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島臺灣在上世紀的60年代以來被稱為“亞洲四小龍”，到1990年，當時臺灣的發(fā)展十分迅猛，臺灣的人均GDP已經邁入1萬美元俱樂部，不僅擁有較為完備的輕重工業(yè)體系，在集成電路、電腦等高科技行業(yè)也進入了國際水準，當時臺灣以3.6萬平方公里的地區(qū)面積和2000萬的人口，GDP居然達到大陸的45.5%，的確可以稱得上是臺灣奇跡，時光倒數(shù)70年,在1948年隨著國民黨軍隊在三大戰(zhàn)役中的潰敗，蔣介石對當時的內戰(zhàn)前景大感憂慮，為了徐圖后繼,他決定遷移政府、軍隊、軍券、故宮文物、國庫資產與相關檔案等到臺灣，用于振興臺灣,為日后反攻大陸做準備，其中也包括作為金元券準備金的上海中國銀行的國庫儲藏黃金，以及南京中央銀行的國庫儲藏黃金。

國民黨1950年儲存在臺北，臺灣銀行金庫的金圓券準備金

消息泄露

根據上海地方志記載,1949年5月以后，整個上海地區(qū)最后只剩6180兩黃金，那么蔣介石當初到底運了多少黃金到臺灣?，這些黃金又是怎么運過去的呢?，1948年12月24日,地處上海外灘的中央銀行和漢口路的中央銀行一開門，便有成千上萬的市民如潮水般的涌來，這些情緒失控的市民為擠進銀行不顧一切的爭搶、沖撞、踩踏，結果釀成擊死7人、傷57人的慘案，而這起慘劇的發(fā)生僅僅是因為被國民政府視為謠言的一篇報道。

這篇報道的作者是英文《字林西報》的記者喬治·瓦因，1948年12月1日,喬治住在緊挨著中國銀行的和平飯店，午夜過后他下床東望,從昏暗的路燈下，發(fā)現(xiàn)中國銀行的側門及原民園的路口，有挑夫模樣的人,或兩人單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輪船,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稽私艦，也正?？吭邳S浦江邊，新聞記者喬治憑著專業(yè)的直覺，推斷挑夫挑的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里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于是他立刻擬定并發(fā)出如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tǒng)的方式苦力運走，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fā)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的華商報12月3號及其他報紙也都轉載了這條消息。

上海和平飯店外景

消息見報后舉國震驚，本來蔣經國在上海打虎，以鬧劇收場之后的金圓券就已經江河日下，發(fā)行僅半年就已貶值到5%，此消息一出金圓券更加是如雪崩式的狂貶,完全失控，上海更是人心惶惶，沒過幾天就出現(xiàn)前文所述的黃金擠兌慘案，喬治瓦因或許沒意識到,這則報道捅了一個多大的籠子，當局一面辟謠,一面抓捕造謠者，喬治很快被抓捕,速審速決判處死刑，幸虧其夫人趕緊托香港外國記者協(xié)會出席，直接找到蔣介石求情,才被釋放，元健是國民黨海關緝私艦“海星號”的船員。

1991年8月,他在臺灣憶起當年運出黃金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1948年12月1號下午2點,范元健和其他海星號船員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機密任務,任何人不得離艦，誰知這一等就一直沒了消息，到了夜深一點左右,船忽然開動,但并沒有按照以往的航線航行，而是逆向在長江口左轉,開到了上海外灘中國銀行碼頭，接著便發(fā)生喬治所看到的那一幕，一對身著百姓服裝的挑夫，在核槍實彈的軍警護送下，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秘的貨物抬上海星號,船隨即駛向茫茫夜色之中，等開到舟山群島附近江面,船長鐘富林才透露,此行的目的地是臺灣，而這批神秘的貨物,范元健在事后才得知,正是運臺的第一批國庫黃金，蔣介石的秘密運金計劃應該與其遷臺計劃同時出臺,是在1948年底，國庫的黃金對蔣介石而言是其立足臺灣另起爐灶的本錢，絕不能落入共產黨和桂系李宗仁之手。

行動開始

為此,運金計劃必須保持極度機密，10月9日,蔣介石密召見央行總裁俞鴻鈞,對他首次談起以改儲金地點方式,為由轉運黃金的問題，為了謹慎,整個計劃參與者全部為蔣介石的心腹，其子蔣經國負責溝通護航軍隊,大舅子宋子文負責調度海關總署運輸艦，俞鴻鈞的職責是央行和金庫方面的公文協(xié)調，據的俞鴻鈞機要幕僚何善源回憶,奉命籌劃密運黃金期間，俞鴻鈞凡公文轉你、善寫、用意、風發(fā)均一人認知,幾乎切斷于外界的所有聯(lián)系，到起運之際,軍方實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免被人知曉。

陳誠

據時任上海中央銀行集合處集合員張繼鳳后來回應，黃金運臺是絕對機密,每個環(huán)節(jié)都是高度秘密作業(yè),只有上層少數(shù)人知道，但擺明一說的是,這個計劃被英國記者發(fā)現(xiàn)并捅了出來,難怪蔣介石如此惱火，在籌劃黃金運臺的同時,蔣介石還急電養(yǎng)病中的陳誠,命其接任臺灣省主席，蔣經國亦受命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與此同時,大批重工藝設備也開始陸續(xù)運往臺灣。

據檔案顯示,抗戰(zhàn)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僅剩黃金不足三萬兩，而后沒收汪偽政權國庫的49.5萬兩，1948年8月通過發(fā)行金援券開始從民間收兌黃金,到1948年10月16日，據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當日向蔣介石的報告,總收兌黃金166.3萬兩，此外,抗戰(zhàn)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2.2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shù)上逾400多萬兩。

國民黨中央銀行行長· 俞鴻鈞

11月底,俞鴻鈞接到密電,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將國庫一半的黃金運到臺灣，那就應是200余萬兩，后來留在大陸的曾經中央銀行副總裁的李立霞的回憶也印證了這個數(shù)字，她說,“海星”號這次運出的黃金為200.4459萬兩，其后的1949年1月1日又運出60萬兩，所以第一批從國庫運出黃金共計260余萬兩，黃金擠兌慘案發(fā)生后,國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圓券兌換黃金，而金圓券更是一泄千里,到1949年1月,與銀元的比率已經變成1000比1，到4月23日解放軍攻進南京時,1000萬金圓券都對不到一塊銀元，到1949年6月,銀元價格更是達到5億金圓券一枚，此舉使得許多小康人家傾家蕩產。

隨著戰(zhàn)局的進一步惡化和桂系的逼宮,蔣介石下野已成定局，在下野前,蔣還不忘國庫里的剩余黃金，1月8日,他密召聯(lián)請總部財務署、中將署長吳嵩慶商談運金敘議，因財政界反對聲音較大,在俞鴻鈞與財政部溝通施壓后，由蔣介石擬定一份草約,把國庫資金的半數(shù)以預支軍費的名義保管起來，然后再秘密運出,之所以擬定這樣的一份黃金草約，據吳嵩慶之子吳興鏞博士推測,蔣是希望通過此舉告訴央行領導人，這是我蔣總統(tǒng)命令國民黨軍隊財務署長吳嵩慶同你們立約的，有什么事情你們不必負責，此時蔣的身份仍是中華民國總統(tǒng)，所以這筆軍費的支出吳認為應該還算合法的。

海星輪

就在蔣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天,1949年1月20日的清晨六點，海軍“海星號”、“美朋號”“昆侖號”、“峨眉號”等艦艇，裝載著90萬輛黃金及大量純銀，一共151箱以預支軍費的名義被運出上海，但是這次所運的90萬輛黃金與之前1月10號運走的10萬輛一樣，都沒有直接運抵臺灣，而是運到廈門鼓浪嶼上的中國銀行地下金庫。

1949年7月存在廈門的黃金繼續(xù)運往臺灣，7月14日吳嵩慶在日記中寫道，今日得電,廈門存金均可照計劃運送，此事辦畢,可省卻一心事，然而奇怪的是鼓浪嶼的這兩批黃金，居然完全沒有列入臺灣央行黃金收支賬目，臺灣國防部檔案中也缺少1949年軍費預算和支出資料方面的記載，而那份黃金草約其后也無影無蹤了。

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檔案，送上了自上海開往臺灣基隆港的太平輪，途中沉沒于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員及上千箱央行檔案都隨船沉沒，黃金草約很可能已隨這批檔案沉入海底，黃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隊,父親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記錄，吳興鏞在研讀過其父遺稿后推斷，失蹤檔案中有一部分應是被故意銷毀，另一部分可能壓根就沒有記錄，對于檔案是否隨太平輪沉入海底的說法，吳興鏞在查閱央行往來文書后認為，隨太平輪沉海的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賬冊，因此更完整的檔案很可能在廣州、重慶、成都或臺北的央行檔案內，當然也不排除戰(zhàn)亂中遺失或被故意銷毀的可能，蔣介石下野后俞鴻鈞也隨之拒之，由劉攻蕓接任央行總裁，劉攻蕓認為以蔣介石下野之身，偽時不宜繼續(xù)下令,搬以國庫存金，因此劉攻蕓對蔣氏父子一再催辦的黃金秘運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C46運輸機

1月28日,以央行常務理事身份，在上海繼續(xù)籌劃黃金命運的俞鴻鈞，密宴蔣介石請蔣經國催辦，1月30日,空軍總司令周志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與聯(lián)勤總部總司令郭參三人一同赴滬，一道拜會劉攻蕓，在這次會談中,劉攻蕓同意交出國庫剩余黃金銀元，2月7日,香港華商報出現(xiàn)一則報道，央行又有黃金由中行專機飛臺北，央行派出納科好數(shù)名押運至臺北，而據中央銀行的檔案記載，到8號央行的黃金量從80萬輛減至68萬輛，而一架中航C46運輸機的載重量恰好是12萬兩，由此可見,香港的這則消息是可靠的，但如此機密事宜怎會輕易泄露呢?

或許是劉攻蕓作為央行總裁不愿守著一個空國庫，雖迫于壓力不得不同意，但仍心有不甘而故意為之，但這次的消息泄露，讓下野的蔣介石非常驚慌，為防止李宗仁出面阻擋，他只好出動軍機，在兩天內運送了48萬輛黃金，蔣介石的專機駕駛員衣復恩都參與執(zhí)行了此鄉(xiāng)任務，可見蔣介石對此的重視程度，到2月10日,上海國庫黃金只剩下20萬輛，與上一批運出的黃金一樣，這次運出的黃金也并沒有正式入賬，都成了財務署掌控的絕密軍費，對曾經阻撓黃金轉移并涉嫌泄密的劉攻蕓，則被蔣介石列入黑名單，以致他在國民黨赴臺后被冷落并無法立足，1950年舉家前往新加坡并客死他鄉(xiāng)，等到李宗仁知曉此事時，國庫黃金已差不多被搬空。

美朋號輪船

他一面嚴令劉攻蕓不得再將中央銀行存金運到他處，一面致函臺灣省主席陳誠，并動員桂系立法委員施壓，要求運回黃金，但其命令均成一紙空文，不僅如此四月南京失守后，國庫剩余的二十萬兩黃金，也由負責守衛(wèi)上海的湯恩伯，在蔣的命令下運往臺灣，5月中旬蔣介石連續(xù)給湯恩伯發(fā)了五封親筆信，信中明確指示，除在滬維持金融，必要數(shù)之外，行留黃金兩萬兩，銀元一百萬元，其后蔣右派俞鴻鈞從香港飛抵上海密會湯恩伯，要求中央銀行除暫存留黃金五千兩，銀元三十萬元外，其余存余持定至安全地點，而所謂安全地點指的正是臺灣，湯恩伯調動了運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漢民輪外，還有軍方艦艇“美朋”號，裝黃金的同時還滿載了軍人和眷屬，經過兩天兩夜的裝運，終于將所有黃金裝上輪船，而這時的上海城內，已經出現(xiàn)解放軍的先頭部隊，按計劃漢民輪5月19日黃昏起航離崗，還沒到吳淞口就挨了一顆炮彈被迫停，第二天拂曉才在國民黨兩艘軍艦的護航下重新起錨，至此上海國庫內支黃金前后分成四批全部被運出。

后續(xù)運送

根據吳興鏞的研究，當年運往臺灣的黃金一共有400多萬兩，其中一部分又回到大陸各地，用于內地軍費和國民黨在大陸的行政開銷，留在臺灣的黃金大約有350萬兩左右，相當于當時臺灣美元平均分到了50美元，此外還包括價值350萬兩黃金的白銀和外匯，也就是說最終運臺金銀外匯總額度，換算成黃金的總價值約為700萬兩，這700萬兩是個什么概念，按照當時的價格一兩黃金約合38美元，700萬兩黃金就相當于2.66億美元，這筆黃金雖無法與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的援助數(shù)額相比，但正是這筆黃金支撐了國民黨政府，初道臺灣時的艱難歲月，作為新臺幣發(fā)行的準備金，它使臺灣避免了通貨膨脹的沖擊，據考證蔣介石政府抵臺初期幾乎所有支出都以依賴黃金，包括軍隊每四年的經濟計劃扶持和發(fā)展民營企業(yè)等，今天大陸黃金運臺儀式已經不再是秘密了，這件對臺灣看來大有弊異的事情，在當時參與此事的當事人那里，卻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吳嵩慶

直至1990年當吳興鏞問其父吳嵩慶此事時，他還斷然說，此事我不清楚，2004年11月李登輝對此更是矢口否認，不要以為臺灣今天的繁榮，是國民黨抵臺時運來960萬兩黃金，事實上沒那個事兒，那艘船從南京來臺灣時早在揚子江口就沉了，作為政客的李登輝或許出于意識形態(tài)而否認此事，那吳嵩慶則或許是因為過重的心理負擔，畢竟正如蔣經國在其風雨中的寧靜藝術里提到的那樣，每個銅錢敲開來都是血，這些黃金作為國并金圓券的準備金是屬于全體中國人民的，然而無數(shù)百姓卻因金圓券的劇烈貶值而傾家蕩產，曾拍攝黃金密檔的臺灣紀錄片制作人丁文靜說，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往事過去屬于高度機密，許多參與者最初都不愿意提及，把屬于全體人民的黃金運到臺灣去，他們中很多人都顧慮留在大陸的親人會被指責，因此長期追蹤研究黃金運臺的吳興鏞先生提議臺灣當局，用以部分運臺剩余黃金的利息建立一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他還聲明將其鎖住黃金密檔藝術的全部稿籌捐獻給這個基金，用以增進兩岸交流爭取兩岸和平，在他看來這也是對大陸許多由于這筆聚金運臺，導致金圓券狂貶而受到損失的老百姓的一點象征性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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