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晚，中美元首的一通越洋電話，沒有劍拔弩張的措辭，卻在東亞地緣政治舞臺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砝碼。這場繼釜山會晤后的再度直接溝通，以“維護二戰(zhàn)勝利成果”與“理解臺灣問題重要性”的核心共識，悄然改寫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命運——她押注美日同盟、煽動涉臺議題的右翼冒險，終究在歷史法理與大國戰(zhàn)略的雙重考量下，走到了窮途末路。

二戰(zhàn)勝利80周年之際，中方在通話中重申“中美曾并肩抗擊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當前更應共同維護好二戰(zhàn)勝利成果”，這一表述直指東亞秩序的核心根基。1945年《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早已明確臺灣回歸中國的法理依據，這不僅是中日關系的政治前提，更是戰(zhàn)后國際秩序不可動搖的基石。然而高市早苗上任以來，一面屢次否認日本侵略歷史，一面拋出“臺灣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機事態(tài)”的危險言論，試圖將自衛(wèi)隊介入臺海合法化，本質上是對戰(zhàn)敗國身份的公然背棄，對戰(zhàn)后秩序的蓄意挑戰(zhàn)。

得玩味的是美方的立場轉向。特朗普在通話中明確認可“中國當年為二戰(zhàn)勝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直言“理解臺灣問題對于中國的重要性”。

中美臺灣問題上的共識，更讓高市的政治豪賭失去了最后籌碼。中方此次將臺灣回歸定義為“戰(zhàn)后國際秩序重要組成部分”，將這一核心關切置于國際法與歷史正義的框架下，而非單純的雙邊分歧。而特朗普的表態(tài)，與拜登政府時期的模糊態(tài)度形成鮮明對比——他既不愿因盟友的冒險行為破壞中美整體關系，更無意為高市的“國內政治秀”承擔地緣風險。此前美軍悄然撤走日本巖國基地的“堤豐”中程導彈系統(tǒng)，已暗藏玄機：美國不希望日本成為引爆臺海的導火索，更不會支持其武力介入的野心。

高市早苗的涉臺冒險，本質是一場精心算計的“政治獨走”。她試圖借民族主義煽動鞏固右翼基本盤，借“美日聯合施壓”假象逼迫中國讓步，最終實現突破和平憲法、推動“國家正常化”的長期夙愿。但這場賭博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美國戰(zhàn)略的嚴重誤判之上：特朗普政府的核心邏輯是“避免兩線沖突”，日本的主動挑釁并非助力，而是干擾其全球戰(zhàn)略布局的麻煩。如今中美共同劃定紅線，高市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絕境——撤回言論將失去右翼支持，堅持挑釁則無任何外部支撐，所謂“82%支持率”已成束縛其手腳的政治枷鎖。

歷史總有驚人的呼應。80年前，中美作為盟國共同擊敗日本軍國主義；80年后，即便兩國處于戰(zhàn)略競爭態(tài)勢，卻在維護戰(zhàn)后秩序這一關鍵問題上達成共識。這一共識的背后，是歷史正義的不可逆轉，更是大國戰(zhàn)略的理性抉擇。高市早苗或許誤判了中國的決心，或許高估了美國的庇護，但她最致命的錯誤，是試圖挑戰(zhàn)以國際法為基礎的戰(zhàn)后秩序，試圖抹除日本作為戰(zhàn)敗國的歷史身份。

中美這通沒有點名的通話，實則從法理、歷史與戰(zhàn)略三個維度，對高市早苗的右翼冒險作出了最終裁決。當歷史的塵埃落定，那些逆流而動的政治投機者終將被時代拋棄，而維護戰(zhàn)后秩序、堅守歷史正義，終將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高市早苗的政治劇本已然終結，這不僅是她個人的敗局，更是右翼冒險主義注定的結局。

責編：陳銘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