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榮耀》一劇，讓很多人對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有了了解，實際上，吳石將軍的被害，只是當時蔣介石大肆殺戮的冰山一角，由于解放軍連戰(zhàn)連捷、高歌猛進，就讓潰敗臺灣的蔣介石集團極為恐慌，為穩(wěn)固自身地位，其在島內展開了全面戒嚴，采取突擊審查、聯(lián)保連坐等措施，制造了無數(shù)寧可錯殺也絕不放過的慘案。

這些慘案的對象，不僅是地下黨，同時也不乏有國民黨軍政高官，總之當時蔣氏的政策就是只要發(fā)現(xiàn)有“通共”嫌疑者，基本不會有手下留情的可能。

而僅在吳石將軍犧牲前后，包括他在內，就有多達9位國民黨中將遇害。

吳石將軍的遇害過程很多人都比較熟悉了，需要說明的是，在很多相關文章里，都將吳石將軍介紹為我黨黨員，但實際上吳石將軍并不是，包括他所在的情報組成員，也都不是我黨黨員。

吳石將軍這條線，核心成員主要有吳石、陳寶倉、聶曦、王正鈞、林志森，這幾人中，吳石將軍是三民主義聯(lián)合會成員，而陳寶倉則是民革成員，另外像聶曦、王正鈞以及林志森，這三人都是吳石將軍的同鄉(xiāng)，也就是福州子弟，是以吳石將軍的副官、作戰(zhàn)參謀等身份，來秘密協(xié)助吳石將軍行動的。

但即便如此，在1947年吳石將軍與共產黨正式建立聯(lián)系后，仍冒著危險傳遞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曾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就評價過，“我們過江前有劉斐，過江后有吳石”，足以說明吳石將軍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赴臺之后，吳石將軍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原本他這條線與蔡孝乾所在的地下工委并無直接聯(lián)系，所以按照常理來說，即便是蔡孝乾叛變，也不太可能會影響到吳石將軍的，但事情壞就壞在蔡孝乾通過朱楓請吳石幫忙辦理其妻妹的離臺通行證。

正是這張通行證，讓保密局特務順藤摸瓜找到了經辦人聶曦，最終又查到了吳石的頭上。

緊接著，朱楓被蔡孝乾出賣，而特務們通過追查她乘坐軍機一事，又把線索指向了吳石，最終就造成吳石將軍被捕，并于1950年6月10日遭到殺害。

吳石將軍就義時，為國民黨中將，而與他同一天遇害的另一位中將，則是陳寶倉將軍。

陳寶倉將軍是河北遵化人，早期時曾在晉軍任職，進入中央軍后，參加過淞滬會戰(zhàn)、武漢會戰(zhàn)等戰(zhàn)役，在宣城戰(zhàn)役中，陳寶倉將軍身先士卒勇猛殺敵，導致右眼被敵機炸，但不等眼傷痊愈，他又帶兵參加了德安戰(zhàn)役（即萬家?guī)X大捷），并在此戰(zhàn)中擊斃日軍聯(lián)隊長田中大佐，為武漢會戰(zhàn)爭取了寶貴時間。

而陳寶倉將軍能在后來成為吳石將軍情報組的核心成員，最早要追溯到抗戰(zhàn)爆發(fā)之初，當時他所在的兵團政治部有好幾個我黨黨員，正是在他們的影響下，陳寶倉將軍的立場開始轉變，到解放戰(zhàn)爭時期，陳寶倉將軍還經常用“遺失物資給養(yǎng)”的方式，來暗中支持解放軍，為此曾被人告發(fā)，導致他一度被老蔣免職。

1948年初，陳寶倉將軍密會了我地下黨干部，由此正式加入革命陣營，之后在吳石將軍好友吳仲禧的聯(lián)絡下，與吳石將軍建立了情報關系，成為吳石情報組的核心成員之一。

而陳寶倉將軍之所以會暴露，主要是因為一份由他手書的情報底稿被特務在吳石將軍處搜出，在被逮捕后，陳寶倉將軍受盡酷刑折磨，一度被特務抬回牢房，但他始終堅稱這只是正常的職務行為，并未吐露任何相關信息。

1950年6月10日，陳寶倉將軍遇害。

同樣是在當年6月，還有一位國民黨中將在臺灣新竹遭到殺害，此人便是曾成功刺殺唐昭儀的周偉龍。

周偉龍畢業(yè)于黃埔四期，曾是軍統(tǒng)“十人團”之一，能在軍統(tǒng)中有如此重要地位，與戴笠有直接關系。

1927年，戴笠奉老蔣密令前去策反唐生智部隊，結果出師不利，剛到漢口就被唐生智的憲兵隊抓了個正著，而當時的周偉龍就在唐生智麾下任職。

被抓之后，戴笠抱著最后一絲希望找到了自己黃埔四期的同學，也就是周偉龍，在他一番勸說后，居然策反了周偉龍，最終周偉龍不僅放了戴笠，還棄官辭職跟著戴笠去了南京，正因如此，兩人結為生死之交。

周偉龍最引以為傲的成就，就是在指揮刺殺唐昭儀一事，當時日軍幾番拉攏唐昭儀，導致到處盛傳他有投日傾向，因此戴笠就安排周偉龍負責將其刺殺，周偉龍利用唐昭儀喜愛古玩這個特點，最終安排手下將其刺殺于家中。

到了戴笠出事后，周偉龍生失去靠山，再加上國軍在戰(zhàn)場上屢戰(zhàn)屢敗，自然就讓他萌生了另尋出路的想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偉龍又受到了程潛等人的影響，思想上逐漸發(fā)生了變化。

1948年9月，周偉龍被授中將，并任國軍交通警察第一總局局長，正是在程潛等人的影響下，周偉龍在此期間除了下令停辦反動刊物，同時又把原計劃遷往福州的大批軍用物資、設備乃至黃金都運到了衡陽，這就為之后的湖南起義做足了準備。

但很快，周偉龍得一系列進步行為遭到了老蔣的懷疑，當時是在1949年初，老蔣下令要周偉龍調交警總隊去奉化擔任警衛(wèi)力量，結果周偉龍只是把剛從淮海戰(zhàn)場上撤下來且殘缺不全的第一、第二總隊調了去，這就讓老蔣極為不滿。

之后，時任京滬杭警備司令的湯恩伯，要求周偉龍把交警部隊集中在京滬一帶待命，但周偉龍卻“陽奉陰違”，只成立了一個空架子司令部，部隊并沒有前去。

這么一來，自然就讓老蔣懷疑周偉龍“通共”，因此在1949年2月，保密局突然下手，將準備去衡陽的周偉龍當場逮捕，之后又押往臺灣，最終在1950年6月遭到殺害。

吳石、陳寶倉和周偉龍，都是在1950年被殺的國民黨中將，三人遇害的原因，均是因為“通共”，而他們三人被殺僅僅是開始，在此之后，老蔣更是大開殺戒。

僅在1951年，又有多達5位中將因有“通共嫌疑”遇害。

首先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三王一李”中的李玉堂，李玉堂畢業(yè)于黃埔一期，由于在解放戰(zhàn)爭中屢被解放軍擊敗，因此在1948年7月的兗州戰(zhàn)役后，老蔣一怒之下，不僅撤了李玉堂十綏區(qū)司令官職務，還下令對他“永不敘用”。

不過到了1949年，隨著老蔣下野，李玉堂在李宗仁的支持下再度出山，并在之后任國軍32軍軍長，駐守海南島。

在此期間，李玉堂經我地下黨動員，最終決定在海南島起義，但由于當時聯(lián)絡不暢，造成李玉堂未能及時收到起義指令，隨后海南島解放，不得已之下，李玉堂只能隨軍撤往臺灣。

撤到臺灣后，李玉堂的32軍建制還算完整，因此成了老蔣最看重的一支部隊，與此同時，已經決定堅定支持我黨的李玉堂夫人陳伯蘭和其弟弟陳石清，也受組織委派抵達臺灣，繼續(xù)為起義做準備工作。

原本一切都十分順利，李玉堂也同意在合適時機棄暗投明，但在1950年年底，意外發(fā)生了。

當初曾作為動員李玉堂起義的，是一名叫李剛的地下人員，而在李玉堂撤往臺灣時，李剛也隨32軍前去，原本他的身份極為保密，但在1950年年底，之前被他策反過但又返回國軍部隊的一個連長，偶然見到了李剛，幾經跟蹤確認后，發(fā)現(xiàn)此人正是當初策反自己的共產黨。

于是，該連長迅速將李剛的情況密報了保密局，而在李剛被捕的同一時間，得知消息的李玉堂趕緊通知內弟和妻子快走，但還是沒來得及，李剛把所有情況盡數(shù)供出，這就導致包括李玉堂夫婦、其內弟陳石清等一共11人被捕。

被捕之后，國軍不少將領都為李玉堂說情，包括負責審判的錢大鈞，最開始也是判決其有期徒刑，但上報老蔣后，被重重斥責，后把有期徒刑改為無期徒刑后，老蔣則批示“恥”，直到改判李玉堂為死刑之后，老蔣這才心滿意足，批示“可也”。

這與當初吳石被判槍決幾乎是一模一樣，老蔣當時已經是驚弓之鳥，因此對于涉嫌“通共”者，不管有多大功勞，資歷又有多么深，根本不會手下留情。

1951年2月，李玉堂夫婦于臺北碧潭遇害，1983年，李玉堂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李玉堂的遇害，實際上是一個極大的教訓，歸根結底，就是因為繼續(xù)使用李剛這個人，倒不是說李剛不行，主要是他曾做過策反工作，因此按照原則是不能再派他去敵營潛伏的，如果他沒有跟著32軍去的話，那么李玉堂可能就不會暴露，后續(xù)的話，手握兵權的他，可能就會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