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看《明英宗實錄》的記載。

1449年七月十一日。

“是日，虜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貓兒莊，右參將吳浩迎戰(zhàn)，敗死。脫脫卜花王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別遣人寇甘州，諸守將憑城拒守。報至，遂議親征。”

這個時候，朱祁鎮(zhèn)親征這事，開始討論了。

1449年七月十四日，吏部尚書王直率廷臣上奏，主要意思就是反對朱祁鎮(zhèn)親征，請求朱祁鎮(zhèn)慎重考慮親征的事情。

“……今以天子至尊而躬履險地，臣等至愚以為不可，惟在端居穆清，坐運神筭，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則人人盡力，成功不難。”

朱祁鎮(zhèn)的回復是這樣的：

“上曰：卿等所言皆忠君愛國之意，但虜賊逆天悖恩，已犯邊境，殺掠軍民，邊將累請兵救援，朕不得不親率大兵以剿之?！?br/>

盡管群臣反對朱祁鎮(zhèn)親征，并且把一些親征的困難也列舉了，但是這時候朱祁鎮(zhèn)還是決定親征了，于是就該安排具體的事宜了。

1449年七月十五日。

“上命郕王祁鈺居守，駙馬都尉焦敬輔之，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鎮(zhèn)遠侯顧興祖、泰寧侯陳瀛、恭順侯吳克忠……翰林學士曹鼐等俱扈從?！?br/>

這個安排說明了，朱祁鎮(zhèn)命令在他親征時，朱祁鈺居守后方，然后還列舉了親征隨行的官員。

朱祁鎮(zhèn)這么安排，其實很正常。以前朱棣當上皇帝后，親征的時候，是朱高熾監(jiān)國，這時候朱高熾是皇太子，他監(jiān)國無論從名義上，還是實際上，還是程序上，都符合當時的情況。而且，之所以是皇太子監(jiān)國，因為當時的朱高熾，年齡已經(jīng)足以承擔起監(jiān)國的任務了。

但是朱祁鎮(zhèn)情況不同，1449年，這時候朱見深太小了，他話都說不明白，怎么處理朝政？朱祁鈺是朱祁鎮(zhèn)的弟弟，于情于理，都是朱祁鈺坐鎮(zhèn)北京大后方最合適。這個安排其實也說明了，朱祁鎮(zhèn)對于此次親征，還是比較有信心的，如果真安排朱見深處理朝政，那就有托孤的味兒了。

朱棣親征的事情，朱祁鎮(zhèn)認為他自己親征也會順利回來。結果萬萬沒想到，發(fā)生了土木堡之變，朱祁鎮(zhèn)被俘虜了。

那么，這時候朱祁鎮(zhèn)安排的朱祁鈺居守，就派上用場了。

繼續(xù)看《明英宗實錄》。

1449年八月十八日。

“乙丑，皇太后敕郕王祁鈺：邇者虜寇犯邊，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嘗敕爾朝百官。今尚未班師，國家庶務不可久曠，特命爾暫總百官理其事。爾尚夙夜秪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眾。欽哉！
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務，悉啟王聽令而行，毋致違怠?！?br/>

這條史料也很關鍵，皇太后命令朱祁鈺暫總百官理其事，還命令文武百官要聽從朱祁鈺的。

在朱祁鎮(zhèn)被俘虜后，朱祁鈺居守，但是他怎么合法合理地獲得這種權力？這個時候，由皇太后頒布，是最合適的。這也能確保朱祁鈺權力來源的合法性。

在皇太后頒布后，朱祁鈺就名正言順地獲得了明朝危難之際的最高權力。

1449年八月二十日，皇太后頒布命令，立朱見深為皇太子。

1449年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合奏，有這樣一段很關鍵的話。

“圣駕北狩，皇太子幼沖，國勢危殆，人心洶涌。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奠宗社?！?br/>

之前皇太后已經(jīng)確定了明朝的臨時最高權力就是在朱祁鈺手里，文武百官請奏的這話里，特意提皇太子幼沖，就是已經(jīng)在為朱祁鈺當皇帝作鋪墊了。

然后，皇太后的回復，“卿等奏國家大計，合允所請。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禮部具儀，擇日以聞?！?/p>

這是皇太后正式頒布命令，立朱祁鈺為皇帝，也是說明了立朱祁鈺當皇帝的合法性。

后面的記載，群臣請朱祁鈺當皇帝，然后朱祁鈺推辭當皇帝。

“退讓再三，群臣固請，王厲聲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亂法邪？群臣止不敢言。已而復請曰：皇太后有命，殿下豈可固違？兵部尚書于謙飏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愿殿下弘濟艱難，以安宗社，以慰人心。言益懇切，王始受命。”

這段話里，很關鍵，提到了皇太子朱見深在，怎么能讓朱祁鈺當皇帝？其實按照正常程序，還真應該是皇太子繼位，而不應該是皇帝的弟弟。但是架不住，明朝當時的情況比較特殊。

然后群臣請出皇太后的命令，提示朱祁鈺，怎么能違背皇太后的旨意呢？

以上這些，從皇太后授予朱祁鈺明朝的臨時最高權力，到立朱見深為皇太子，再到皇太后頒布命令，立朱祁鈺為皇帝，然后群臣再請朱祁鈺當皇帝，然后朱祁鈺再推辭，最后還是通過皇太后的命令，再加上兵部尚書于謙的話。

整個流程走完，確定了朱祁鈺皇位的合法性。

在朱祁鈺的即位詔書里，提到一點，“會有使自虜中還者，口宣大兄皇帝詔旨：宗廟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郕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tǒng)，以奉祭祀?！边@是朱祁鎮(zhèn)的口諭，在詔書里加上這句，也是為了增加朱祁鈺當皇帝的合法性。

話也說回來，按照《明代藩王研究》里的說法，朱祁鎮(zhèn)這口諭究竟是真是假，不確定。

在朱祁鈺的即位詔書里，也提到了皇太后的旨意是朱祁鈺皇位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我圣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為皇太子，命眇躬輔代總國政?；视H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群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辭上請，蚤定大計。皇太后以太子幼沖，未遽能理萬機，移命耿躬君臨天下?！?br/>

從朱祁鈺當皇帝的整個流程中，我們就能看出來一點，皇太后在這個事情中的關鍵作用?；侍笙仁谟枇酥炱钼暶鞒R時的最高權力，才有了后面這些事情。

按說，如果皇太后真要選擇朱見深當皇帝，其實也可以，但是為什么選擇的是朱祁鈺當皇帝呢？

選擇朱祁鈺，在當時的文武百官和皇太后看來，其實是最佳選擇。

朱見深那時候太小了，在處理事情的時候，他肯定是不能自己做主。那這關鍵時候的意見，該聽誰的？明朝的文臣武將，也不是都能統(tǒng)一意見的。出現(xiàn)分歧，該聽誰的？這時候的分歧，可不是普通的分歧，是關系到當時的明朝的諸位臣子的生命的。

就算是出于保命，這時候的明朝的文武百官，也明白，按照朱祁鈺的年齡，閱歷，已經(jīng)是當時最好的皇帝人選了。

各位，有命活下去，才能有以后的榮華富貴。這個淺顯的道理，明朝的文武百官，他們是明白的。

1449年土木堡之變后，明朝當時局面不明，還有人心思蠢蠢欲動，還想提桶跑路，跑到南邊去，撤離北京。無論誰當明朝這個皇帝，未必能當安穩(wěn)，如果防御失敗，還可能有朱祁鈺也被瓦剌人俘虜?shù)那闆r。

這種情況，參見北宋的兩個皇帝被金朝人俘虜?shù)氖虑?。歷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類似的例子，你說朱祁鈺在當時的危難情況下就真得那么想當這個皇帝嗎？

其實我們是先知道了結果，后來的北京保衛(wèi)戰(zhàn)成功了，會認為是朱祁鈺本來是個王爺，結果后來竟然當上皇帝，成了一國之君，享受到至高無上的皇權。

但是，這是我們知道結果后的分析。

很多人低估了明朝北京保衛(wèi)戰(zhàn)的難度，明朝這幫文臣武將，在土木堡之變后，未必堅信，他們一定可以守住北京城。

其實從立朱祁鈺當皇帝這事來看，這也可以論證，關于土木堡之變的文官集團的陰謀論是立不住腳的。

立朱祁鈺當皇帝，恰恰說明，明朝的文官集團，整體還沒有那么無恥。他們首先想的，還是要保住明朝，再想其他的。

明朝文官集團從整體上來說，他們雖然為了爭權奪利，也干了不少以權謀私的事，但是他們還是會把儒家學說放在眼里的，還是會把君臣之道放在眼里的，他們受過的教育里提到的那些孔孟之道，甚至讓他們有些迂腐，明朝這幫文官，還不至于整體淪落到欺師滅祖的境地。

明朝的文官集團真那么無恥的話，那還走什么程序，立什么朱姓皇帝？如果他們想奪權，那么從他們的文官集團里推選出一個人當皇帝，難道不比立個傀儡皇帝奪權更快？但是明朝文官集團，他們也沒有立一個傀儡皇帝來爭權奪利。最終是朱祁鈺當上了皇帝。

照著土木堡之變的文官陰謀論，1449年，土木堡之變后，明朝的動蕩，反而是明朝文官集團搶班奪權的最佳時機了。

說到土木堡之變，部分人認為《明實錄》的記載是有問題的，然后就得出一個結論，《明實錄》里的關于土木堡之變的所有記載，都不可信，于是，這些人信了眾多野史，眾多陰謀論。

任何一本史書，都會有讓人質(zhì)疑的地方，但是，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包括我自己讀《明實錄》，我已經(jīng)看到有的記載，和出土墓志的記載是矛盾的。

用史料說話，你認為《明實錄》的記載有問題的地方，就用其他的諸多史料去佐證，而不是拾起來一本野史，因為你不信正史的記載，就認為野史的記載是可信的。

有沒有可能，正史的記載雖然有問題，但是野史的記載更離譜？

你可以不信《明實錄》的記載，你可以去找史料去探尋當時的諸多疑問，不要輕信陰謀論，不要失去了你自己的思考。

我的觀點也僅供參考，因為這是我自己讀史料，得出的觀點。你可以自己去讀，去發(fā)現(xiàn)，不要輕信別人的話，然后人云亦云。

各位，時刻牢記，你是一個擁有思考能力的人。

史料參考：

《明英宗實錄》

《明代藩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