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客廳”看王笛老師在遠家的活動直播，談他的新書《茶館2》。

他經(jīng)常回成都做分享，過去兩年，光是有杏書店就來了四次。作為讀者和書店主，我都非常感謝他。

這次回來和以往有一些不同。我看到另一張海報，他要在四川大學發(fā)表一個“講席教授”的就職演講——30多年之后，他又回到川大歷史系了。

王笛在川大讀完碩士就留校了，很快成為學術新星，他是全國最年輕的歷史學副教授之一。如果留在川大，他在90年代就會成為教授。

他選擇辭職，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這毫無疑問是選了一條困難的道路。但是，如果一直留在川大，他也不可能寫出《茶館》《街頭文化》《袍哥》那些杰出的著作。

在霍普金斯大學他跟隨城市史大家羅威廉做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的研究思路。他開始關注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從宏觀轉向微觀。

這讓他對成都的研究別具一格。在成都寫這這個城市的人多了去，但都是一種“內部視角”，是在成都看成都，而王笛是一種“世界視角”，在“內部”和“他者”之間切換。

他至今不能講標準的普通話，而是一口“川普”。在成都話和英語之間，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2017年王笛老師已經(jīng)在澳門大學任教，那時他在騰訊大家有一個關于成都的專欄，那時候我和他取得了聯(lián)系。后來他每一次回成都，我都會去聽他的講座。

如果說對成都的歷史研究奠定了他作為國內一流歷史學家的地位的話，他這些年的公共表達，包括講座和接受媒體采訪以及一些視頻節(jié)目（如十三邀），則讓他成為最受人關注的“公共史學家”之一。

在這一點上，他對成都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

并不是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歷史學家”。能研究好一個城市已經(jīng)很難得，而自覺有一種公共表達的責任，面向普通大眾講述學術成果和普及常識，在當下更是罕見。

我還記得疫情中他回成都的一次講座。在幸福梅林的敦壩，超過140人坐在那里聽他講話，從晚上7:30到10點，王笛以為講座結束，準備給一些書簽名。主持人靈子告訴他，等會兒是問答環(huán)節(jié)，現(xiàn)在是“中場休息”。

他站起來準備去衛(wèi)生間，“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啦。”那天的活動，持續(xù)到接近晚上12點。

送他回酒店的車上，他說，在澳門，一個講座和讀書會，來不了多少人。

而成都則完全不同。他熟悉這里的街道，這里有父母、親人、發(fā)小。有一次他來有杏，向我介紹陪同的朋友，“這是我哥哥?！?/p>

和自己哥哥一起去書店做講座，這真讓人羨慕。流沙河先生還在世的時候，在一個講座上看著王笛說：“王老二現(xiàn)在了不起”，那種長輩的眼神也讓人動容。

沙河先生是看著他們兄弟長大的，而在這樣的場景中我看到的則是一種叫做傳承的東西——文化，是真實存在的。

每次回成都，在有杏書店講座，王笛都是喝蓋碗茶，他仍然鐘情于“三花”。盡管在成都已經(jīng)有很多高級的茶了。

他是屬于成都的，而成都也屬于他。每次見到王笛老師的時候，我都意識到自己其實是河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