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史上，朝貢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經常出現(xiàn)的一種關系。按照常理，一國征服另一國，或者另一民族、部落等，就要求被征服者提供貢金、貢品，以此來緩解戰(zhàn)爭的威脅。然而在中國古代，朝貢卻演變?yōu)榱恕氨砗裢钡奶澅举I賣。周邊部落象征性地提供一些物產，而中原王朝則進行大規(guī)模的賞賜。有人批準這種買賣是以中國之財，養(yǎng)四夷之勢。為什么中國的朝貢貿易會變得如此扭曲呢？

實際上，中國早期的朝貢制度和世界各地是相近的。在上古時代，一個部落征服另一個部落，即要求被征服的部落、方國提供貢品，這就是賦稅的起源。古人還設想了一些完美的貢賦制度，例如《禹貢》中提到了“五服”，也就是按照距離的遠近，將天下分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五個區(qū)域，每個區(qū)域上貢的頻率、多少、物產各部相同。一般來說，距離越遠，上貢的頻率越低，數(shù)量也越少。除了“五服”之外，還有“三服”“九服”的說法，都是以地理遠近為依據(jù)來劃分的。

從夏商周到春秋戰(zhàn)國，地方實行的貢賦制度基本都是一脈相傳的。諸侯國需要向中央繳納貢賦，此貢賦必然也成為了王室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而一些較為偏遠的諸侯國可能僅僅是中央名義上冊封的，中原無法控制，因而也只要求其進貢少量的物產作為臣服的象征，例如楚國對周王室的進貢物品僅僅是包茅而已，只有象征意義，沒有經濟價值。

先秦時期的朝貢，是地方對中央的義務，是賦稅制度的起來，同時也是強大國家對周邊部族的經濟霸權。因此，中央不會對朝貢者進行經濟賞賜。因此，先秦時期的朝貢者數(shù)量和國家的強盛息息相關，國家強盛了，征服部族多，朝貢者也就多。國家衰落了，就會出現(xiàn)“荒服者不至”的情況。

秦漢之后，朝貢制度發(fā)生了本質的變化。秦朝統(tǒng)一了六國，使得過去向周天子朝貢范圍內的諸侯、部族全部被納入到了郡縣制的管轄之內。由于行政制度、經濟制度的變革，過去的貢賦制度早已被直接的徭役、稅收取代，內地也就不再存在朝貢了。而秦朝短暫，也沒有周邊部族朝貢的記載。

到了漢代，開始廣泛和周邊的國家、部族發(fā)生聯(lián)系，新的朝貢制度開始形成。漢朝初期，推行郡國并存制，因而要求地方諸侯向朝廷上貢，直到漢文帝時期才停止。對外方面，漢初和匈奴和談，“奉金千斤以結和親”、“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shù)”，其實質就是漢朝向匈奴進貢了。

漢武帝時期，國力強盛，中斷了對匈奴上貢的恥辱歷史，還對匈奴發(fā)動了多次大規(guī)模的反擊戰(zhàn)爭。同時，漢武帝也不斷向周邊擴張，勢力范圍迅速擴大。而被漢朝征服的部族，就需要納子為質，并向漢朝上貢，以表示臣服。西域諸國、鮮卑、烏桓、南匈奴等都曾對漢朝朝貢。

但漢廷同樣意識到，光靠軍事力量無法控制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己的軍事力量也難以深入漠北。為此，漢朝就想出了“以夷制夷”的方式，也就是扶持臣服于自己的部落，以此來抵御其他部落的進貢。為了讓這些部落安心地為漢朝守邊，漢朝就給于臣服者大量的物資和金錢以作為賞賜，例如呼韓邪單于首次朝貢時，漢朝賞賜了“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梢?，其賞賜數(shù)量之多。余英時認為，漢朝對匈奴的賞賜，已經遠超過去對匈奴的進貢。

如果光算經濟賬，漢朝一定是虧本了，畢竟拿著這么多錢送給了周邊部族，使得財政的壓力加大了。但如果考慮到政治、軍事因素，那又是劃算的。如果不推行賞賜政策，那愿意來臣服的部落就少之又少，要么是被漢朝征服的小部落，要么是在草原競爭中失敗而尋求漢朝庇佑的殘余勢力。想要維持對這些部落的軍事管理，其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不僅如此，漢朝還需要調集重兵駐扎邊疆，調集大量的糧草到邊疆，其駐扎的成本也十分高昂。一旦發(fā)生戰(zhàn)爭，其運輸成本必然成倍增加。況且，戰(zhàn)爭會加速軍隊的死傷，也會加重對北方經濟的破壞。漢武帝戰(zhàn)爭幾十年，搞得天下戶口減半，民不聊生。相反，拿出部分錢來賞賜臣服部落，能夠吸引更多部落來投靠，可以達到“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效果，并減少了自身在軍隊、財政、糧草上的損耗。

除此，漢朝大量給游牧民族送物產，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讓游牧民族在經濟上依賴于漢朝。一旦經濟依賴了，那這個部落就不會隨意和漢朝鬧翻。如果鬧翻了，漢朝就中斷互市，禁止食鹽、茶葉、鐵器等資源輸入草原，以此來搞經濟制裁。但實際操作中，漢朝卻發(fā)現(xiàn)了不能隨意制裁，因為一旦搞制裁，游牧民族就會直接來搶，引發(fā)了戰(zhàn)爭。

這種政策的確在對付匈奴上發(fā)揮了很好的效果。東漢時期，南匈奴、烏桓、鮮卑等各部都在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名義上臣服于漢朝，并對北匈奴發(fā)動了戰(zhàn)爭，最終消滅了北匈奴勢力。

由于朝貢制度的重新確立，漢朝的“天下觀”也逐漸形成。漢朝人已經有了天朝上國的自我優(yōu)越感，他們甚至將任何來中國的使者都稱為朝貢者。在漢朝文獻的記載中，安息、大秦、日本等國都向漢朝朝貢。漢朝不僅要對來朝使者進行賞賜，還要頒發(fā)一些印章，冊封一些官職，以此彰顯自己天朝上國的威望。例如，日本有部落來朝，漢朝即賜印授；緬甸撣邦來朝，漢朝冊封為漢大都尉。

這些所謂的“來貢”“來朝”都是以中國自己的口吻記載的歷史，是單方面的臆想。也有可能是地方官員為了某種目的，故意將他國使團或者他國的商隊翻譯為“來朝”“來貢”。一支使團如果不說自己是朝貢者，很可能就見不到皇帝；而商人想從漢廷獲得賞賜，也可能冒充使團。而引薦的官員為了吃回扣，也樂于在翻譯上動手腳，讓皇帝高興。

自漢朝確立這種朝貢的模式后，就一直延續(xù)了下來，后來的朝代基本是延續(xù)和完善，沒有太大的變化。唯一出現(xiàn)一些變化的是元朝。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而蒙古族是草原部落，他們認為要上貢來真的。蒙古人征服各部后，會要求各部落承擔六大義務，也就是“朝貢、納幣、朝獻、聘問、問難”。

元朝的這個政策原本就是比較普遍的規(guī)則——被征服者對征服者的義務。不過元朝的這個政策卻讓緬甸、高麗、越南等周邊國家感到十分不適應，因為他們之前都是名義上臣服獲得賞賜，如今不僅無法獲得賞賜，還要向元朝繳納貢賦。。不僅如此，元朝還按照草原管理，派人去臣服國收稅、修建驛站、甚至駐扎軍隊，這的確是有點出乎各國預料。

元朝為了讓更多的國家向自己納貢，就出兵海外，不斷對日本、高麗、緬甸、越南、占城、蘭納、爪哇等發(fā)動戰(zhàn)爭，目的就是要讓這些國家徹底稱臣納貢。當然，這些戰(zhàn)爭大部分是失敗的，最終向元朝納貢的國家只有高麗、緬甸、越南等。

而明朝建立后，吸取元朝的教訓，停止對海外各國的戰(zhàn)爭，發(fā)布了十五個“不征之國”。同時，為了吸引各國來朝貢，明朝進一步采取“薄來厚往”的政策。在明朝大規(guī)模資金的賞賜下，周邊各國，甚至印度洋沿岸各國都和明朝建立了朝貢聯(lián)系，就連日本也在經濟危機爆發(fā)的時候向明朝朝貢，以此拯救危機。只要是名義上的臣服者，明朝就會冊封王、都司、衛(wèi)、法王、宣慰司等封號，以此來彰顯自己天朝上國的地位。

所以，明朝的朝貢制度和漢朝是一致的，不過規(guī)模更大，賞賜更多，制度更加完善。同時，任何國家來訪問北京，都可能被記載為“朝貢”。在明朝的史料中，西班牙、荷蘭、俄羅斯都被記載為朝貢國。例如明朝末期，有俄羅斯使團來中國訪問，但明朝記載為俄羅斯來朝貢了。但是他們在北京呆了幾天，死不承認自己是朝貢的，然后又被趕出去了，拒絕建立聯(lián)系。

同樣是一件事，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卻有著不同的記錄。比如明朝記載的“隆慶和議”是俺答汗接受明朝的冊封，向明朝朝貢，明朝賞賜。而蒙古史料記載的是明朝皇帝擔心被大汗攻打，所以上尊號，上貢，給賞賜。明朝時期，卻實有因為朝貢問題而引發(fā)的戰(zhàn)爭，比如日本在東南沿海的“爭貢之役”，瓦剌發(fā)動的“土木堡之變”以及俺答汗的“庚戌之變”。

越到近代，留下的文字資料越多，朝貢的虛偽也暴露無疑。而其他民族、國家留下的文字，更是將朝貢的可笑一面展現(xiàn)給了人們。比如，清朝乾隆年間，英國馬嘎尼爾使團來中國訪問，然后翻譯官一陣忽悠，就將之上報為英國使團來朝貢了。乾隆聽說后，對“來朝貢”的使團非常重視，安排了最好的排場進行招待，對進行打賞。但見面后，英國人當面說出了自己的意圖，乾隆才知道他們不是來朝貢的，而是來談判的，所以將之驅逐。

還有同時期的暹羅等國，他們想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但是中國古代沒有政策的外交關系，只有封貢關系。暹羅的文書來了后，翻譯官只能改成朝貢的文獻，如此才能被中國的傳統(tǒng)制度所容納。

所以，古代文獻記載的“朝貢”，不過就是中原王朝用大量的資金來編造給百姓聽的謊言罷了。這樣的謊言挺多了，總讓人有“天朝上國”“閉關自大”的想法，以至于中國人沉醉于自己打造的虛假盛世中，不能自拔，而別人卻已經領先于我們。直到現(xiàn)在，許多國人依然沉醉于這種“天朝上國”的優(yōu)越感中，刻意回避他國的優(yōu)點，只關注世界各國的不足，甚至認為自己“遙遙領先”，可以隨意通過某種物產來掐他國脖子，可以隨意讓他國“嚇尿”等，想想也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