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一點很明確，劉邦非常痛恨雍齒，且群臣共知。

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shù)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

而痛恨的關(guān)鍵詞是“窘辱”，而不是“背叛”。

這就奇怪了，難道“窘辱”里邊包含著“背叛”嗎？

也許從一開始，劉邦也不認為雍齒的行為屬于“背叛”。

不管劉邦如何界定，對于雍齒來說他不認為這是背叛或者不認為這是“不可饒恕的”。

第一，劉邦的領(lǐng)袖位置是蕭何、曹參，讓給劉邦的，并不是劉邦的能力比別人強，而是蕭、曹有自己的顧慮，怕失敗被滅族。

因為這種“出廠設(shè)置”所以會導(dǎo)致此時劉邦集團的力量相對松散，沒有歸屬感。

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后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

這點跟項梁有著很大的不同，項梁起兵之前很多人就知道了他的能力，更忌憚項羽的武力威懾。

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第二、由于第一原因，導(dǎo)致本來就跟劉邦不對付的雍齒，臨時加入劉邦集團，他并不是真正信服劉邦的能力主動加入，而且此時他們之間也并沒有 “君臣名分”概念，后期的脫離頂多是 “終止合作”而非背叛。

第三、周巿的威逼利誘以及雍齒的態(tài)度，周巿先以豐邑為原魏地，拉近關(guān)系，削弱投靠的心理壓力；然后強調(diào)“已定者數(shù)十城”展示自己的強大實力；再以封侯給雍齒利益輸送；最后以屠城相要挾，令其就范。另外雍齒出身豪族向來就不想歸屬劉邦，這一點劉邦應(yīng)該是知道的。

“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shù)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郤，故晚從。--《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類似的經(jīng)歷在王陵身上也有所體現(xiàn)，只不過，王陵是直接拒絕的。

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shù)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

既然不算背叛，為何劉邦如此恨雍齒呢？

第一、豐邑是劉邦的老家，雍齒舉豐邑投靠魏國的行為，對剛剛起兵的劉邦是一次沉痛的打擊，甚至可能對劉邦造成毀滅性的后果。

第二、劉邦三攻豐邑才重新奪回，攻豐邑的心情很復(fù)雜，對面都是自己的家鄉(xiāng)父老，如今卻要兵戎相見。雖然劉邦最后奪回豐邑，但是他與家鄉(xiāng)之間也產(chǎn)生了隔閡。

有人說新豐的建設(shè)是對家鄉(xiāng)的和解，我認為不是，新豐是在劉太公死后，改名的。新豐更多承載著劉邦對劉太公的懷念，當然也植入了與家鄉(xiāng)和解的種子。

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

直到漢十二年十月，征討英布后路過豐沛時，劉邦才徹底解開心結(jié)，此時距離劉邦去世僅剩半年時間。

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

其次，劉邦為何不殺雍齒

正在氣頭上的劉邦，在攻下豐邑后，雍齒已經(jīng)逃奔魏國，想殺而又不得，仇恨被迫擱置。

沛公如薛見項梁，梁益沛公卒五千，擊豐，拔之。雍齒奔魏。--《史記·楚之際月表第四》

后來雍齒又從魏轉(zhuǎn)投趙國，最后以趙將的身份重新加入劉邦陣營，并且跟隨劉邦平定了諸侯。

汁方侯雍齒，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侯，二千五百戶，功比平定侯。

與曹無傷的立誅不同，曹無傷是在鴻門宴前夕向項羽告密，而且并沒有逃離，此時劉邦與屬下的上下級關(guān)系也已經(jīng)建立并逐漸成熟，因此劉邦面對這種背叛，必須誅殺，以儆效尤。

而雍齒有了過渡時間，時間可以沖淡仇恨。

另外還有一個關(guān)鍵人物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這個人就是王陵。

劉邦地位低微的時候，劉邦像對待兄長一樣侍奉王陵。

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

而王陵跟雍齒的關(guān)系又很好，基于人物關(guān)系的合理推測，我認為王陵應(yīng)該在雍齒重新加入劉邦集團這件事中進行了斡旋與努力。

最后為了穩(wěn)定未封侯的功臣們，張良建議劉邦先封他最恨的人，而雍齒與劉邦過往的矛盾，以及后來立的眾多功勞，都符合這一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