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訂婚強奸案”二審維持原判，再度引發(fā)社會廣泛爭議。該案中，男方因在訂婚期間與女方發(fā)生性關系而被判強奸罪，盡管男方堅稱雙方自愿，但法院依據(jù)女方的指控及相關證據(jù)作出有罪判決。這一結果在輿論場掀起軒然大波，部分觀點認為判決可能加劇性別對立，甚至誘發(fā)女性濫用法律手段誣告男性的風險。

案件回顧與爭議焦點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自愿性行為”的界定。男方辯稱，訂婚后的性行為是雙方感情的自然發(fā)展，而女方則指控其違背意愿。法院最終采信了女方的證詞，并結合相關物證作出判決。支持者認為，這體現(xiàn)了法律對女性性自主權的保護；反對者則質(zhì)疑，缺乏直接暴力證據(jù)的情況下，僅憑單方陳述定罪可能形成“男性天然有罪”的司法傾向。

誣告風險與社會信任危機
二審維持原判后，輿論擔憂此案可能成為“示范性案例”，鼓勵少數(shù)人利用強奸罪的嚴厲性進行誣告。事實上，近年來國內(nèi)外均出現(xiàn)過女性以性侵為手段勒索財物或報復男性的案例。盡管誣告行為本身構成犯罪，但實踐中取證難度大、誣告成本低，可能導致男性群體對婚戀關系產(chǎn)生恐慌，甚至出現(xiàn)“恐婚”情緒。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社會信任的瓦解。如果親密關系中的性行為隨時可能因事后矛盾而被定性為犯罪，男女之間的正常交往將陷入“自證清白”的困境。法律本應保護弱者，但若矯枉過正，反而可能破壞兩性互信的根基。

法律應如何平衡正義
法治的進步需要兼顧保護女性權益與防止權利濫用。一方面，強奸罪的認定必須堅持“無罪推定”原則，避免僅憑單方指控定罪；另一方面，可通過技術手段（如事前協(xié)議、聊天記錄留存）降低舉證難度。此外，司法機構應公開更多典型案例，明確“自愿”與“強迫”的界限，避免輿論對法律的誤讀。

結語
山西訂婚強奸案的判決或許是個別正義的實現(xiàn)，但其社會影響遠超個案。法律不應成為性別對立的工具，而應在保護弱勢群體的同時，維護所有人的正當權利。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誣告強奸”成為新的社會問題，真正實現(xiàn)性別平等的法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