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文天祥于潮陽縣兵敗被捕。三年的囚徒生涯，文天祥堅持不跪拜，不受降。

這三年來，弟弟降了，寫信勸降，文天祥回信稱：“兄弟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迸畠簩懶趴拊V在大都為奴，苦不堪言，文天祥回詩曰：“癡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br/>這三年來，元朝也曾想盡辦法，屢屢勸降，許以高官厚祿，但都被文天祥一一拒絕。最終惜才的忽必烈親自召見了文天祥，并問他：“你有何愿望？”文天祥坦然答道：“深受宋朝的恩德，身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賜我一死就滿足了?！焙霰亓衣勓猿扇怂?。

其實，在勸降文天祥這件事上，蒙古人是相當(dāng)有誠意的，因為一旦最硬氣的宰相投降了，將成為元朝馴化漢人標(biāo)桿和工具。而文天祥堅持不將，便留存了漢人的氣節(jié)。只要氣節(jié)猶在，便還有希望。

文天祥舍生取義，這是歷史上義與利之爭的一個典型案例。文天祥只需稍一松口，于他個人以及家庭來說便有著無限的利好。但他卻放棄了一己之利而舍身堅守忠義，以此更進一步喚醒路民族意識，成為抵抗外侮的精神圖騰。

在當(dāng)時的時代背景下，南宋的覆滅使得無數(shù)士大夫或為一己之利，或降或隱，但文天祥卻逆著潮流而上，自籌軍餉，即便螳臂當(dāng)車也要迎擊蒙軍，這何嘗不是儒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最終以“不降”的姿態(tài)成為漢人抗擊外族侵略的一面精神旗幟。而他的存在本身就宣告了蒙古統(tǒng)治的不義與漢族人民抵抗外族侵略的正義性。

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元朝雖然以武力征服了中原大地，卻始終未能夠征服以文天祥為代表的民族氣節(jié)。他的《正氣歌》《過零丁洋》等詩文在民間秘密流傳，成為反抗者心中最強大的精神彈藥，為后來風(fēng)起云涌的紅巾軍起義乃至朱元璋“驅(qū)逐胡虜，恢復(fù)中華”的號召，提供了道義上的至高依據(jù)。

即便是到了十九世紀(jì)，文天祥那“不降”的抗?fàn)幘?，也成為了中華人民抗?fàn)幍蹏髁x侵略的精神圖騰和抗?fàn)幬淦?。?dāng)積貧積弱的中國面對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陷入了空前的危機，文天祥的浩然正氣正是重塑國民精神的一劑良藥。

鄒容在《革命軍》中高喊：“文天祥、史可法精神不死。”秋瑾就義亦曾慨嘆：“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而其絕命詞“秋風(fēng)秋雨愁煞人”，更是暗合文天祥的悲壯氣韻。

而《正氣歌》在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歲月里更是迸發(fā)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它被印成傳單、編入教材、譜成歌曲，傳唱于前線戰(zhàn)壕與大后方，成為將士們面對強敵、視死如歸的精神支柱。無數(shù)仁人志士在殉國前，都曾以文天祥自勵。他的形象，成為中華民族不屈脊梁的具象化身，激勵著人們在至暗時刻堅守民族氣節(jié)，堅信“正義必勝”。

而這，何嘗不是舍一人之私利，以其忠義為民族謀得萬世之長久利益的典范。

在此刻，義與利完美融合。

其實，對于儒家來說。義與利并非絕對的對立。

儒家所反對的是為了私利而拋棄公義。

但若能以義取利，又何嘗不是真君子呢。

由于篇幅所限，我們就在之后繼續(xù)聊這個話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