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殘守缺，形容固守陳舊殘缺的東西不放，形容思想保守，不肯接受新事物。成語出自東漢班固的《漢書·劉歆傳》，“猶欲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

劉歆，字子駿，后改名劉秀，出身西漢宗室的他，乃楚元王劉交五世孫，西漢宗室大臣、經(jīng)學家、文學家、我國目錄學鼻祖劉向之子。在父親的影響下，劉歆少年時便開始學習《詩經(jīng)》《尚書》，后又研習《易經(jīng)》和《谷梁春秋》等。

劉歆雖然出身宗室，又博學多才，但仕途并不順利。他曾在大臣們的推薦下，得到漢成帝的召見，漢成帝對于他的才能十分欣賞，本想任命他為中常侍。然而，彼時王氏外戚崛起，大將軍王鳳掌權(quán)，王鳳對于宗室大臣極為敏感，以破格提拔有違朝廷法度為由反對，漢成帝無奈，只好先將劉歆任命為了黃門郎。

漢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劉歆隨父親進入天祿閣，負責整理校訂皇家收藏的書籍，這讓劉歆有機會接觸到了各種罕見之書，為他日后的學習和創(chuàng)作打下了基礎(chǔ)。

劉歆在?？钡浼^程中，閱讀了大量秘藏古籍，從其中發(fā)現(xiàn)了用篆文傳抄的《春秋左氏傳》（即《左傳》），劉歆對于其中的內(nèi)容十分喜歡。于是，他一邊向研究《左傳》有師承的丞相翟方進和尹成學習，請教書中的問題和義理；另一方面則與父親一起討論、辨析《左傳》。

當時，由于《左傳》大多是古字古言，學者們對它的研究，更多是解釋字義，而很少對其內(nèi)容進行深入研究。直到劉歆研究《左傳》時，才開始針對其經(jīng)義內(nèi)容進行深入研究，引用經(jīng)典相互引證，進而推陳出新。

劉歆將《左傳》與當時已經(jīng)被納入官學的《春秋公羊傳》和《春秋谷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圣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故《左傳》的價值，遠在《公羊》和《谷梁》之上。

漢成帝駕崩后，漢哀帝即位，大司馬王莽執(zhí)掌朝政。當初，劉歆擔任黃門郎時，便與同為黃門郎的王莽交好，王莽知道劉歆頗有才學，于是向朝廷予以推薦，劉歆因此被任命為侍中大夫，先后歷任騎都尉、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受到重用之后，劉歆建議為《左傳》等古籍設(shè)立學官，讓博士們公開講授。漢哀帝遂命劉歆與五經(jīng)博士，一起討論研究《左傳》等古書的內(nèi)容和寓意。然而，那些博士們既不同意為《左傳》設(shè)立學官，也不肯與其深入討論，這讓劉歆十分氣憤，便給主管博士的太常寫了一封《移書讓太常博士》，對博士們的行事作風提出了尖銳批評。

在《移書讓太常博士》中，劉歆回顧了從春秋到漢朝以來，儒家經(jīng)典的發(fā)展歷程。他認為，自孔子發(fā)揚儒家學說，撰寫儒家經(jīng)典，到戰(zhàn)國時期人們重視兵法而輕儒學，儒家的真義開始逐漸喪失，到秦朝時又經(jīng)歷“焚書坑儒”和“挾書令”，導致大量經(jīng)典被毀或遺失。

直到漢惠帝時期，朝廷才廢除“挾書令”，后從孝文帝開始，一些被收藏的儒家經(jīng)典才重新現(xiàn)世，但由于時隔太久，很多都已經(jīng)腐朽、散亂、殘缺，已經(jīng)無法完整得知其內(nèi)容。他認為，要真正研究儒家經(jīng)典，就應該將各個版本的拿來相互引證、查漏補缺。

在劉歆看來，這些博士明知研究的經(jīng)典殘缺，“猶欲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意思是說，這些博士仍然抱殘守缺，因害怕別人識破自己學問不足的私心，失去了探尋真理的公心，或是心懷妒嫉，不考慮實情，只顧追隨雷同觀點，不顧是非只顧隨聲附和，抑制《古文尚書》《逸禮》《左傳》三門學問，固執(zhí)的認為如今的《尚書》是完備的，無需《古文尚書》作為補充，認為不應當傳播左氏《春秋》，這豈不悲哀！

由于劉歆言辭太過激烈，建議非但沒有被采納，反而遭到了博士和儒家官員的集體抵觸，大司空師丹亦上奏彈劾劉歆誹謗先帝所立之學。劉歆因得罪了執(zhí)政大臣，又被眾儒排擠，只好請求到地方任職，并在數(shù)年后因病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