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州這座被園林與流水溫柔包裹的城市里，有一群人，他們的名字藏在碑石的角落，他們的故事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他們以刀為筆，以石為紙，將整座城市的記憶鐫刻進永恒。

本次特展以“物勒工名”為線索，首次系統(tǒng)梳理從唐至民國蘇州歷代刻工及其代表作，通過近百件珍貴拓片、原石與文獻，為大家揭開那些“讓墨跡成為永恒”的刻石者們的故事。展期為2025年9月28日- 2025年12月7日，地點在蘇州碑刻博物館的明倫堂展廳。

宋代繪圖

穿越七百年的城市對話

在本展的開篇，蘇州碑刻博物館做了一次大膽的嘗試：首次將1917年深刻前與深刻后的《南宋平江圖》拓本并列展出。蘇州碑刻博物館希望通過這種最直觀的對比，為大家完整講述這方古碑如何在新舊時代之交重獲新生的故事。

這是蘇州碑刻博物館將首次公開展出的珍貴拓本——1917年深刻前的《平江圖》。它上面每一處斑駁的痕跡都無比珍貴：漫漶的碑文、左下角的殘缺，并非瑕疵，而是時間留下的真實印記。這張拓本，是大家能直面南宋蘇州城原始肌理的起點。

深刻前《平江圖》

與它并列的，是修復(fù)后廣為流傳的清晰版本。兩相對比，震撼不言而喻。而蘇州碑刻博物館更想向大家引出的問題是：是誰，完成了這場奇跡般的“手術(shù)”，讓模糊的城市記憶重新變得清晰？

答案，就在這一組閃亮的名字背后：

葉德輝、朱錫梁：1917年秋，正是兩位先生的遠見與擔(dān)當(dāng)，力排眾議，出資主導(dǎo)了深刻的修復(fù)工程。

葉德輝

朱錫梁

這個復(fù)刻工程，還有兩個幕后英雄：王謇：他埋首于碑前，嚴(yán)謹(jǐn)?shù)爻洝⑿：?，其后的《宋平江城坊考》已成為?jīng)典。

王謇

黃慰萱：作為民國時代技藝絕倫的代表性刻工，他以刀代筆，完美復(fù)原了原碑神韻，但囿于時代局限，未能在碑上留下自己的姓名。而他，正是蘇州碑刻博物館最不該遺忘的幕后英雄。

深刻后《平江圖》

蘇州碑刻博物館希望通過這方石碑的“前世”與“今生”，向大家展示的不僅是一件文物的蛻變，更是一代文人與匠人如何通力協(xié)作，完成的一場跨越七百年的文明接力。

明代頂流合作

文徵明與他的“拖延癥”刻工大師

在明代蘇州藝術(shù)圈，文徵明有個“御用刻工”章文（字簡甫）——一個讓文徵明又愛又恨的合作伙伴。

“非簡甫刻不稱吾筆”

文徵明放話，碑刻非章簡甫不可。這位章師傅刻工精湛，摹《真賞齋帖》、懷素《自敘》足以亂真，寫文徵明的字連文家兒子都難辨真?zhèn)巍?/p>

甲方的崩潰：83歲文徵明在線催稿

“研匣四年未完工，我八十三了，還能等嗎？”文徵明派人催稿、加錢，章簡甫卻玩消失。原來這位大師“疏懶成性，嗜賭散財”，完工全看心情。

傳奇人生的另一面

章簡甫曾被寧王威逼參與謀反，機智脫身后技藝更臻化境。他好客雅集，卻因賭博散盡家財，去世時無力辦喪禮，靠兒子傭書安葬。

士匠共生，打造吳門黃金時代

文豪提供IP，刻工以刀代筆。章氏三代與文徵明、王世貞等合作，成就了蘇州碑刻的巔峰。這種“文人+匠人”的模式，正是明代藝術(shù)圈最成功的“互相成就”。

有明一代，蘇州刻工世家輩出，除了章氏之外，還有吳氏、何氏、溫氏等家族，他們各有所長、傳承有序，以精湛技藝承接了大量官刻、私刻與法帖摹勒工程，共同書寫了蘇州碑刻的黃金時代。

《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記》

此碑由吳門四家之文徵明、祝允明聯(lián)袂創(chuàng)作，章氏刻工第三代傳人章文（字簡甫）鐫刻。碑文楷書1034字，記述蘇州香山潘氏家族修建祠堂始末。碑額篆書“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記”九字，筆力渾厚。該碑于1980年出土于吳縣潘氏祠堂遺址，為明代士族文化與刻工技藝結(jié)合的典范。

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記

《漕運新渠記》

碑高4.1米，寬1.9米。明嘉靖四十四年至隆慶元年(1565-1567)，工部尚書朱衡在今屬山東省濟寧市微山縣主持開鑿了一段運河，北從南陽，南至留城，全長70.5公里，被稱為“漕運新渠”。為紀(jì)念此事，由徐階撰文、周天球書寫、吳鼒刻石，乃成此碑。三名士各懷絕技，成就了此碑文、書、刻較高的藝術(shù)水平，碑文共一千二百五十七字，后人亦稱此碑為“三絕碑”。周天球自十五歲跟隨文徵明學(xué)習(xí)詩文書畫，深得文徵明賞識，善大小篆隸、行草，是文徵明的重要傳人之一。

《漕運新渠記》

清代創(chuàng)業(yè)

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清代的刻工都有了自己的招牌。穆大展——清代刻工界的“明星掌柜”，也可能是唯一有畫像留存于世的刻工，他的刻字工坊“穆大展局”堪稱清代蘇州的“網(wǎng)紅工作室”（在古代，刻工可能同時承接刻書、刻碑、刻章的活兒）。

陸燦繪《穆大展攝山玩松圖》

清代晚期，在護龍街（現(xiàn)今人民路）上，匯聚了尊漢閣、文寶齋、漢貞閣等幾十家碑帖刻字鋪，這些掌柜們不僅技藝精湛，更是經(jīng)營高手：前店接單、后坊刻石，按工序分工、計件取酬，還會在報刊上打廣告招攬業(yè)務(wù)。如果有自媒體，他們絕對是深諳流量之道的“文創(chuàng)博主”。

鐵筆抗戰(zhàn)

刻刀下的救國之路

本章以《韓蘄王神道碑》存世孤本為核心展品，講述民國時期蘇州刻工的文化守護故事。這套由周梅谷、錢榮初師徒于1920年精心拓制的孤本，在1939年原碑被臺風(fēng)摧折后，成為研究這座“天下第一碑”的唯一依據(jù)。與之相呼應(yīng)的是《記蘇君仁華守師子林事碑》和《國民政府褒揚杜羲令碑》，這些抗戰(zhàn)主題碑刻，展現(xiàn)了刻工們?nèi)绾斡檬种械牡豆P，為民族存亡留下歷史見證。

《韓蘄王神道碑》立軸

韓蘄王神道碑

此碑系宋孝宗為旌表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謚號“蘄王”）所敕建，原立于蘇州吳縣靈巖山麓。碑高近6.5米，寬近2.5米。碑首鐫刻孝宗御書“中興佐命定國元勛之碑”十字，下列“選德殿書”及璽印，彰顯皇家旌表之榮。碑文由右丞相趙雄撰文、樞密使周必大書丹，全文長達一萬三千九百余字，分為八十八行，不僅詳實記載韓世忠生平重大戰(zhàn)績——如黃天蕩之戰(zhàn)力挫金兀術(shù)、生擒方臘等事跡，更罕見收錄宋孝宗三十余條御筆詔旨，涉及軍國要務(wù)、賞罰決策，為研究南宋初期政治、軍事體制及宋金戰(zhàn)爭史提供了第一手文獻，具有極高的史學(xué)價值。

雖原碑刻工之名湮沒無載，然而觀此碑體量之巨、鐫刻之精、書丹再現(xiàn)之妙，必為當(dāng)時的刻石圣手。其刀工精湛，筆意盡顯，使萬余言御敕碑文纖毫畢現(xiàn)，堪稱南宋碑刻工藝之巔峰，亦是從另一維度彰顯了“物勒工名”背后無數(shù)無名匠師的卓越技藝與歷史貢獻。

1920年，蘇州金石大師周梅谷攜弟子錢榮初，于碑體尚完好之時，精心拓制此碑，制成國內(nèi)唯一一套完整拓片，右下鈐蓋“周梅谷印”為證。

1939年7月，該碑不幸遭臺風(fēng)摧折，轟然倒地，碑體斷裂。1984年，值蘇州碑刻博物館籌建之際，錢榮初毅然將師徒二人共拓的孤本無償捐贈國家，使湮沒碑文得以“重生”，這一無私義舉也使該拓本成為修復(fù)殘碑、?？笔穼嵉奈ㄒ辉家罁?jù)。

孫伯淵刻《記蘇君仁華守師子林事碑》

記載了十九路軍戰(zhàn)士蘇仁華（1908-1932）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中英勇守衛(wèi)上海師子林炮臺的事跡。文章以飽含深情的筆觸，記述了一位叫蘇仁華的戰(zhàn)士率部與日軍激戰(zhàn)數(shù)晝夜，最終因寡不敵眾而壯烈殉國的經(jīng)過。此碑不僅是研究淞滬抗戰(zhàn)的重要史料，更展現(xiàn)了蘇州人民對抗戰(zhàn)英烈的永久紀(jì)念，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愛國主義教育意義。

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

此碑系國民政府為褒揚監(jiān)察委員杜羲（1887—1936）所立。杜羲早年參與辛亥革命，致力共和建設(shè)。1936年，因憂憤日本侵華、華北危局，為逼蔣抗日，于南京玄武湖投湖殉國。國民政府嘉其忠烈，特頒褒揚令，由馮玉祥敬書碑文。碑文隸書剛健凝重，唐仲芳刻工精湛，契合馮氏軍人氣度。該碑既彰個人氣節(jié)，亦體現(xiàn)抗戰(zhàn)前夕政府對忠烈精神的推崇，具有重要歷史價值。

薪火相傳

作為非遺保護傳承基地，蘇州碑刻博物館有責(zé)任將這些幕后的刻工故事完整呈現(xiàn)。從民國大師周梅谷、錢榮初，到當(dāng)代傳承人時忠德帶領(lǐng)他的弟子戈春暖、潘金杰、韋文榮三人，一代代匠人將畢生所學(xué)投入技藝傳承，讓這門千年技藝在新時代煥發(fā)新生。

錢榮初先生（1900-1986）生于江蘇無錫農(nóng)家，十六歲赴蘇州拜師金石家周梅谷，開啟碑刻生涯。民國時期，他主持南京中山陵碑刻工程蜚聲藝林，抗戰(zhàn)時更以仿刻《楓橋夜泊》詩碑智護國寶，在亂世中堅守匠人風(fēng)骨。

新中國成立后，他投身蘇州藝石齋，挖掘整理明清碑刻史料，親授技藝培養(yǎng)時忠德等新一代刻工，使蘇州碑刻薪火相傳。晚年以毫厘之工刻就《毛澤東詩詞手跡》等驚世之作，被譽為“神乎其技”，卻始終謙遜樸拙，彌留之際仍心系石刻藝術(shù)。他的一生以刀為筆、以石為紙，從田間少年到一代宗師，不僅鐫刻了時代印記，更讓金石之魂跨越世紀(jì)而永續(xù)不息。（馮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