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1日，胡適幼子胡思杜，獨自走回唐山鐵道學院宿舍，呆坐良久，自縊離世。在他留給堂兄胡思孟的遺言信中說：“當初未尊父母之命，甚悔，近36歲無妻無子，子然一生，也無牽掛。余財600元及手表一塊，皆留予你，以作紀念?！?/p>

胡思杜的名字承載著胡適對恩師杜威的敬意，卻也預示了他一生在學術(shù)成就上的壓力。1921年12月17日他降生時，胡適正在北京大學致力于新文化運動。

童年時期，胡適為他聘請家教羅爾綱教學五年，這位后來成為史學家的教師曾評價胡思杜“天資聰穎卻志不在學”。與兄長胡祖望被父親帶在身邊培養(yǎng)不同，胡思杜長期由母親江冬秀照料，在相對自由卻也缺乏引導的環(huán)境中成長。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胡思杜隨母親遷居上海租界。

這個十六歲少年在繁華與動蕩交織的都市里，開始顯露出與父親期待的偏離。胡適委托的朋友在信中寫道：“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這種擔憂促使胡適在1941年將兒子送往美國，希望異國環(huán)境能促其成長。

胡思杜在美國的七年，并未如父親所愿。他先后就讀于印第安納波利斯教會學校與兩所大學，卻始終未能畢業(yè)。傅斯年后來直言：“因失學之故，養(yǎng)成不讀書習慣，對于求學一事無任何興趣”。

1948年夏，胡思杜隨父親友人回國，胡適婉拒了各大學提供的教職，將兒子安排到北大圖書館工作。這個決定既是對兒子能力的清醒認知，也暗含讓他在書海中沉淀的期望。

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平津形勢危急。蔣介石親自打電話催促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飛來南京，并于12月14日派專機到北平“搶救”名流學者。胡適馬上聯(lián)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著名學者陳寅恪等人。結(jié)果，不但陳垣不愿意離開北平，就連胡適小兒子胡思杜也不愿隨父母南行，他說：“我又沒有做什么有害共產(chǎn)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么樣的?！?/p>

江冬秀留給兒子一箱金銀細軟作為“結(jié)婚用”的資助，這成為全家最后一面。

最終也只有梅貽琦、陳寅恪等少數(shù)知名學者隨胡適一起飛到了南京。哪知，幾個月后，竟翻天覆地，滄海變桑田，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新政權(quán)建立后，胡思杜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改造。1950年9月22日，他在香港《大公報》發(fā)表轟動一時的《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斥責父親是“反動階級的忠臣”，宣稱“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

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革大”學習時寫的《思想?yún)R報》基礎(chǔ)上加工而成的，其中有些文字是很傷人的：

文章說，胡適“對反動派的赤膽忠心，終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于認識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么進步性的”。文章還開列了他這位“戰(zhàn)犯”父親的種種罪狀，如“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結(jié)合”、“甘心為美國服務(wù)”等。他還表示，“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雖然“我以為在思想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確割開的地方”。

胡思杜的這篇文章，在海內(nèi)外引起了一場極大的震動，許多媒體紛紛報道。為唐德剛《胡適雜憶》作序的海外著名學者夏志清先生，讀了胡思杜放肆地嚴厲地公開斥責其父胡適的文章后，禁不住破口大罵其“不成器”！胡適本人所受的打擊那就可想而知了。但他很快就從大為尷尬中平靜下來，他不相信這是兒子的真心話，和陳垣的公開信一樣，他都認為是捉刀之作，所以他未有表露心跡，只是平靜地把那篇文章剪下來粘在日記上。胡適在剪報旁批注“小兒此文是奉命發(fā)表”，言語間既有痛心也有理解。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刊物上轉(zhuǎn)載，接踵而來的便是大陸方面以此為契機，興起了第一輪胡適批判高潮。當新中國需要開展對舊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時，胡適自然就成了一個靶子。隨著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升級，這種批判越來越嚴厲，幾乎所有胡適的舊友、弟子也都參加了這種不得不參加、不得不以此擺脫自己政治困境的批判。其間許多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如湯用彤、金岳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而胡思杜的文章對大陸學人也起了“啟發(fā)”的作用，比如胡適的弟子羅爾綱先生，拜讀了胡思杜的文章，“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即“啟發(fā)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這個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

這場批判從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為“三反運動”而被暫時擱置。1954年，兩個“小人物”批判紅學權(quán)威俞平伯，因為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所以風潮便很快地又向胡適卷來。在這場批判中，胡適被扣上了許多罵名，如“異族胡適”、“文化漢奸”、“胡適這個妖怪”、“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出賣祖國的最無恥的賣國賊”。這場批判風潮持續(xù)了10個月，范圍廣力度大，徹底地把胡適批透了。

因為胡思杜以“大義滅親”的方式痛罵“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有功，一度受到學校領(lǐng)導的表揚。此時的胡思杜思想開朗，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反動的父親“贖罪”，同時也強烈地要求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這場公開決裂為胡思杜換來了短暫安穩(wěn)，他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任教，月薪102元，還曾遞交入黨申請書。只是組織上一直處于考驗之中，加上全國上下正在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使他受到連累，夢想遲遲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幾年。胡思杜這才知道，作為“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兒子，他的壓力有多大！

胡思杜曾有一個女朋友，在貴州，但后來這個女朋友不知何故跟他分手了。因為出身不好，以后胡思杜一直沒交上女朋友，別人一介紹，女方一聽是胡適的兒子，是戰(zhàn)犯的兒子，就不同意了。但他一直努力工作，盡量樂觀，不讓人覺察他背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仍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的向黨組織靠攏，按照組織上的要求，積極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但“胡適之子”的標簽始終如影隨形：介紹對象時女方聽聞家世便退縮，同事私下議論他“戰(zhàn)犯兒子”，舅父江澤涵等親戚因政治壓力逐漸疏遠。他唯一保持聯(lián)系的堂兄胡思孟是文盲工人。

1957年春，黨中央號召“百花齊放”幫助整風。胡思杜以為展現(xiàn)忠誠的機會來臨，積極向院領(lǐng)導提出教學改革建議。然而，五月風云突變，《人民日報》點名批評他“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lǐng)導權(quán)”，特別標注“胡適兒子所思”。一夜之間，他成為“右派分子”，宿舍外貼滿批判大字報。最讓胡思杜絕望的是，七年前那篇批判文章此刻竟被指為“投機行為”。

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狂熱擁護中共的積極分子，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余孽和妄圖篡奪革命領(lǐng)導權(quán)的階級異己分子。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胡思杜則在劫難逃，多次被拉出來接受革命群眾批斗，未久便被學院定為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突遭重創(chuàng)的胡思杜百思不得其解，認為自己早在幾年前就已經(jīng)公開宣布和父親劃清了界線，為何此時又把自己與這位“人民公敵”的父親捆綁在一起而公開示眾且口誅筆伐？在一系列不解與恐懼中，胡思杜精神徹底崩潰了，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殺身亡，年僅36歲。

他在遺書中寫下的“當初未尊父母之命，甚悔””，既是對拒絕隨父母南下的悔恨，也是對政治天真的幻滅。9月21日晚，他將600元存款、200元公債券和手表包好，給胡思孟留下最后囑托：“你的孩子若能上學，供他們讀書???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胡適至死不愿相信兒子離世。1957年6月他立遺囑時仍將財產(chǎn)分配方案列為“如兩子均已去世，則留給孫子”。

1958年3月，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東方學術(shù)”座談會，偶爾從“泛亞社”香港來電獲悉：胡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職下放勞動。此時的胡適心中雖犯嘀咕，但并沒有向最壞處想，只是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他這個不幸的兒子。到了這年的5月初，胡適回臺灣作關(guān)于“五四”運動的廣播講話，還是從“泛亞社”香港來電中看到胡思杜已于“去年8月自縊身死”的消息。胡適先是一驚，差點一頭栽倒地下。但待鎮(zhèn)定下來又將信將疑，且從心理上對這個消息的真實性予以排斥，猜想可能是一種有惡意的謠言，因為按照他小兒子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性格是不可能自殺的。而事實上，胡思杜真的死了，且已死去了8個多月。

1962年胡適逝世后，夫人江冬秀還詢問“思杜知道父親去世了嗎”，長子胡祖望只得告訴“他已先于父親離世”。

1980年11月，胡思杜死后23年，才終于獲得平反。

以上內(nèi)容，《南渡北歸》多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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