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傳勤

姚文元：手中的筆從批別人轉(zhuǎn)向?qū)懡淮牧?/strong>

一

筆對于人們來說，可以有多種用途。畫家用筆來勾勒線條、涂抹色彩，文學(xué)家用它來創(chuàng)作文藝作品，政治家用它來撰寫時政評論。凡腦子想的、嘴上要說的，都可以付諸筆墨表現(xiàn)出來。人們運用手中的筆，今天可以寫這，明天可以寫那，功能是可以轉(zhuǎn)換的。姚文元大半輩子卻用手中的筆來打棍子、扣帽子，寫批判文章，戕害別人。直至進了秦城監(jiān)獄之后，他的筆的功能才發(fā)生了變化。他要用它寫認罪服法的交代材料了。

人們知道，早在20世紀50年代，姚文元在文化界就是小有名氣的青年文藝評論家了，但后來他漸行漸遠，所作所為逐漸與文藝評論毫不相干，成了玩政治游戲、把持文化宣傳大權(quán)、搞政治打壓和政治欺騙的陰謀人物。他手中的那支筆成了專門扣帽子、打棍子的筆。他拿著放大鏡，在文化領(lǐng)域或其他諸多領(lǐng)域，挑毛病、找問題、抓批判對象。他的字庫里貯存的都是“左”到頂級的詞匯，惡毒挖苦的語言，嘲弄諷刺的詞句。在文藝批評場廝混，逐漸練就望文生義、武斷演繹、無限上綱的文字技巧。他討論問題也好，寫批判文章也好，用詞用語從不惜分量，愛用重量級、頂級詞匯將你封殺。實事求是和與人為善，在姚文元作文法則里是不存在的。一旦文字上與他發(fā)生齟齬，他就用他文網(wǎng)字獄的獨到本領(lǐng)，不顧道義良心，用筆頭大肆害人，把你往政治問題上拉，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有人統(tǒng)計過，1957年反右期間，姚文元先后寫過50多篇文章，鋒芒所指批判如施蟄存、徐懋庸等，這些是與其父姚蓬子同時期在“左聯(lián)”的老作家；批王蒙、劉紹棠、鄧友梅、陸文夫等，這是一批與他自己年歲相仿、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作家。他對他們或?qū)懧渚率?、推波助瀾的文章，或?qū)憣ふ抡?、無限上綱的批判；是上面點名定性的，則不惜筆墨，口誅筆伐；是熟人故交，則把自己擇得干干凈凈，界限劃得清清楚楚。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嗜批成性的姚文元，又把矛頭指向老一輩的名家巨匠，巴金、艾青、丁玲、馮雪峰等都遭到他的“圍剿”批判。姚的文章或批駁或誣害或評論，攪得文壇不得安寧。

二

“文革”前夕的1965年，江青、康生找到上海的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要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要學(xué)習明代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吳晗根據(jù)這個指示和有關(guān)同志的建議，寫成通俗歷史故事，介紹海瑞；又應(yīng)京劇藝術(shù)家馬連良之請，寫了京劇劇本《海瑞罷官》。京劇《海瑞罷官》上演后好評如潮。而江青、康生蓄意詆毀，誣蔑劇本是為彭德懷翻案、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江青專程到上海會見姚文元，交代任務(wù)。姚文元自然受寵若驚，竭盡全力參與其事。

1965年11月，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發(fā)表，說海瑞劇中大搞退田、平冤獄，是為“反右傾”鳴冤，為“分田單干”叫好，是一株大毒草。姚文發(fā)表后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許多學(xué)者對姚文元陷人于罪的卑劣做法非常憤怒和反感。北京市主要領(lǐng)導(dǎo)非常氣惱，認為柯慶施等人竟然連招呼也不打，就讓他們的宣傳干部在大報上點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長，這種做法極不正常。一時矛盾尖銳，情況復(fù)雜。就這樣，一場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導(dǎo)火索亂黨亂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笆陝觼y”，國家的損失，人民的損失，不堪回首。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在這場動亂中含冤死去。由毛澤東安排到四川參與三線建設(shè)的彭德懷，被戚本禹唆使的紅衛(wèi)兵揪回北京，慘遭毒打迫害，最后含冤辭世。當初，善良的彭德懷，看了姚文后，雖然氣憤姚文元無中生有，捏造事實，但自信“一篇文章還能把天捅個洞？”事實卻是，筆頭真能殺人！

三

姚文元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江青授意奉命而為，只不過他把歪曲事實、無限上綱，把古人硬往今人身上粘連進行政治構(gòu)陷的寫作“風格”發(fā)揮到了極致，尚屬一篇奉命文章，但他自己獨創(chuàng)的并加以推波助瀾，掀起污泥濁浪的事也很多。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評《水滸傳》批投降派和捏造所謂政治遺言“按既定方針辦”這兩件事了。

評《水滸傳》發(fā)生在1975年8月。當時毛澤東白內(nèi)障經(jīng)手術(shù)后只有一只眼能看文件看書，且時間不宜過長。毛澤東一生手不釋卷，讓他不看書顯然辦不到，于是就由身邊的工作人員念給他聽，但他們古文功底不行，經(jīng)常發(fā)生讀錯或讀不斷句的情況，為此中央辦公廳就物色了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講師蘆荻，請她在一定時段來為毛澤東朗讀古代文史著作。毛澤東因視力有所恢復(fù)，心境尚好，聽朗讀之余，有時就圍繞古典文學(xué)聊起來。蘆荻出于專業(yè)興趣，就向毛澤東請教對《水滸傳》的看法。因為文學(xué)界對《水滸傳》的看法并不一致，而且也聽說毛澤東對《水滸傳》有評論，曾在不同場合講到過，現(xiàn)在有機會面對面請教豈不更好。蘆荻在聽了毛澤東的評論后，把記錄整理謄清，請毛澤東審閱確認無誤：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端疂G》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nóng)民起義隊伍的領(lǐng)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苯鹗@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车袅?，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圣嘆，專寫了一篇評論金圣嘆的文章《談金圣嘆》?！端疂G》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通常一般人，只要他們沒有什么政治野心和政治企圖，都會把毛澤東這番話作正面理解：《水滸傳》中的宋江主張接受朝廷招安，背離了農(nóng)民起義軍的宗旨；三種版本的書都要出，讓大家比較；要把魯迅的評論印在前面。后面兩點是對出版編印業(yè)務(wù)的具體指示，前面是對該書中心主題的政治見解，與魯迅觀點一致，十分精辟，而且這個見解以前在不同場合都提到過。毛澤東并沒有說要在全國評《水滸傳》批投降派，沒那個意思。他說的是《水滸傳》這本書。在場的人聽的也是關(guān)于這本書的知識和觀點。從談話的背景到談話的內(nèi)容，都扯不上要搞個什么運動。但這段談話到了姚文元那里，事情就大變了。

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分管宣傳和文化出版，毛澤東的指示自然歸他貫徹落實。當姚文元看到這篇談話后，憑著他善于搞文字陰謀和借題發(fā)揮的獨門功夫，當天就寫信給毛澤東。全信1000余字。我們不妨分析一下他在行文中的用意和玄機。

信的開頭自然是要歌頌毛澤東對《水滸傳》評論的偉大意義：“這個問題很重要?！辈粌H是對古典文學(xué)研究，對整個文藝批評、文藝工作，“而且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中國無產(chǎn)階級、貧下中農(nóng)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xiàn)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澤東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yīng)當充分發(fā)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的開頭調(diào)門就一下子拔得很高，把毛澤東的談話定格為全黨全國無產(chǎn)階級貧下中農(nóng)革命群眾，現(xiàn)在和將來，本世紀和下世紀反修防修的大事。這樣的頌揚文字，如果毛澤東本人沒有異議，別人也自然不會有異議。

姚文元接著提出要充分發(fā)揮“反面教材”的作用，至于怎么發(fā)揮作用，他沒有具體寫。既沒有說要搞鋪天蓋地的宣傳，又沒有說要搞什么運動，只寫了“充分發(fā)揮”四個字。這四個字就藏有玄機。也就是說，只要毛澤東畫了圈，同意他的報告，怎樣去“充分發(fā)揮”，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姚文元在這封信里接下來是批判出版界，并說“出版《水滸》上存在問題不是偶然的”，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原則界限”。要“批判《水滸》研究中的階級調(diào)和主義的觀點”。這段話顯示了他對出版界的情況十分了解和他同毛澤東觀點一致的政治“覺悟”，批判別人以抬高自己。

第三段講如何“執(zhí)行主席提出的任務(wù)”，講了三件要辦的事。后兩件是講找有關(guān)出版局、出版社落實好《水滸傳》三個版本的出版，讓《紅旗》雜志發(fā)表魯迅評論的話，組織、轉(zhuǎn)發(fā)評論文章等等。他信中提到的要辦的第一件事，仔細分析也是另有深意的。他說“將主席批示印發(fā)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fā)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他還建議增發(fā)“北京大學(xué)批判組的謝靜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寫作組，附此信”。增發(fā)文件的單位名單，姚文元也頗用了一番心思，也是暗藏玄機的。北京大學(xué)批判組、上海市委寫作組這兩個組是什么背景，值得他如此看重？原來這是“四人幫”所倚重，為他們充當“打手”的兩個寫作班子——“梁效”“羅思鼎”。請毛澤東批轉(zhuǎn)談話和他姚文元的這封信，一是可以再次提高自己的身價，二是“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就可憑借“尚方寶劍”肆意妄為做文章了。

1975年上半年，由于幫派活動猖獗，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而沉寂了三個多月的“四人幫”，這時頓時活躍起來。他們利用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連篇累牘發(fā)表評《水滸傳》批投降派的文章，明槍暗箭、含沙射影，矛頭直指在病中的周恩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他們在“批林批孔”中，批當代的大儒、批周公，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如今故技重演，叫嚷要繼續(xù)“革命”，就要“知道投降派，識別投降派，反對投降派”。江青則更是公開挑撥，造謠誣蔑，說毛主席批示“有現(xiàn)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xiàn)在有人架空毛主席”，“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nèi)”。

1975年9月15日、17日，江青在學(xué)大寨會議期間大放厥詞，誣蔑周恩來、鄧小平架空毛澤東，誣蔑經(jīng)請示匯報毛澤東同意恢復(fù)和安排老干部的工作，是收羅土豪劣紳占據(jù)重要崗位。對這些猖狂活動，毛澤東知道后，罵江青在大寨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并下令禁止印發(fā)她的講話，禁放錄音。

“四人幫”及其黨羽在全國掀起評《水滸傳》批投降派的污濁風潮，又一次深深傷害了周恩來。周恩來為黨、為國事操勞，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此時已重病在身。林彪事件后，“四人幫”已把周恩來視為他們攫取黨和國家最高權(quán)力的障礙，不放過一切機會誹謗攻擊。這次評《水滸傳》批投降派更是明目張膽，沖周恩來而發(fā)。周恩來深知這些人的險惡用心，無非是妄圖指鹿為馬，構(gòu)陷他為投降派。為了完整真實記載歷史本來面目，1972年，在征得毛澤東的同意與支持下，周恩來在一次黨內(nèi)干部會議上，詳細通報了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報紙炮制的所謂“伍豪啟事”，這個假借伍豪（周恩來曾化名伍豪）名義發(fā)布的啟事，公開捏造伍豪本人已叛離共產(chǎn)黨。敵人造這個謠言時，并不知道伍豪早已離開上海到了瑞金。對這一歷史謠言，延安時期已有定論。周恩來1972年在干部會議上講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歷史真相，防止壞人利用人們不明真相而受到蠱惑。到了1975年下半年，“四人幫”果然搬弄是非，大批投降派。

這時的周恩來重病在身，面臨第四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手術(shù)。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在進手術(shù)室前，把1972年關(guān)于“伍豪事件”的講話錄音記錄稿，在衛(wèi)生間里又審定一遍，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親自封好信和講話稿。在手術(shù)車推進手術(shù)室之前，在過道，當著在場的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鄧穎超及醫(yī)護人員的面，周恩來把鄧小平叫到身邊，拉著鄧小平的手拼著力氣大聲說：“小平同志，你這一年多來的工作證明，你比我強得多！”當手術(shù)車到手術(shù)室門口時，他突然用力大聲喊道：“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一代偉人，當他面對死亡時，想到國家的事業(yè)，想到共產(chǎn)黨員的堅貞氣節(jié)，忍著疾病的劇痛，審定反映自身清白的重要歷史文獻，又拼著最后的氣力為鄧小平叫好，為辯誣而吶喊！可見姚文元評《水滸傳》批投降派這場惡作劇，對周恩來是何等的傷害！

四

炮制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臨終囑咐，是姚文元借題發(fā)揮、捏造事實、搞文字陰謀的又一例證。

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在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毛澤東在談話時當即寫下了三句話：“慢慢來，不要招(著)急?！薄罢者^去方針辦?！薄澳戕k事，我放心?！比A國鋒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前兩條指示。姚文元看了毛澤東的手跡，并在自己筆記本上也準確記錄著：“照過去方針辦?！?月9日，毛澤東逝世，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一文中沒有提“按既定方針辦”，也沒有提“照過去方針辦”。這說明“四人幫”在討論稿子時沒有提，他們還沒有想到要搞個“按既定方針辦”的臨終囑咐，中央領(lǐng)導(dǎo)人和參與毛澤東醫(yī)療護理工作的人員當然更不知道什么“臨終囑咐”，因為根本不存在這個囑咐。問題就發(fā)生在姚文元炮制的兩報一刊9月16日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第一次出現(xiàn)了“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社論說：“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一時間，姚文元把持的宣傳輿論工具，群起鼓噪，反復(fù)強調(diào)。試圖讓老百姓、讓各級人員相信這個偽造的政治遺言。直至10月2日，華國鋒在審閱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的講話時，刪去了這句話并作了批示，指出六個字“與毛主席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10月4日，由“梁效”起草的《光明日報》社論，標題依然是《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繼續(xù)堅持鼓吹他們偽造的“臨終囑咐”，直至走向自己的政治終點。

姚文元的文字能力何等了得，他把“照過去方針辦”篡改為“按既定方針辦”確實是一個文字陰謀。照一般人看來，都是三個字，意思差不多，但仔細推敲卻大不一樣?！罢者^去方針辦”，毛澤東在談話中指的是具體工作，過去做過了的，有可參照的措施辦法，可以照著做，話很直白、平和。“按既定方針辦”就不同了，既有做過的含義，更有在出現(xiàn)新情況時按預(yù)定方針處置的含義，這個“方針”可以是已有的，也可是新定的，而且可涉及黨政軍國事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說，在“新”情況發(fā)生時，都可以按特定目的特定意圖予以處置，而且不容置疑，這都是“按既定方針辦”的。他們之所以如此起勁鼓噪，“按既定方針辦”六個字確實暗藏玄機，大有文章。

由于“四人幫”被徹底粉碎，他們的那個“按既定方針辦”的陰謀，也被人們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不論怎么說，評《水滸傳》批投降派和炮制“按既定方針辦”，都是姚文元運用手中的筆，或借題發(fā)揮或偷梁換柱，掀起來的污泥濁浪。他是始作俑者?！睹献印芬粫薪杩鬃又趯κ甲髻刚吡R得很毒，說：“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可見挑頭做壞事的人自古就遭人痛恨。一生拿著他那支筆搞文字陰謀給別人設(shè)陷阱的姚文元，在批判別人時從不惜“濃墨重彩”，政治帽子能扣多大扣多大，對他筆下要批判的人，無論功勛卓著的開國元勛還是彪炳史冊的政治家、文學(xué)家，他都采用濃墨往黑里涂抹。但他進了秦城監(jiān)獄之后，讓他理理“文革”十年做的事，他的筆的功能就轉(zhuǎn)換了。他的筆變得沉重起來，詞匯變得珍稀起來。是罪他只承認是錯；是嚴重錯誤，他只承認是“有點問題”；是自己的問題則想著法往別人身上推。一個詞已經(jīng)十分準確，他往往在分量上、程度上反復(fù)糾纏，在法庭上留下令他自己都汗顏的笑話。

總之，姚文元的筆功能從大批別人向解剖自己的轉(zhuǎn)換，是十分緩慢的。就是服完刑期，離開秦城監(jiān)獄的時候，他的筆功能也還沒有完全轉(zhuǎn)換過來吧。

王洪文：總結(jié)出兩個“想不到”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等深知在復(fù)雜激烈的斗爭中需要培植個人勢力，以達到保全自己，攫取更大的權(quán)力的目的。在他們的支持和操控下，一些把斗爭矛頭指向上海市委的造反派頭頭開始“嶄露頭角”，顯現(xiàn)出他們打砸搶的本領(lǐng)。其中，王洪文走進了他們的視野。而王洪文這些人也急需在上一層尋找靠山，得到保護。這樣，他們很快就走到一起，王洪文得到張春橋的賞識和信任。

1966年以前，王洪文只不過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一個保衛(wèi)干事，1934年出生，讀了幾年私塾，相當于初中文化程度。當他被隔離審查的時候，才40歲出頭。他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出現(xiàn)本來就很荒唐，他的迅速垮臺則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在秦城監(jiān)獄，他自己總結(jié)了兩個想不到：青云直上“想不到”，轉(zhuǎn)眼被審查“想不到”。這兩個“想不到”正是他十年政治生涯的寫照。

這個被譽為“劉盆子”“兒童團”的人，當過兵、種過地、做過工，但并沒有突出表現(xiàn)。在廠里當保衛(wèi)干事時，也沒有顯現(xiàn)出有什么才能或過人之處。

“文革”開始后，王洪文顯示出糾結(jié)幫派，搞打砸搶的能耐。先是當了廠里的造反司令，繼而鬧大了，爭著要成立什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他要當“工總司”的司令。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為了逼迫上海市委承認這個跨行業(yè)的非法組織，糾集一幫人在上海安亭車站臥軌，阻塞鐵路交通，造成滬寧鐵路全線運行中斷30多個小時。就在這時候，張春橋出面支持了王洪文的所謂造反行動，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并就此同王洪文結(jié)下“戰(zhàn)斗”友誼。

此后，王洪文就帶領(lǐng)打砸搶分子打遍上海灘，與張春橋惺惺相惜，充當張春橋的打手和馬前卒。誰反對張春橋、姚文元，誰反對“工總司”造反，都必遭暴力摧毀。王洪文“造反”有“功”，保張(即張春橋)有“功”，很快就出了名。

在1966年12月上?？灯铰肺涠肥录?，1967年初上海的所謂“一月風暴”以及后來的一系列武斗事件中，王洪文和張春橋狼狽為奸，互為表里，表演雙簧。王洪文赤膊上陣，東打西殺；張春橋幕后指點，出謀劃策。所以，在秦城監(jiān)獄和后來特別法庭審訊時，王洪文都坦言承認，他與張春橋是1966年11月13日處理安亭事件時認識的，與張春橋是“四人幫”同黨關(guān)系，“如果不是張春橋支持，我也不可能到中央”。

二

在秦城監(jiān)獄見到王洪文時，人們看不出他有什么過人之處，接受問話，能回答問題，但說話缺乏條理和層次，啰里啰唆，顯不出干練利索的樣子。也許他在“文革”期間晉見最高領(lǐng)導(dǎo)時，是經(jīng)過充分準備，經(jīng)過張春橋們精心指導(dǎo)的，否則實在難說這個“劉盆子”有什么能耐。濫竽充數(shù)的吹竽者，是害怕在單個演練時露了馬腳而逃之夭夭的。王洪文不學(xué)無術(shù)、一無所長的真相是在調(diào)入中央工作后，在毛澤東身邊，近距離考察才看出來，以致毛澤東逐漸對他失望和不滿。

其實，王洪文沒能力沒水平，“四人幫”中其他三個人都清楚。他們?nèi)俗I諷王洪文不理“正事”，是“白相人”（指無所事事的人）。江青更不把這個“副主席”放在眼里，動輒指責批評，氣得王洪文曾跟她大吵一場。但吵完后，他又覺得“問題的嚴重性”，趕忙找到江青道歉認錯。

王洪文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起，在中央攪局，反對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不得人心，遭到抵制，曾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受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指使，背著中央其他人，單獨到長沙面見毛澤東，誣告北京現(xiàn)在大有1970年廬山會議的味道。他說周恩來雖然有病，卻在醫(yī)院日夜找人談話，經(jīng)常去周恩來那里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王洪文單獨告狀的言辭，讓毛澤東大為不滿。他嚴肅批評王洪文：有意見當面談，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jié)。你回去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并再一次警告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這年12月下旬，周恩來、王洪文向毛澤東匯報四屆全國人大的籌備及國家和政府主要職務(wù)的人事安排。12月23日、24日、25日，談了三個半天。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又批評了江青、王洪文等人。毛澤東對王洪文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有?！彼麌烂C批評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幫，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么多人，要團結(jié)?！泵珴蓶|在這次談話中，對“四人幫”借“批林批孔”攻擊周恩來、葉劍英的做法表示不滿，要江青作自我批評。毛澤東還講了黨的歷史上的例子，教育王洪文引為鑒戒，不要搞“四人幫”小宗派。王洪文言不由衷地表示：“以后不搞了?！边@次談話，毛澤東還要他就近一段工作中所犯的主要錯誤寫一份檢討。王洪文無奈，第二天就寫了檢討。寫是寫了，但他遲遲沒有主動交上去。他知道，不寫可是個態(tài)度問題，檢討必須寫；沒有及時交，可以找借口，只要主席那邊沒有催要，就盡可能淡化處理。因此這份檢討就帶回北京，放在自己的抽屜里，直到粉碎“四人幫”后，人們才看見他的那份檢討。

一邊寫著檢討，嘴上還說以后不搞“四人幫”了，一邊仍要為“四人幫”的核心人物——江青爭職權(quán)。也許是江青在北京眼巴巴等著，不幫著要，回北京不好交代，所以在臨離開長沙時，四屆全國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見都已經(jīng)談過了，王洪文還喋喋不休地向毛澤東說，政治局的同志都有工作分工，只有江青同志沒有分工了。毛澤東冷冷回道：“她的工作是研究國際，讀《參考》?！?/p>

三

王洪文雖然高高在上，處心積慮地要扳倒老干部，反周恩來、葉劍英等，但又不能隨心所欲，難以得逞，過得并不輕松。王洪文經(jīng)過這些事，不斷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有時還要受江青的氣，受她的嘲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所以他深感在北京生活不易。于是，他有空就想往上海跑，那里要輕松得多，那里的陳阿大、王秀珍等人都是他的人，唯他的馬首是瞻，說了他們都聽，干什么都方便。同時，還可順便抓抓民兵“第二武裝”的建設(shè)，建立“基地”，以備將來的“不時之需”。

不得不在北京時，心里有壓力怎么辦？王洪文就撿起他過去的愛好，以吃喝玩樂來宣泄內(nèi)心，釋放壓力。于是就找機會喝咖啡，吃興奮劑，喝西洋參湯，吃法國大餐；打撲克，下棋，釣魚，打獵，看專場電影。就這樣，“瀟灑走一回”，直至1976年10月被隔離審查。

在上海和北京，王洪文專用的小轎車、越野車等多達9輛，可他在北京釣魚臺辦公桌上，除了服務(wù)人員削好的幾支鉛筆，沒有一本書一張報紙。人們在他的抽屜和保險柜里，發(fā)現(xiàn)了三樣?xùn)|西，還是蠻有“意思”的。一樣是幾張他自己的“標準照”，這幾張照片看來是經(jīng)過他認真挑選的，有的照片邊框外還注上“可用”二字；一樣是幾張帶有王洪文鄭重簽名的語錄：“我們一定要好好學(xué)習，武裝自己的頭腦”“一個人不僅要會工作，還要會休息”等，一紙一句話一個簽名；再一樣就是保存了一些寫給他的效忠信，其中一封寫道：我曾看到一條金龍在你我家鄉(xiāng)的上空飛翔?，F(xiàn)在方知，這巨龍就是您的化身……王洪文居然很看重這封信，在上面用紅筆勾畫，并鄭重保存。不難看出，他是真的在做著帝王夢！

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四人幫”集團的罪行依法清算審判已經(jīng)是30多年前的事了。如今，猖獗一時的“四人幫”都已相繼離開人世。江青76歲因病痛、絕望死于自殺，王洪文57歲死于肝病，張春橋活到88歲死于癌癥，姚文元出獄后做了點文字工作，2005年74歲死于糖尿病。他們在監(jiān)獄里服刑期間，醫(yī)療有保障，都應(yīng)該能感受到共和國的民主與法制，應(yīng)該感受到對他們的人道關(guān)懷了。相比之下，看看劉少奇、彭德懷、賀龍、吳晗、老舍、鄧拓等各界人士在“文革”期間，活著時遭受的劫難，死時的凄涼、冤屈與悲憤，那又是何等不堪回首！

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文革”留給后人的歷史教訓(xùn)，包括那些歷史人物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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