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莞賢事

小伙伴們都知道

大文豪蘇東坡與東莞

有著諸多淵源

關(guān)于蘇東坡貶惠之時與東莞之間的故事

世人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但迄今未見全面查考之文

今天就試從三方面展開考證

東坡是否經(jīng)過、到過東莞？

清嘉慶年間彭英堂主修《東莞縣志》（以下簡稱彭志）認(rèn)為：“東坡未嘗至莞?！?/strong>

民國《東莞縣志》（陳伯陶等纂修，以下簡稱陳志）直言：“此誤也?！?/strong>主張東坡經(jīng)過莞、來過莞。

▲正反雙方的主要代表言論

下面，分析明崇禎《東莞縣志》（張二果、曾起莘著，楊寶霖點校，東莞市政府印，以下簡稱張志）記載東坡與東莞故事的幾種說法。

一是明人張二果說法

張志第591頁《七、流寓》記載：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紹圣元年，貶惠州，道經(jīng)邑，憩資福寺，方丈僧祖堂、邑人夏侯生，從之游。
居惠四年，嘗扁舟往來資福、覺華二寺間。聞靖康海市奇絕，往觀無之，祖堂曰：“此靈變也，公善文，祭之當(dāng)見。”軾遂為長短詩焚之，歌詠間，即成樓臺人馬之形，絡(luò)繹不絕，復(fù)為詩紀(jì)之，付夏侯生。數(shù)十年前，人猶見其詩，并所題《夏侯氏族譜》、與夏侯氏書，皆真筆。今無存矣。此皆集中所缺載者。
其撰述留題，見于本集者，有《五百羅漢閣記》《舍利銘》《老柏再生贊》《祖堂長老真贊》。

按張志的這一記載，東坡經(jīng)停過、來過東莞，有數(shù)十年前鄉(xiāng)人見過其詩文為證。但系一面之詞，經(jīng)不起推敲，因目前留傳的東坡文集中沒有直接提到東坡首次經(jīng)停東莞，沒有記載東坡寫給東莞夏侯氏的書信和題記。

查孔凡禮《蘇軾年譜》，他一路經(jīng)過清遠(yuǎn)、廣州、博羅，抵達(dá)惠州，都有詩文記載，唯找不到經(jīng)過東莞縣的記載。其詩文自記哲宗紹圣元年甲戌（1094年）貶往惠州行程如下：

九月十三日，游清遠(yuǎn)峽山寺，作《題廣州清遠(yuǎn)峽山寺》，并作《峽山寺》詩；又作詩《舟行至清遠(yuǎn)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fēng)物之美》。

過廣州，無明確日期，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晤推官程全父、游白云山蒲澗寺、滴水巖等有詩文；發(fā)廣州，登浴日亭，也有詩。

九月二十六日，至石龍鎮(zhèn)，駕小舟至泊頭鎮(zhèn)，夜宿舟上。九月二十七日，肩輿15里至羅浮山，從游者子過、巡檢史玨、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等；

二十八日下山還舟，一路作有《題羅浮》并小記等詩文多篇。

十月二日，抵惠州城，作《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到惠州謝表》。

依照此行程推算，東坡應(yīng)在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從廣州坐船經(jīng)珠江順流而下，轉(zhuǎn)東江逆流而上，抵達(dá)東莞，是否經(jīng)停東莞，不見其詩文記錄。

二是南宋人吳幵的說法

張志第953頁吳幵《跋東坡羅漢閣碑》（南宋紹興年間）記載：

予至東莞，黎武文通為予言：僧祖堂者，先住持，未幾時謝去。東廡有二柏枯死，眾迎堂再至，柏復(fù)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至鐵林塘……獲巨木，閣遂以成，乃走惠州求記于東坡，諾之矣……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玉璧上，驚悟，曰蘇公之文成矣。即速往之，且以夢告，東坡大喜，出腦骨舍利 、璧視之。祖堂因請歸……別作《舍利塔銘》……

此文所記，大體與東坡《舍利塔銘并序》中東坡本人所述一致，較為可信。

三是明人陳璉說法

張志第954頁陳璉《重修資福禪寺碑》（明朝）記載：

寶安資福寺，宋大寶五年壬戌開山……元符三年庚辰，祖堂禪師于殿后建閣，扁曰“靈源”。祖堂至鐵灶山采木……獲巨木，閣成，極乎壯麗，乃往惠州求記于蘇文忠公子瞻，公既為之記，復(fù)以犀帶易僻支佛腦骨舍利者，薦以白璧施之，祖堂作金銀窣堵坡藏于閣上。未幾，祖堂謝去，廡下有二柏枯死，眾迎堂回，其柏復(fù)生，人皆異之。蘇文忠公有《再生柏贊》……

此文有兩處不可信，一是說元符三年庚辰，祖堂禪師于殿后建閣，閣成，乃往惠州求記于東坡，但事實上元符三年東坡不可能仍在惠州，而是遇赦北歸至廣州。

二是此文把“未幾，祖堂謝去，廡下有二柏枯死，眾迎堂回，其柏復(fù)生”一事，放在建羅漢閣、求記、請佛腦骨舍利等事之后，與東坡本人記載的時序不符。

東坡寫東莞的詩文有哪些？

分別寫于何時何地？

內(nèi)中涉及故事先后順序如何

東坡寫東莞的詩文，給我們提供了東坡與東莞故事的第四個說法，即東坡本人說法。從中查清有關(guān)問題，即可搞清東坡與東莞之關(guān)系史實。

東坡寫東莞且收錄進(jìn)東坡文集之中的詩文，張志第591頁和《東莞歷史文獻(xiàn)叢書之陳志》第513頁的“蘇軾”條下，都記載了四篇，只是其中一篇的題目不同而已。

（一）《資福寺白長老真贊》

此文題目，張志第591頁作《祖堂長老真贊》，第951頁又作《資福寺白長老真贊》，而陳志513頁也作《資福寺白長老真贊》，且指明是根據(jù)東坡文集同文用此題目?？梢娙龝奶幃?dāng)中，有三處用《資福寺白長老真贊》，按從眾不從寡原則，當(dāng)以此題為準(zhǔn)。

現(xiàn)細(xì)讀原文，其中第二句為：“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strong>此處點到主人公，考慮題目與內(nèi)容之間呼應(yīng)關(guān)系，則此文寫作對象應(yīng)是“白長老”，而不是“祖堂長老”，題目用《資福寺白長老真贊》才是正確的。

白長老是何人，無從考證。推測紹圣元年（1094年）蘇東坡第一次路過東莞，憩于資福寺之時，寺廟住持正是白長老，因得到其熱情接待，乃作此文相酬。此為東坡第一次寫及東莞。

東坡路過東莞，為何憩于資福寺，而不住官方設(shè)在東莞的驛店？其時東坡一行有幼子過、妾王朝云、二老婢、二老兵（保安兼男仆）等7人。東坡仍是官員，他們一行前往貶住地的路上，當(dāng)然有權(quán)住官方驛店。只是，歷來形成的習(xí)慣是，平時有職有權(quán)的官員過境住驛店，當(dāng)?shù)毓賳T會免費接待吃住，甚至送錢送物，而此時受貶的東坡一行再住驛店，當(dāng)?shù)毓賳T懾于“黨禍”牽連，既不敢按舊習(xí)慣出面接待，又不好按政府規(guī)定收費接待，兩頭為難。東坡先生何等聰明，如果住驛店，不僅給當(dāng)?shù)毓賳T出了難題，還給自己出了難題：照規(guī)定繳納食宿費吧，自己囊中羞澀；不交吧，又增添新罪證。加上他本來就喜歡訪寺參禪，盛名遠(yuǎn)播于僧界，高僧名僧朋友眾多，所以一路上多選擇在佛寺中食宿休憩了。他路過清遠(yuǎn)、廣州等地寫下的詩文，足可證明此論。

（二）《老柏再生贊》

文中有“今聞此柏，熾然常說”，表明是聽說此柏而非親見此柏所寫文章，由此推測寫作地點不在東莞。

推測祖堂在第一次去惠州求文之時自己講述奇趣故事之后，引發(fā)東坡興趣而寫成此文。此為東坡第二次寫及東莞。

（三）《舍利塔銘并序》

張志第948頁抄錄了《舍利塔銘并序》全文，序文中有：

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于南海，舍利當(dāng)棲我閣上。”……堂喜，遂并璧持去……銘曰……

據(jù)此可知，此文是東坡在惠州、祖堂來請舍利之時所寫，內(nèi)容是紀(jì)念多方共襄盛事。

具體寫作時間，推測不在紹圣元年和紹圣四年，因這兩年東坡在惠州都僅三四個月時間，可能在紹圣二年或三年。此為東坡第三次寫及東莞。

(四）《資福寺羅漢閣記》

張志第949頁記下了《資福寺羅漢閣記》全文。文中有：

……堂以是故，創(chuàng)作五百，大阿羅漢，嚴(yán)凈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元符三年十月望蘇軾記

此為四篇當(dāng)中唯一由作者準(zhǔn)確標(biāo)注了寫作時間的，而且是四篇當(dāng)中唯一有碑拓（殘片）留傳至今的。

元符三年十月十五日，正是蘇軾遇赦從海南北歸，經(jīng)停廣州之時。在廣州，蘇軾兩房兒孫齊聚，多方慶賀，連日宴飲，停留較久。

又，前述《舍利塔銘并序》之序中有言，祖堂赴惠州見東坡，自言“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即“我正在建設(shè)五百羅漢閣”。按常理，二三年之后可建成。當(dāng)東坡從海南北歸至廣州之時，祖堂高興前往廣州會見老友并報告閣成，求取文章，雙方敘談甚歡，東坡乃于元符三年十月寫《資福寺羅漢閣記》。此為東坡第四次寫及東莞。

基于以上史料，綜合分析如下：

01

東坡與東莞故事的四種說法中，都只有祖堂長老與貶惠州、過廣州期間的東坡相互交往故事，而沒有白長老與東坡交往之故事，白長老其人不可考。白長老不可能與祖堂同時任資福寺長老，要么在祖堂之后，要么在祖堂之前。如在祖堂之后，則元符三年十月之后東坡已經(jīng)北歸，不可能再有機會為資福寺新長老寫詩文，是故此假設(shè)可排除。那么，東坡寫《資福寺白長老真贊》可推測的情形是：資福寺在東坡貶往惠州之年，本由祖堂住持，未幾謝職離開，白長老接任，適值東坡貶惠州路過，便熱情接待，東坡素有訪寺談禪之雅趣，即寫《資福寺白長老真贊》相贈，此詩可證明東坡確實路過東莞。后因東廡有二柏枯死，眾僧迎祖堂回寺住持，柏復(fù)榮茂，他威望更隆，獲施更多，乃有建閣、惠州求文、東莞夜夢、惠州取文并請舍利、三年后廣州重逢再求文等等與東坡交往故事，但當(dāng)今并無詩文史料證明東坡專門來過東莞。

02

《資福寺羅漢閣記》有作者準(zhǔn)確標(biāo)注的寫作時間，由此可推測出準(zhǔn)確的寫作地點，加上網(wǎng)絡(luò)留傳有東坡手書此文的碑拓殘片，故可以說此文是研究東坡與東莞故事最權(quán)威可靠的資料之一。

細(xì)讀《資福寺羅漢閣記》，前面有記云：

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yán)，未嘗求也，而人自施……堂以是故，創(chuàng)作五百，大阿羅漢，嚴(yán)凈寶閣……

末段詩有云：“眾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p>

東坡在此兩段詩文中，記述了自己在廣州寫作《羅漢閣記》之前，聽聞祖堂建閣歷經(jīng)四件趣事，且其先后順序是：先有柏枯再榮眾望所歸，后有鐵林東來，再有夜夢赤蛇白璧，又有取詩文請舍利，最后建成閣藏舍利。

再參考南宋吳幵所記故事，文中提及祖堂先去惠州約請東坡寫詩文，后過了一個月左右夜夢吉象，悟覺文成，乃再往惠州取詩文，并請舍利。

所以說，祖堂為羅漢閣事至少兩次往惠州見東坡。可推測在第一次往惠州時講述了自己去而復(fù)歸柏枯再榮和鐵林東來等故事，表明自己眾望所歸，贏得僧、人、神各方支持，有錢有物，正在建設(shè)羅漢閣，需要名人名文相配，東坡乃為之先寫《老柏再生贊》送他。過了一個多月，祖堂第二次往惠州見東坡，講了夜夢吉象事，正好碰上東坡欲捐舍利，乃順勢求請舍利，東坡高興寫成《舍利塔銘并序》相贈。

二三年后閣成，又往廣州重見東坡求詩文，東坡便寫了《資福寺羅漢閣記》。

如此可再次確證，前述東坡寫東莞四篇詩文的時間順序和地點是可信的。

03

查2015年吳定球《新編東坡寓惠集》，東坡在惠州住了940天，寫下的詩、文、詞、信、書畫等587件，其中至少有三件證明他路過東莞境：

一是《資福寺白長老真贊》寫于東莞。

二是紹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曾泊泊頭鎮(zhèn)，再坐肩輿上羅浮山。陳志說北宋時“泊頭鎮(zhèn)亦莞地”，今屬博羅縣。

三是紹圣四年（1097年）四月二十日東江船上致知廣州王古書信，其惠州貶海南的行程路線是：沿東江自惠州、經(jīng)東莞、至廣州，再從廣州沿西江往雷州、赴海南。

東坡謫惠四年

何事不言及東莞縣令？

東坡貶惠州，同僚多畏黨禍牽連及身，不敢與之交往。蘇過《斜川集》卷六《書漳南李安正防御碑陰》云：

“紹圣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fēng)指，不敢與遷客游……”

東坡其時交往的多是山僧平民，但也有數(shù)位地方官員，待軾甚厚，或攜酒唱和，或送藥贈物，或書信往來，得以經(jīng)東坡文字記錄傳世。如，紹圣二年（1095）一月十三日東坡《跋東皋子傳》記：

“南雄、廣、循、惠、梅五州太守，間復(fù)以酒遺予?！?/p>

查東坡詩文所記，主要有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程正輔、兩任廣州知州章質(zhì)夫、王古，兩任惠州知州詹范、方子容，循州太守周彥質(zhì)，梅州太守譚文，博羅縣令林抃，龍川令翟東玉，興寧令歐陽叔，程鄉(xiāng)令侯晉叔，歸善簿譚汲等與之友善，甚至蒼梧太守繞道訪坡公留十日，獨不見提及與之距離更近的東莞縣令。這便讓讀者尤其是東莞讀者不得不生出疑問：“東坡四年惠州住，何事不言及莞令？”

查張志第379頁“知縣”一欄記載：

方子容，元豐九年九月任。
李巖，元祐三年任。
陳時，元祐六年九月任。
朱行中，元祐八年四月任。
林景行，紹圣四年正月任。
吳士彥，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任。
……

東坡在紹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在紹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離惠州，同期東莞在職縣令主要是朱行中，他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任，當(dāng)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次年改紹圣元年（1094年），任期以三年左右計，應(yīng)到紹圣四年正月林景行接任。林接任三個多月，東坡離開惠州，他沒多少時間與東坡相熟來往。

朱行中縣令，生平資料缺失，無從查考，大概既不像東莞縣令李巖有突出政績可寫，又不像東莞縣令方子容有詩文雅好可傳，更無高尚品德可立，推測就是一個趨炎附勢，或者膽小如鼠的平庸官員，不愿或不敢與近在鄰縣的貶官東坡接觸，也就無緣借東坡之如椽大筆留名青史了。

反倒是東莞資福寺僧人祖堂，不畏權(quán)勢，只敬人格，偏愛詩書，赤誠相交，接近東坡，溫暖東坡，依靠東坡，揚名萬世。

兩相比較，豈不可悲！豈不可惜！豈不可嘆！

結(jié)論

總而言之，從現(xiàn)有史料來看，東坡曾經(jīng)路過東莞，有其文集中的《資福寺白長老真贊》等作證；東坡寓惠四年，沒有詩文證明其專門來過東莞；前往惠州與東坡交往的東莞人，主要是祖堂長老，另外可能有夏侯生等，但沒有時任東莞縣令。

【主要參考書目】

崇禎《東莞縣志》（張二果、曾起莘著，楊寶霖點校），東莞市政府印；

民國《東莞縣志》（陳伯陶等纂修，以下簡稱陳志），見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東莞市莞城圖書館編《東莞歷史文獻(xiàn)叢書》第二十二至二十三冊，南方出版?zhèn)髅?、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編東坡寓惠集》，吳定球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

《蘇軾年譜》，孔凡禮著，中華書局出版，2005年；

《蘇東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