(quán)力與暴力是孿生兄弟，活力與思想力則是他們的死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