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當李波在臨沂巡演的舞臺上，將話筒轉向觀眾席第二排的那個農村婦女時，她可能并未預料到，這個看似隨機的互動，會成為一個寓言的開端。 那個婦女，房主任，說自己是我們村的“信息中心主任”，一句帶著生活辛酸和狡黠的玩笑，引得全場哄堂大笑。 在那一刻，燈光、笑聲和李波遞過來的無形話筒，共同構成了一個：
賦權的瞬間。 話筒，一個冰冷的、能放大聲音的工具，在此刻成為了一個象征。 它可以是李波在喜劇舞臺上賴以為生的武器，是魯豫在播客錄音室里對著喃喃自語的專業(yè)麥克風，也可以是張桂梅手里那個喊得學生耳朵生繭的老舊擴音喇叭。 它象征著話語權，一種定義世界、講述自我、并最終改變現(xiàn)實的力量。 我們總在感謝那些為我們傳道授業(yè)的師者，但今天，或許我們也應該感謝那些率先拿起話筒，并決意將它傳遞下去的女性。 她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條出路。

1

如果說話語權是一場宏大的戰(zhàn)爭，那么在中國脫口秀這個以男性為主導、充斥著冒犯與解構的版圖中，李波早已是身經百戰(zhàn)的： 幸存者。 她的話語權，是她在無數(shù)個開放麥和專場里，一個段子一個段子“殺”出來的江湖地位。 而她選擇用這種地位，去做一件看似非理性的事。 她發(fā)現(xiàn)了房主任，那 個 連普通話都說不標準 、 前半生都在包辦婚姻和家庭暴力中掙扎的農村女性，并直接把她簽進了自己的廠牌。 這不是投資，更像是一場賭博，賭的是一個被壓抑的靈魂深處，也藏著喜劇的火花。 她遞給房主任的，不僅僅是一份工作合同，而是她用半生拼殺換來的話語權的一部分，一個舞臺，一個麥克風，一個： 你可以講的許可。 這是一種具體的、可觸摸的賦權。 它不像宏大敘事那般激動人心，卻像一次精準的火種傳遞，直接點燃了另一個被黑暗包裹的生命。 而有些時候，話語權的建立，無法如此精準。它需要的不是手術刀，而是開山斧，一種近乎物理性的蠻力。 張桂梅的話筒，就是她用自己的肉身和鋼鐵意志，在云南華坪那片貧瘠的土地上： 硬生生砸出的一所學校。 在那個女孩們會從課堂上悄然消失的地方，她建立的華坪女高，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最硬核的“話筒”，一個巨大的聲音放大器。 它日夜不停地向大山深處的女孩們廣播著一個前所未有的聲音： 讀書，走出去，別回頭。 她的話語權，是用肉身和磚石砌成的。 相比之下，魯豫的話筒，則構建了一個更廣闊的公共場域。 曾幾何時，魯豫和她主持的節(jié)目，本身就是公共輿論場爭議的一部分。 但近年來，她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轉身。她不再滿足于做一個四平八穩(wěn)的提問者，而是選擇成為一個： 建桌子的人。 于是，《豫見她們》和播客《巖中花述》誕生了。 在這里，月經羞恥、生育焦慮、原生家庭創(chuàng)傷，這些在傳統(tǒng)公共領域被邊緣化的議題，成為了理所當然的圓心。 她不是把話筒遞給某一個具體的房主任，而是創(chuàng)造了一個巨大的廣場，讓每一個路過此地的女性，都覺得自己有資格拿起一支話筒，說點什么。

2

話語權一旦被傳遞，就會產生回響。這回響，最直接地體現(xiàn)在被改變了的人生劇本上。

最戲劇性的回響，發(fā)生在房主任身上。

在接住李波遞來的話筒之前，她的生活是被“認命”兩個字定義的。

面對出軌、敗家、還對她施以家暴的丈夫，她想離婚，卻被父母以“丟人”為由勸退。

她的聲音，在家庭和社會最基本的單元里，都毫無分量。

脫口秀改變了這一切。

當她第一次站在臺上，將自己“身高155，體重95”的“柯基”前夫作為段子講出來時，臺下的笑聲是一種確認，一種：

“你的痛苦可以被言說，并且能引發(fā)共鳴”的許可。

這種許可，給了她前所未有的力量。

2024年4月8日，她終于拿到了離婚證，凈身出戶。她把這一天定為自己的：

生 日 。

喜劇沒能治愈她的前半生，但給了她一個可以嘲笑和告別它的權利。

她不再是那個只能在村里傳播家長里短的“信息中心主任”，而是成為在全國舞臺上公開剖析自己，并以此為生的職業(yè)女性。

她開始有能力為女兒支付學費，并告訴她們：

你想做啥就做啥，媽媽能支持你了。

這句承諾，是話語權轉化為經濟獨立和選擇自由最樸素，也最動人的證明。

如果說房主任的回響是一個強烈的單音，那華坪女高兩千多名畢業(yè)生的故事，則是一首雄壯的交響曲。

在進入這所學校之前，她們的人生軌跡幾乎是注定的：

輟學、打工、早早嫁人，重復母親輩的命運。

她們的人生，幾乎：

沒得選。

張桂梅那個巨大的“話筒”，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它日復一日地廣播著紀律、信念和知識，最終將這些女孩送進了大學。

她們中，有人成為了教師，有人成為了醫(yī)生，有人去了西藏支援。

她們不僅獲得了選擇職業(yè)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她們的價值觀被重塑了。

她們的人生，從沒得選，變成了：

我選擇。

而魯豫的話筒，則在更廣闊、更無形的層面產生著回響。

她的播客和節(jié)目，或許沒有直接讓某個女性離婚或考上大學，但它帶來的影響同樣深遠。

當一個深夜里獨自為身材焦慮而痛苦的年輕女孩，聽到魯豫在節(jié)目里說出人可以按心情去生長，不用按尺寸去生長時；

當一個深受原生家庭創(chuàng)傷困擾的女性，在《豫見她們》里看到小雪顫抖著說出自己被父親打壓的經歷，并得到魯豫和其他嘉賓的理解與共情時；

一種深刻的療愈發(fā)生了。

這種回響，是共鳴。

它讓無數(shù)個孤立的個體意識到，自己的困境并非孤例，自己的感受是真實且值得被言說的。

這種“被看見”本身，就是一種：

解放。

它無法被量化，卻能在一個女性未來面臨選擇的某個瞬間，給予她額外的底氣和勇氣。

這是一種沉默但堅韌的力量，是話語權在精神層面最廣泛的回響。

3

感謝這些先行者，但我們不能僅僅止于感謝。

因為審視她們獲得話語權的過程，以及她們在使用這種權力時所面臨的爭議，我們才能理解，這件事有多么不易，以及：

為何我們必須主動去爭取。

話語權的核心，是：

定義權。

這一點在張桂梅身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當她因為拒絕了一位畢業(yè)后成為全職太太的學生的捐款，并怒斥滾出去時，一場巨大的輿論風暴將她包圍。

批評者認為她不尊重女性的選擇自由，是對全職太太的歧視。

這些批評，在一個中產階級女性主義的語境下，邏輯上是自洽的。然而，這恰恰凸顯了話語權的珍貴與復雜。

張桂梅的話語權，根植于她對貧困山區(qū)女性生存底線的深刻洞察。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對于她那些幾乎是從零開始的學生而言，放棄經濟獨立，退回家庭，大概率不是一種詩意的生活方式選擇 ，而是一條：

通往依附、貧困和喪失尊嚴的舊路。

她的激烈，是一種抗辯。

她是在用一種近乎冒犯的姿態(tài)，捍衛(wèi)她為學生們定義的、唯一安全的生存法則。

擁有話語權，不僅僅意味著可以溫和地講述，更意味著在關鍵時刻，有能力去定義“何為更優(yōu)的選擇”，哪怕這種定義充滿爭議。

自由，有時候只是：

幸存者講述的故事。

我們感謝張桂梅、李波和魯豫，但更應該意識到，她們的出現(xiàn)，充滿了偶然和艱辛。

張桂桂的成功部分是來自主流話語權的認可，李波的廠牌是商業(yè)搏殺的結果，魯豫的轉型也建立在她數(shù)十年的行業(yè)積累之上。

她們是幸存者，是少數(shù)派。女性的集體處境，不能只依賴于少數(shù)英雄的出現(xiàn)。

感謝她們最好的方式，是把她們的個人奮斗，理解為一種：

公共的號召。

她們用行動證明了，當一個女性掌握了話語權，她會很自然地去幫助和提攜其他的女性。這種女性之間的“惺惺相惜”，不是一種道德高尚，而是一種基于共同處境的本能。

因此，問題就變得很清晰：我們需要的，是成千上萬個張桂梅、李波和魯豫。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

從被動的等待被賦權，轉向主動的爭取話語權。

這并非一句空洞的口號。

它可以是生活中的每一次微小行動。

是在會議室里，當一個女同事的觀點被打斷時，你主動幫她拉回話題；

是在社交媒體上，面對針對女性的污名化言論時，你選擇發(fā)出理性的反駁；

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對另一個女性的成就，真心實意地表達贊美與支持。

從接住別人遞來的話筒，到主動去尋找、甚至創(chuàng)造自己的話筒。這是一個從個體覺醒到集體行動的必然過程。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間只屬于自己的房間》里，反復論證女性需要有穩(wěn)定的收入和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才能進行真正的創(chuàng)作。

這里的“房間”，和我們今天討論的“話筒”異曲同工。

它是一個物理空間，更是一個精神空間，一個讓女性可以免于打擾、自由思想、發(fā)出自己聲音的場域。

先行者們已經為我們造好了房間，甚至遞來了話筒。

那支話筒已經被遞了過來，現(xiàn)在，輪到我們開口了。

文｜蛙蛙和洼

圖 | 《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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