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宏宇

大概是因為“愛國”的緣故，近些年，四面八方傳來“我們曾經(jīng)科技最領先”的強音；在三星堆發(fā)掘出高度疑似焊接物件的催化下，幾乎被定格成了“真理”——容不得半點兒懷疑的那種，但有絲毫不茍之色就會被冠以“殖子”、“公知”、“潤子”甚至更可危頭銜口誅筆伐直到“搞倒搞臭”的那種。這氣勢要真到了人人信以為真的火候，想想還挺該憂懼的。

且不論那樣興沖沖人身攻擊的網(wǎng)絡愛國者們弄沒弄明白“愛”以及“國”究竟為何，更不沒事找事地去設想他們那樣的興奮與決絕的背后，是隱著怎樣的“初衷”或說“苦衷”，僅就事論事地粗粗瞭一眼“可見的歷史”，就或可稍許清醒一點點，就一點點。

坦誠的自審，永遠都不招人待見，卻又永遠都不可或缺。

（一）關于《永樂大典》和《山海經(jīng)》的新傳說

在“追證”古代中國科技“最先進”、“遙遙領先”的“運動”中，最被當作“力證”的，是其實只是“見名”于史籍而并無（或稱“尚未”）發(fā)現(xiàn)確切存在的《永樂大典》；相傳是名永樂年間啟動并基本完成的百科全書式“國本巨典”，囊括了中華文明的科技精華，幾乎是所有近現(xiàn)代科技的“基底”！換言之——沒有《永樂大典》，就沒有后來的工業(yè)文明。

這說法，至少被當世的“人們”，找到了兩個“基點”：

其一，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如果沒有強大的科技和制造，怎么可能完成后來西方所謂大航海遠不能及的“環(huán)球”旅行？！甚至，有人頭頭是道地“分析”出鄭和船隊的船只都已經(jīng)不是后來西方人津津樂道的蒸汽機以及再后來的內(nèi)燃機，而是“核動力”！

其二，《永樂大典》之所以并無（或說“尚未”）發(fā)現(xiàn)確切存在，是因為“被盜”——某個或某些西方傳教士到“大明”晃悠了一陣子就神秘消失了；不久后，他們那“還在樹上”的同類們，就忽然莫名其妙地“開竅”了，啟動了他們的“工業(yè)革命”……演繹指向即是，無恥的洋和尚偷走了我們的《永樂大典》，學會了遙遙領先的科技，還更加無恥地“貪天之功”，自我標榜成了工業(yè)文明的先驅(qū)、領導者。

再說《山海經(jīng)》——從其中一些記載“分析”、“解讀”出太平洋的海溝、南美洲的禽獸、澳大利亞的獨特地貌，等等等等，說明兩點：

一，我們的祖先擁有足以探究到那些遠在今天疆域之外事物的能力，相關技術可見一斑！

二，那些被考察出、探究到的地方，都曾經(jīng)屬于我們；至少應該如此；因而，當“收復”！

此外，還有對《易經(jīng)》《周禮》等古代典籍及標榜了中古、近古名頭的各種“堪輿圖”的“展現(xiàn)”與“解析”，雖都不比《永樂大典》和《山海經(jīng)》“成氣候”，卻也堪稱“弘揚”我們古代“高科技”的“延伸”和“補充”。

類似說法，其實并不新鮮。且不說二三十年前飽受國人恥笑的以“換臉”和“黑哨”享譽全球的某“近邦”對自身“來歷”和“古代成就”的吹噓鬧出的笑話；再早，三十大幾年前，筆者大學同寢一哥們兒就在“臥談會”上很認真地發(fā)表高論說：牛頓不是數(shù)學家和物理學家，而是出色的翻譯家；砸到他頭上的不是蘋果而是一本天書；別人看不懂，他給翻譯出來了，就有了微積分和經(jīng)典力學……

這哥們兒英年早逝，特想朝天一炷香告慰他：那不是天書，是咱的《永樂大典》?。?/p>

（二）古中國科技的“微光亮點”

為暫且保住老命，著實不敢跟以《永樂大典》《山海經(jīng)》等為“據(jù)”定義古中國科技“遙遙領先”的“正能”硬剛，只是“溜邊沉底”地掃掃其實應該是人人可見的簡單歷史線條。

華夏文明的“中心區(qū)”、今天中華大地的“腹地”，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上古中期，青銅鑄造技術的發(fā)明和發(fā)展，不僅促成了商朝中后期的“原始工商業(yè)”，也間接推動了農(nóng)耕相關技術的發(fā)展；其中一個重要“技術飛躍”，就是“打井”。

打井技術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極大改進了農(nóng)耕灌溉條件，使得先民告別了“逐水草而居”的古老生存模式，開始了更廣泛的農(nóng)耕，從而奠定“以農(nóng)為本”的生存基底。由于實在不敢就把從小在正規(guī)課本和正規(guī)課堂學到的西方文明史“當真”來做比較，就只能說，橫向不看，就自己看自己，三千多年前的打井技術，不僅派生出了“井田制”這樣的農(nóng)耕管理機制，更是幾乎可以跟青銅鑄造技術“比肩”、共同構成華夏文明“科技基架”的重要科技成就。

相比而言，眾所周知的“四大發(fā)明”，其實，個人認為，細論起來，還真算不上有多偉大。放在我們那么漫長的農(nóng)耕歷史去看，“四大發(fā)明”式的科技突進，數(shù)量真不多；我們古代的科技發(fā)展，真是說不上“高效”；甚至，某種意義上講，成果上，都有點兒“乏善可陳”。

這么一說，肯定大把噴子頃刻對準了過來。能做的，大概只能是拿個土法自制盾牌格擋一二——跟能把手動風箱說成工業(yè)活塞“前驅(qū)”的誰誰誰們，真沒什么好爭辯的，就便是爭，也……是吧……就像郭德綱說的——當著火箭專家的面兒談論火箭升空到底是靠燒煤還是燒柴禾，火箭專家看你一眼都算ta輸了。筆者之于“科技”，當然遠不可比擬火箭專家或者任何什么別的專家，但好歹還算有點兒常識。

由上古到中古的過渡期，即大約“東周”（春秋戰(zhàn)國）到魏晉的大幾百年，眾所周知，華夏文明幾乎處在“沉浸式”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也是在這個時期，華夏文明展開了“哲學”篇章。百家爭鳴中，服務于戰(zhàn)爭的“相關技術”，獲得了比較充分的發(fā)展。從“強秦”的“武器標準化”到三國時的“木牛流馬”，可謂層出不窮。被后人引以為傲的“地動儀”、“渾天儀”、造紙術（又稱“蔡倫造紙術”），等等，也都生發(fā)在這個時期。

但是，出于諸如政權更迭頻密、需求復雜多變、測量檢驗相關“配套”不同步、保守壟斷等多方面原由，這個時期大多數(shù)科技成果，都沒機會得以穩(wěn)固的延續(xù)，更毋論“進階”式提升和“關聯(lián)融和”，不僅沒能構成“體系”、“規(guī)?！保踔梁芏喽茧x散失傳，一個個本來就相對孤立的“亮點”，到頭來只余稀松“微光”，雖嫌遺憾，卻也是“歷史的必然”。

（三）治世之學vs奇技淫巧

自西漢中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始，可以說，很大程度上，以儒學為“最主要”的社會哲學，成為了“學問”的主體；到隋朝開科舉，更是由之前還尚存些微“自由度”的社會哲學，聚焦成了以“管理理念”為核心的“治世之學”，成為知識階層的追求方向。

相比而言，以手工勞作為“基礎土壤”的科技，則愈發(fā)沉淪成“治于人”的“勞力”。手工業(yè)者處于最多也就是“比肩”農(nóng)人甚至還更加不如的“底層”，既得不到必要的尊重，也基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絕大多數(shù)都不怎么識字或者干脆就是文盲。這樣的話，就算之前有些成果存續(xù)下來，也基本談不到“繼學”，更也就說不上“躍升”；絕大多數(shù)“手藝”，都是建立在“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保守生存意識基礎上的手口相傳，雖不能說“倒退”，但想要“前進”，實在也是難上加難；偶有個別“有靈性”的工匠，做出略略突破，也大抵會被讀圣賢書、鉆研治世之學的主流知識階層，嗤之以“奇技淫巧”。

低下的地位，輕怠的評價，嚴重壓抑了科技實踐的積極性。本來就在“能力”方面先天不足，再沒了積極性，能發(fā)展起來才怪！所以，就便是盛世大唐和富足的北宋，也未見可與匹配的璀璨科技成就?；鹚幷ǔ龅囊郏钭钟∷淼呐d奮，都也伴著“奇技淫巧”的品評，蹩居在“治世之學”的巨大陰影下。

有人說，明朝時候的“紅衣大炮”，比同期的西方要先進?；蛟S是。但“后來”呢？為什么幾百年過后的虎門，還是差不多一樣的東西，而竟沒有明顯改進？原因很簡單。因為，那再怎么厲害，也還是“上不了臺面”的“奇技淫巧”，還被嚴格保守壟斷著。

有人說，鄭和下西洋的“寶船”，體量多大，航行多穩(wěn)，甚至還有人反向強調(diào)說“那么遠的航行不可能靠劃槳吧”……哪么遠的航行？看看相關記錄就知道，最遠只是到了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島，走了走印度洋而已。說全程不可能劃槳的，難道不知道有個叫做“風帆”的東西？歐洲的大航海，起步階段，也靠的是那玩意兒。當然，必要時，該劃槳還得劃槳，只不過船太大，要很多人一起劃槳才行。

退一萬步——如果鄭和能躋身“主流”，下西洋有機會“形成制度”，也不能就說，相關技術不會改進、提升；可只要隨便查查看，就會知道，鄭和、領了下西洋皇命的鄭和，當時是個什么地位，下西洋，又是承載了怎樣的使命或說抱定了什么目標，相關“科技”的“探索性”，能稱得上幾分？

總體來講，最晚也是自魏晉起，直至被人家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最起碼一千大幾百年間，華夏文明之于“科技”的生發(fā)“土壤”，可謂“貧瘠”，不大可能生長出繁盛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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