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共有57名開國上將，有幾位在軍隊級別上是比較特殊的，像烏蘭夫長期在地方工作、閻紅彥解放西南后就在地方工作，兩人沒有參與52年的軍隊評級，但中央出于團結考慮，還是為他們授予了上將軍銜。

另外，賀炳炎也有幾分被照顧的因素，他在52年被定為準兵團級，按正常情況對應的會是中將。但在賀老總的力薦下，賀炳炎還是跟眾多副兵團級、正兵團級一樣被授上將。

這里面，還有一段賀老總“大義刪親”的往事。

從1929年開始，賀炳炎就跟隨賀老總作戰(zhàn)，一路功勞赫赫。后坪戰(zhàn)斗，敵軍19師已打到了紅二軍團的前沿陣地，賀炳炎率領警衛(wèi)戰(zhàn)士殊死反擊，才將敵人打退，保衛(wèi)了賀老總的安全；

板栗園戰(zhàn)斗，賀炳炎悍不畏死沖入敵陣，順利打亂敵人的陣腳，為全軍打通轉移的道路，被譽為“孤膽英雄”；

瓦屋塘之戰(zhàn)，他在沖鋒時右臂不幸被炸，只能截肢保命。由于條件所限，他就在沒有麻藥和止痛藥的情況下，用伐木鋸鋸掉了右臂，實屬悍勇...

諸如此類的事跡還有很多很多，賀炳炎長期都是賀老總麾下最鋒利的刀。但是，在職務方面，賀炳炎一直不太突出。

土地革命時期賀炳炎最高擔任紅5師師長，抗日戰(zhàn)爭時期最高職務是358旅副旅長，解放戰(zhàn)爭時期最高職務是第1軍軍長。

青海解放后，賀炳炎因身體問題去休養(yǎng)，過了幾個月康復后就被賀老總調到西南軍區(qū)工作、換了一條發(fā)展線。1952年，時任西南軍區(qū)副司令員兼四川軍區(qū)司令員的賀炳炎被定為準兵團級。

這時的西南軍區(qū)是六大軍區(qū)之一，司令員都是元帥級別的人物，賀炳炎如果還留在一野系統(tǒng)的西北，那他的大軍區(qū)副職不會才是準兵團級。

奈何他轉到了二野系統(tǒng)的西南，二野的高級將領多太多了，名額有限，賀炳炎的歷史職務跟那些人比有差距，所以只能被定為準兵團級。

老搭檔廖漢生就比他要好一點，從土地革命開始二人就是軍政搭子，各個時期職務都相近，青海解放后，賀炳炎去休養(yǎng)，廖漢生就一個人抓青海的工作，此后也一直留在西北。

52年時廖漢生擔任西北軍區(qū)政治部主任，也是大軍區(qū)副職，但西北的干部太少，為了照顧“山頭”，級別相應就要高一點，因此廖漢生被定為副兵團級。

如果賀炳炎沒有去西南，大概率也是如此安排。

1955年8月2日，彭老總拿著經各方匯總、評銜小組評估后制定的擬授名單，去向毛主席匯報。主席看后說了一句：將軍的人數(shù)太多了，都適當減少一些吧。

評銜小組成員徐立清聽說此事后主動申請降銜，成了唯一一個正兵團級中將；而賀老總同樣也決定在自己的老部下里發(fā)揮作風。

土地革命時期，我黨有三個大的“山頭”，即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其中賀老總的二方面軍有些特殊，他由湘鄂西紅二軍團及湘贛紅六軍團合編而成。

紅六軍團最初一直在配合中央蘇區(qū)作戰(zhàn)，因此，二方面軍的源頭還要屬紅二軍團。

不同于其他主力能輕易挑選一些紅軍軍級干部來評選上將，紅二軍團當年被夏曦一通瞎折騰，高級將領幾乎被清掃一空。

最嚴重時，整個湘鄂西蘇區(qū)僅剩賀龍、夏曦、關向應、盧冬生四名黨員，許光達這位早期的師級干部恰好這段時間前往蘇聯(lián)治病，逃過了一劫。

賀炳炎、廖漢生則是級別低且跟賀老總親近，才沒遭毒手。

夏曦的瘋狂，讓紅二軍團有資格被授上將的段德昌、萬濤、孫德清等人都不在了，所以，賀炳炎、廖漢生兩位師級干部一開始就被當做紅二軍團的代表擬授上將。

正常來講，廖漢生這個副兵團級肯定比賀炳炎準兵團級更合適。但賀老總覺得，賀炳炎為了革命失去一條手臂，這些年來勞苦功高。

廖漢生是自己的親戚（廖漢生原配是賀龍二姐賀戊妹的女兒），作為自己人，理應犧牲一下，所以賀老總就做主“大義刪親”，把廖漢生從名單刪除，留下了賀炳炎。

賀老總這一手，創(chuàng)造初兩個“唯一”：

讓賀炳炎成了唯一一個準兵團級上將，52年的64位準兵團級將領，5人未參與授銜（宋裕和、張致祥、周駿鳴、張凱、周文龍），另出了4名少將（陳沂、袁也烈、段蘇權、解方）、54名中將，就賀炳炎超出一檔；

同時，也讓廖漢生成了新中國唯一一個擔任過國防部副部長的中將，1954年國防部成立時下設七名副部長，分別是黃克誠、譚政、蕭勁光、王樹聲、蕭克、李達、廖漢生，這本來在為授銜做準備，結果卻讓廖漢生彰顯獨特性。

對于這個結果，廖漢生倒沒有抱怨，當有人問到沒被授上將是否有遺憾時，他回答：

我們一起搭伙計有20來年，看起來職務一直相近，實際上他的資歷比我老，職務過去也比我高。當我還是紅軍游擊隊員時，他已經是紅軍團長了……賀炳炎是一位有代表性的戰(zhàn)將，他授上將當之無愧，我授中將也合情合理。

如此心態(tài)，倒很符合革命者的磊落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