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8日，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人群簇擁中，一位滿頭銀發(fā)的老太太拄著拐杖，被工作人員小心推著輪椅，緩緩駛入鄧穎超的遺體告別室。

她面容平靜，卻透著一股不易察覺的堅韌?，F(xiàn)場大多數(shù)人都不認識她，只有少數(shù)幾位陪同人員對她格外尊敬。

就在眾人疑惑時，鄧穎超生前的保健護士輕聲揭開了謎底：“她可是鄧大姐生前親口稱贊過的‘能干的老板娘’！”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話，讓老太太的身份成了現(xiàn)場議論的話題。

這位老太太名叫周宗瓊，一位曾經叱咤山城重慶的傳奇人物。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她不僅是一位商界奇女子，更是我黨地下工作的堅定支持者。

她的故事，橫跨了戰(zhàn)火紛飛的歲月，也見證了新中國的黎明。

周宗瓊的故事要從她的家鄉(xiāng)重慶江津開始講起。1910年，她出生在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家境雖不富裕，但父母極重視教育，這讓她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學業(yè)熏陶。

21歲那年，她憑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平女子第一高中，成為家族和鄰里的驕傲。畢業(yè)后，她回到家鄉(xiāng)當起了小學老師，沒多久還當上了校長。

彼時，一個年輕姑娘能做到如此，已是難得。

但命運并未讓她安穩(wěn)度日。一樁街頭不平事，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一次下班路上，她目睹一位女工因被富少迫害致死，家屬向警方討說法卻屢遭敷衍。周宗瓊不顧自己的安危，站出來為受害者一家鳴不平。

結果，她因“妨礙公務”被關押，甚至丟了校長的職位。這件事雖然讓她在江津的民主人士中成了名人，但她也因此失去了在教育界的立足之地。

為了生活，她離開江津，進入重慶天成廠當了一名女工。在天成廠，她遇到了同樣有抱負的青年任宗德。

兩人志趣相投，后來結為夫妻。正是這一段婚姻，為他們日后的商界冒險拉開了序幕。

1938年，天成廠因經營不善破產。夫妻倆見狀，決定自己創(chuàng)業(yè)，于是用積蓄買下了廠里的設備，帶著工人們重新起步。

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做生意絕非易事，但夫妻倆憑借智慧和勤奮，硬是將生意做得有聲有色。為了節(jié)省空間，他們還將新蓋的小樓部分出租。

沒想到，這房子的租客竟成了改變他們人生的關鍵人物。樓上住著國民黨的一個集團軍辦事處，樓下則成了中共《新華日報》的營業(yè)部。

雖說國共兩家各據(jù)一層，但夫妻倆對共產黨人卻生出一份特殊的敬佩。

周宗瓊與共產黨人的交情，正是在《新華日報》的營業(yè)部里逐步建立起來的。她發(fā)現(xiàn)，這些年輕人不僅能吃苦，還一心為理想奮斗。

尤其是報社經理熊瑾玎夫婦，連個像樣的床位都沒有，就在營業(yè)部打地鋪過夜。周宗瓊被他們的精神所打動，主動將自己的房間讓給了他們居住。

從那時起，《新華日報》的同仁們不再稱她“房東太太”，而是親切地叫她“周大姐”。

不久后，周宗瓊被授予了一個新身份——酒精廠廠長。1939年，重慶的中共南方局因經費緊張，周恩來提議創(chuàng)辦實業(yè)以維持資金來源。

熊瑾玎找到周宗瓊夫婦，希望他們出面辦廠。周宗瓊二話沒說，滿口答應。

在她的努力下，酒精廠不僅幫助《新華日報》解決了出版資金問題，還為黨的地下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經濟支持。從此，“老板娘”的名號在地下組織中傳開，她成了無數(shù)特工口中的“幕后英雄”。

戰(zhàn)爭年代，危機四伏，周宗瓊夫婦也曾經多次陷入險境。1945年，為了掩護40多名紅色特工從重慶安全轉移，她變賣了家中的最后一批貨物，連一半市場價都沒拿到。

正是那筆錢，保住了這批同志的性命。這些付出，她從未后悔過。

1944年春，周宗瓊終于迎來了與“偶像”周恩來的第一次見面。那一天，周恩來親自登門致謝，稱贊她一家是“黨的朋友，是國家的功臣”。

這次見面讓周宗瓊一家倍感榮幸，也更加堅定了她對未來的信心。

解放后，黨組織多次上門，希望計算她在戰(zhàn)時的經濟支持，但她始終不肯接受回報。在她看來，這一切都是自愿的。

她說：“國家好了，我的心就安了?！彪x休后，她的生活極為低調，幾乎不為人所知。

1996年，周宗瓊與世長辭。她的靈前掛著這樣一副挽聯(lián)：“巾幗英雄誰與比，山城當呼宗瓊來！

”這短短十四字，濃縮了她一生的榮光與偉大。她是那個年代無數(shù)無名英雄的縮影，也是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