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大封藩王，看似目光短淺，甚至可以說愚蠢，實則是很精明的一招，并且只是權(quán)宜之計，他也有削藩的心思，只是嫡長子朱標(biāo)的英年早逝，導(dǎo)致了之后一系列的改變，諸如后世帝系轉(zhuǎn)移的意料之外的發(fā)展，打破了他的生前計劃，使得藩王制度只留下危害性一面，并且越來越大。

朱元璋為什么要大封藩王呢？

因為他借鑒了唐宋的歷史教訓(xùn)，唐朝一開始是崇文尚武，還算是平衡，結(jié)果在唐玄宗李隆基時代玩脫了，釀成安史之亂，雖然唐朝沒有因此滅亡，但也是元氣大傷，并且形成地方藩鎮(zhèn)，直到唐朝滅亡，再變本加厲成為了重武輕文的五代十國。

宋朝建立以后，有鑒于唐朝還有五代十國的畸形重武輕文，矯枉過正，形成了另一個畸形之重文輕武，雖然保證了內(nèi)部不會出現(xiàn)藩鎮(zhèn)，不會有武將擁兵作亂，但也使得軍隊?wèi)?zhàn)斗力羸弱，因此先是北宋的靖康之恥，再是南宋的崖山海戰(zhàn)亡國。

因此朱元璋在開國以后，別出心裁的想出另一條路，那便是我雖然重武輕文，但真正的重的是藩王，是以武制文，再以藩王制武，大封兒子到關(guān)鍵的戰(zhàn)略要地和邊疆，讓藩王承擔(dān)著戍守疆土的重要職責(zé)，要以藩王拱衛(wèi)皇室。

這個方法起到很好的效果，像以朱棣為代表的邊疆九大塞王，在抵御北元南下時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同時朱元璋還借鑒漢晉時期的藩王權(quán)力過大，如同國中之國一般，釀成了七王之亂和八王之亂的前車之鑒，他對于藩王制度的設(shè)計很是精心，藩王只有軍事權(quán)，而且只擁有三護衛(wèi)的有限兵權(quán)，并沒有一家獨大。

像朱棣這種表現(xiàn)優(yōu)秀的塞王，雖然可以節(jié)制北平各衛(wèi)將士，但不等于可以控制北平各衛(wèi)，對于地方行政權(quán)，藩王是無權(quán)干涉，更是影響不到中央朝廷的決策，最后是形成明朝藩王“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

朱元璋還通過祖訓(xùn)，禁止藩王擅離封地、私通官員、干涉司法，避免藩王離開封地與其他藩王聯(lián)合在一起，也避免藩王干預(yù)行政事務(wù)，將手越伸越長。

整體來說，朱元璋的設(shè)計很巧妙，藩王可以起到供衛(wèi)皇室的作用，但又威脅不到中央朝廷，像燕王朱棣那樣的強藩，面對一個乳臭未干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也是沒什么反抗能力，都是先將3個兒子送到南京當(dāng)人質(zhì)，又是裝瘋賣傻，后來等到朱允炆對他動手時才殊死一搏，又通過自己在軍隊的影響力，還有朱允炆的一系列昏庸操作，才獲得了勝利。

正常來說，除非整體藩王聯(lián)合在一起，才可以對中央朝廷形成威脅。而且朱元璋的構(gòu)想之中，藩王不是只拿吃飯不出力的群體，雖然藩王的待遇很高，但也是要實打?qū)嵉某隽Α?/strong>

同時朱元璋對于藩王制度的設(shè)計有可能也是一種權(quán)宜之計，畢竟就那種待遇，藩王以后肯定會成為明朝的巨大財政負(fù)擔(dān)，這點他不可能不考慮，但是他不忍心對兒子動手，而且藩王制度剛剛運行成熟，他如果削藩需要重新分配權(quán)力格局，很明顯他晚年已經(jīng)沒有那種精力。

不過朱元璋晚年與皇太孫朱允炆討論藩王的事情時，朱允炆說道藩王如果威脅到中央朝廷怎么辦時，朱元璋并沒有反駁，反而是問朱允炆該怎么辦？

朱允炆難得聰明的回道：“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

朱元璋回道：“是也，無以易此矣”。

這說明朱元璋是同意朱允炆削藩的，但是需要柔性削藩，不能太嚴(yán)苛的削藩，他的本意應(yīng)該是當(dāng)中央朝廷運行步入正軌以后，遷都西安，直接是以皇帝守邊，再將世襲罔替的藩王制度進行改正和糾正，本來正常情況下，嫡長子朱標(biāo)做這些沒問題，但是沒想到朱標(biāo)死在他前面，所以他只能寄希望孫子朱允炆。

結(jié)果沒想到朱允炆嘴上說的好聽，登基以后是霸道削藩，馬上將幾位藩王叔叔廢為庶人或是禁錮或是流放，還逼死了十二叔湘王朱柏，得罪了藩王集團，并且重文輕武，使得武將集團很是不滿。

因此朱棣起兵以后，藩王集團是隱性支持他，諸如同為塞王的寧王朱權(quán)，朱棣能很輕易奪了他的兵權(quán)，并不是朱權(quán)愚笨，而是朱允炆那種削藩方式大家都不同意，還不如假裝糊涂的把軍隊“借”給他對抗朱允炆，事成了，藩王們會得到保全，事不成，就說自己是被脅迫的就行，反正落不下造反的罪名。

還有不少武將馬上是降了朱棣，也使得朱棣發(fā)動靖難之役的難度下降，之后朱棣采取斬首行動，長途奔襲南京時，途經(jīng)之地的手握重兵的武將大部分也沒有拼死抵抗，只是重點守好自己的地盤，而非供衛(wèi)南京，也沒有軍隊去南京及時勤王，最后是朱棣到了南京金川門，李景隆和谷王便是打開城門迎朱棣進城，使得他輕松拿下易守難攻的南京。

可以說朱允炆的一連串昏庸操作，使得中央朝廷對單個藩王具有碾壓性的優(yōu)勢局面被徹底打破，最后更是被趕下皇位。

朱允炆的失敗也等于是變相坑了爺爺朱元璋一把，本來后世皇帝如果對于藩王制度進行修正的話，也不至于使得朱元璋背負(fù)罵名，或者哪怕維持讓藩王既吃飯又出力的局面，那朱元璋的罵名也不會那么大。

但是朱允炆一失敗，朱棣一上臺，就開始全面否定他，他要削藩，朱棣肯定不削藩，并且為了獲取藩王集團的支持，更是不能削藩，因此最后是不倫不類的只削了藩王的三護衛(wèi)兵權(quán)，卻保留其經(jīng)濟特權(quán)，使得藩王成為只吃飯不出力的畸形團體，成為明朝財政上的巨大負(fù)擔(dān)，使得藩王制度徹底成為一大畸形，而朱元璋這個創(chuàng)建者，自然是成為了最大背鍋俠。

至于藩王在權(quán)力格局中起到的巨大制衡作用被取消以后，明朝皇帝則是開始新一輪的試驗，以文制武，又以勛貴集團制文，還以宦官勢力制衡文武，等到土木堡之變，勛貴集團近乎團滅，甚至可以說是斷代以后，宦官勢力又被抬上更高的制衡位置，最后明朝的宦官之禍，堪比漢唐，造成惡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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