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畫能換來一座莊園，但一個親生兒子，卻連一張去國外的船票都換不來。

這事兒就出在畫荷花出了名的畫壇泰斗張大千身上。

當全世界都在為他筆下的潑墨山水和絕代仕女鼓掌時，一封從大陸寄出的電報，像一顆釘子，死死地釘在了他晚年輝煌的畫卷上。

1978年，臺灣，摩耶精舍。

張大干正對著一張宣紙，構思著下一幅能震動巴黎畫壇的杰作。

他不知道，在幾千公里外的南京，長江大橋下冰冷的鐵軌上，一個叫張心建的年輕人，正等待著一列可以終結他所有痛苦的火車。

這個年輕人，是他和摯愛徐雯波的獨子，年僅二十二歲。

電報傳來時，上面只有幾個字，每個字都像鐵軌一樣冰冷：張心建，臥軌自殺。

說起來，張大千這一輩子，過的就是個為藝術癡狂的日子。

他的情路，就是他藝術路上的一個個加油站，而他的第一個坎，也是最大的一個坎，叫謝舜華。

這是他家里給訂的娃娃親，是他那個遠在內江老家的表妹。

那會兒張大千還在日本念書，一個人在異國他鄉(xiāng)，孤單寂寞，全靠著對這個沒見過面的未婚妻的想象過活。

謝舜華這個名字，就是他青春期所有美好念想的集合體，是他畫里那個最完美的仕女原型。

可人算不如天算。

等他學成回國，興沖沖地準備當新郎官時，家里人告訴他，謝舜華早就得病死了。

這一下，把他整個人都給抽空了。

精神上的頂梁柱塌了，他感覺整個世界都沒意思了。

一氣之下，年輕人干了件轟動十里八鄉(xiāng)的事——跑到松江禪定寺出了家。

方丈看他有點慧根，給了他個法號，叫“大千”。

這本是佛家里“三千大千世界”的意思，讓他看破紅塵，結果誰能想到，這個法號后來成了他在紅塵里最大的名號。

和尚沒當多久，家里傳來噩耗，他哥意外去世了。

作為家里唯一的男丁，傳宗接代的擔子又砸回他身上。

沒辦法，只能還俗。

謝舜華的死，在他心里掏了個大窟窿，這個窟窿，他用了一輩子，找了四個女人，都沒能真正填滿。

還俗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結婚。

大夫人曾正蓉，是家里安排的，一個典型的舊式婦女，不識字，但持家是把好手。

張家上上下下幾十口人，里里外外的賬目，她管得井井有條。

她給了張大干一個安穩(wěn)的大后方，讓他可以一門心思撲在畫上。

但張大千對她，只有責任，沒有愛。

他倆就像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一個主外，一個主內，搭伙過日子，就是沒啥感情交流。

很快，張大千在外面認識了黃凝素。

這是個有文化的新派女性，年輕漂亮，還懂點畫。

張大千一下子就著了迷，非要娶她當二房。

黃凝素給他帶來了新鮮感和創(chuàng)作的火花，也一口氣給他生了八個孩子，是所有夫人里最能生的。

起初幾年，兩人感情好得蜜里調油。

但時間一長，孩子一多，黃凝素的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了養(yǎng)兒育女上，從張大千的情人，慢慢變成了孩子們的媽和家庭的內務總管。

就在這時，他又遇到了唱京韻大鼓的楊宛君。

楊宛君比他小了快二十歲，人長得漂亮，嘴巴又甜，最關鍵的是，她懂張大千。

她能陪著張大千游山玩水，尋訪古跡，能在他畫畫的時候站在旁邊磨墨遞筆，聊上幾句畫。

張大千去敦煌臨摹壁畫，條件艱苦得不行，楊宛君就一直陪在他身邊，甚至親自爬上高高的腳手架，舉著蠟燭給他照明。

張大千那些最有名的仕女圖，里面的美人大多都有楊宛君的影子。

她是他藝術上的知己和模特。

于是，張家就形成了這么個怪異又穩(wěn)定的局面：大夫人曾正蓉坐鎮(zhèn)成都老家，是后勤總司令；二夫人黃凝素帶著一群孩子，是“育兒嫂”；三夫人楊宛君陪著張大千到處跑，是“隨行秘書”加“靈感繆斯”。

她們各司其職，共同維持著這個圍繞著天才藝術家的家庭機器的運轉。

她們心里都清楚，自己得到的，只是這個男人的一部分。

1947年，張大千已經快五十歲了，功成名就，卻感覺畫畫沒了靈感，江郎才盡。

他脾氣變得很壞，整天在畫室里唉聲嘆氣。

就在這個時候，他女兒張心蕊領著她的同學來家里玩，這個同學，就是18歲的徐雯波。

本來張大千煩得很，不想見什么客人。

可女兒磨不過，他只好從畫室里出來看一眼。

就這一眼，張大千感覺自己枯了半輩子的心，又活了過來。

徐雯波那雙清澈靈動的眼睛，一下子就把他給點燃了。

年齡差了三十歲，一個是名滿天下的大師，一個是剛成年的黃毛丫頭，這事放哪兒都是驚天動地的新聞。

徐家當然不同意，把徐雯波鎖在家里。

但架不住倆人情投意合，最后徐雯波還是義無反顧地嫁給了張大千，成了他的第四位夫人，也是最后一位。

有了徐雯波，張大千就像換了個人，創(chuàng)作激情井噴一樣爆發(fā)。

他把前三位夫人都拋在了腦后，眼里心里只有這個小嬌妻。

他帶著徐雯波遠渡重洋，旅居世界各地，開畫展，辦講座，風光無限。

之前那三個女人，連同她們生的一大堆孩子，都被他留在了風雨飄搖的大陸。

婚后不久，徐雯波給張大千生了個兒子，就是張心建。

按理說，這是他倆愛情的結晶，老來得子，該是寶貝得不行。

可歷史的浪潮說來就來。

隨著時局變化，張大千決定徹底離開大陸，定居海外。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能帶走的東西和人都很有限。

他們做了一個讓后人怎么也想不通的決定：把親生的兒子張心建留在了大陸，托付給別人照顧，反而帶走了二夫人黃凝素生的女兒張心瑞。

這個決定，成了張心建一生的悲劇。

在最需要父母的年紀，他被留下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么，為什么被選中的是自己。

他成了“棄兒”。

在后來的幾十年里，他一邊聽著父親在海外如何風光，一邊在國內經歷著一次又一次的運動。

他的身份很尷尬，父親是享譽世界的“大畫家”，同時也是被批判的“逃亡地主”。

這種矛盾和被拋棄感，像毒蛇一樣啃食著他的內心，讓他變得沉默寡言，格格不入。

當那封報喪的電報送到摩耶精舍時，張大千正在給一幅荷花圖題跋。

他當場就懵了，把自己關在畫室里好幾天，誰也不見。

幾天后，他出來了，頭發(fā)白了更多，人也憔悴了。

他提筆畫了一幅《荷堵》，那上面的荷葉大片枯萎，蓮蓬凋零，跟以往的畫風完全不同。

他用畫筆畫盡了荷花的盛開與枯萎，卻對自己親生骨肉的枯萎一無所知。

張心建用生命畫上的那個句號，成了張大千所有輝煌畫卷上，最扎眼、也最抹不去的一筆血色。

此后，張大千再也沒有畫過完整的荷花，他晚年的畫作價值連城，卻再也換不回那個在鐵軌上凋零的年輕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