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出來你可能不信，當年給四萬萬中國人管錢的“財神爺”孔祥熙，在他最風光的時候，其實兜比臉都干凈。

他手里攥著的，是一整個國家的賬本，可賬本上除了天文數(shù)字般的赤字，就只剩下印鈔機滾出來的紙。

故事得從1937年之前說起。

那會兒的南京城，還是一派新氣象，人稱“黃金十年”。

孔祥熙西裝革履，頂著耶魯大學經(jīng)濟學博士的光環(huán)，大刀闊斧地搞改革。

他最得意的一筆，是1935年推出的“法幣”。

這玩意兒厲害在哪？

就是把以前各省、各銀行亂七八糟的鈔票、銀元寶統(tǒng)統(tǒng)作廢，全國上下只認政府發(fā)行的這一種錢。

這在當時看，絕對是跟國際接軌的大手筆，感覺一個現(xiàn)代化的財政體系就要建起來了。

緊接著，他又取消了各地亂七八糟的過路費（厘金），整頓稅收，甚至還超前地搞起了所得稅。

一切看起來，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fā)展。

可問題是，這套漂亮的制度，根本就是個空架子。

南京政府的命令，能管到的地方，也就長江中下游那一小塊富裕地區(qū)。

出了這地界，往西、往北走，那些手握兵權(quán)的地方大佬們，嘴上喊著擁護中央，背地里該收的稅一分不少地往自己口袋里裝。

中央的稅收，說白了就指著上海、廣州這幾個沿海大城市的關(guān)稅活著，這一項就占了財政收入的一大半。

整個國家的錢袋子，就這么懸在海邊上，風一吹就可能破。

1937年，風真的來了，而且是炮彈裹著來的。

日本人從北邊打到南邊，上海丟了，廣州也丟了。

這一下，等于直接把國民政府的錢袋子給捅了個大窟窿。

關(guān)稅、鹽稅，這些以前嘩嘩流進國庫的錢，全沒了。

政府一路西遷到了重慶，孔祥熙坐下來一算賬，頭都大了：收入來源斷了，可前線幾百萬軍隊的軍餉、武器、吃喝拉撒，哪一樣都不能停，開銷一天比一天大。

擺在孔祥西面前的路，掰著手指頭都能數(shù)過來：要么加稅，要么發(fā)行公債讓老百姓買，要么找外國人借錢，再不行，就只能自己印錢了。

先說加稅。

這事根本行不通。

大后方本來就窮，四川、云南、貴州這些地方，土地貧瘠不說，地方勢力根深蒂固，中央派去的稅務官，連村口都進不去，還想收到稅？

更別提那些城里的商人了，做假賬、藏收入，一個個都是逃稅的好手。

孔祥熙寄予厚望的所得稅，喊了半天，到1945年收上來的錢還不到政府總開支的零頭，跟沒有一樣。

稅收不上來，錢從哪兒出？

最后擔子全壓在了最老實、也最沒法反抗的人身上。

對農(nóng)民，就搞“田賦征實”，不要你錢了，直接上門收糧食。

對拿死工資的公務員、老師、軍官，就讓他們眼睜睜看著手里的法幣一天比一天不值錢，等于變相把他們的財富搶走了。

當時社會上怨聲載道，都說這是“富人發(fā)國難財，窮人給國家當柴燒”。

加稅走不通，孔祥熙就琢磨著發(fā)公債。

抗戰(zhàn)剛開始那會兒，大家愛國熱情高，覺得為國家出點錢是應該的，“救國公債”一發(fā)行，確實有不少人掏腰包。

可仗打得越來越久，物價漲得越來越離譜，老百姓自己吃飯都成問題了，誰還拿真金白銀去換一張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兌現(xiàn)的紙？

更亂的是，不止中央在發(fā)債，各省也自己印自己的“省債”，五花八門，都是為了填自己地方的窟窿，把整個債券市場搞得一塌糊涂。

到了1939年，孔祥熙自己都承認，靠發(fā)債籌錢這條路已經(jīng)堵死了。

國內(nèi)指望不上，那就只能把目光投向國外了。

這塊業(yè)務，主要是宋子文在跑。

可那會兒，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人、英國人都在觀望，他們更看重歐洲的戰(zhàn)事。

美國給英國的援助，動不動就是幾十億美元，可給中國呢，摳摳搜搜地擠出來幾千萬美元，跟龐大的戰(zhàn)爭開銷比，連塞牙縫都不夠。

后來到了1942年，美國總算大方了一回，給了5億美元的借款，可這筆錢怎么用，中美雙方又吵得不可開交。

美國人想用這錢在中國賣黃金，把物價穩(wěn)住，可黃金運到中國比登天還難，最后真正落到實處的沒多少。

遠水，終究解不了近渴。

加稅、發(fā)債、借錢，三條路全被堵死。

孔祥熙和整個重慶政府，被逼到了墻角。

他們只剩下最后一張牌，一張他們明知道有毒的牌——開動印鈔機。

從那一刻起，重慶、桂林等地的印鈔廠，就成了維持這場戰(zhàn)爭唯一的心臟，機器晝夜不停地轟鳴。

法幣的發(fā)行量，像脫了韁的野馬。

1937年全國流通的法幣總共才14億，到了1945年抗戰(zhàn)勝利，這個數(shù)字變成了超過5569億，八年時間翻了將近400倍。

這還只是賬面上的，算上各種地方濫發(fā)的紙幣，市場上的錢早就泛濫成災了。

數(shù)字是抽象的，但老百姓的感受是具體的。

今天發(fā)了工資，趕緊跑去米店，因為明天可能就只能買到半袋米了。

大學教授的薪水，到最后連買幾根油條都不夠。

前線的士兵在流血犧牲，他們在后方的家屬卻可能因為買不起糧食而活活餓死。

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經(jīng)濟秩序，全被這瘋狂的通貨膨脹給沖垮了。

這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經(jīng)濟問題，它讓所有人都看清了一件事：這個政府，它既沒本事從有錢人那里收到稅，也管不住那些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更沒能力爭取到足夠的外援。

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通過印鈔這種最粗暴的方式，從最底層的民眾身上，刮走他們最后一點活命錢。

1944年11月，在巨大的壓力下，孔祥熙辭去了財政部長的職務，遠赴美國。

他走后，印鈔機并沒有停下，反而轉(zhuǎn)得更快了。

參考資料：

[美] 費正清，劉廣京 編.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美] 柯博文（Parks M. Coble）. 《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黃仁宇.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九州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