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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去世五十年后，這位德裔政治思想家被尊為我們時代的先知。那么她到底說了什么？

1975年12月4日晚，漢娜·阿倫特正坐在位于曼哈頓河濱大道的家中客廳里，突然在晚宴賓客面前癱倒。不到兩個月前，她剛慶祝了69歲生日；此刻，她因心臟病發(fā)作去世。阿倫特固然不乏讀者和仰慕者，但正如她的一位同代人后來所說，在她去世時，“她幾乎不被認為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

自那以后的幾十年里，阿倫特已成為如此備受尊崇的人物，以至于人們很難記起她在生前是多么富有爭議。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1995年撰文指出她“奇特而分裂的遺產(chǎn)”。

阿倫特專注于重大的政治問題——極權(quán)主義、暴力、惡的問題——這自然是一位在二戰(zhàn)期間逃離歐洲的德裔猶太人所優(yōu)先關注的。她的一些英美批評者認為她過于……歐洲化。相較于美國政治學家長期癡迷的實證數(shù)據(jù)，阿倫特更喜歡“對現(xiàn)代性進行形而上的沉思”（朱特語）。

但對阿倫特的仰慕者而言，美國當時正迫切需要這種"形而上的沉思"。他們視她為講述殘酷真相的人：能夠教導一個自詡為自由民主政體、對其優(yōu)越性和韌性充滿信心的國家，認識那些它常常試圖忽視的現(xiàn)代弊病。

阿倫特的封圣過程可以說是在21世紀初真正開始的，那時被認為早已終結(jié)的歷史突然卷土重來。她的著作常被引用來警告小布什政府“永久戰(zhàn)爭”的可能后果。

作為一名曾被蓋世太保拘留、剝奪德國公民身份并在法國被關押過的人，她始終關注"擁有權(quán)利的權(quán)利"問題，以及這種法律地位如何岌岌可危地依賴于國家的任意性。法哲學家杰里米·沃爾德倫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評論了她對那些被驅(qū)逐到法律之外領域的人們的持久關注：“她會對關塔那摩灣的‘法律黑洞’感到震驚?！?/p>

但真正將她奉為先知的是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

困惑的美國人轉(zhuǎn)向她關于歐洲大災難的著作尋求指引。阿倫特的《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銷量飆升——對于一本關于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如何導致納粹和斯大林主義暴行的艱深、長達600頁的專著來說，這絕非易事。

《華盛頓郵報》刊文解釋阿倫特的著作如何“照亮了今日的美國”。哈佛政治理論家丹妮爾·艾倫認為，阿倫特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個蠱惑人心的機會主義者如何能夠利用一個分裂的國家”。《衛(wèi)報》的一位專欄作家，急于理解大洋彼岸發(fā)生的一切，問道："漢娜·阿倫特會怎么做？"

如此多的崇拜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反彈。歷史學家塞繆爾·莫因稱阿倫特是解讀特朗普總統(tǒng)任期時“最常被使用和濫用的哲學來源”，是那些試圖抓住“偽深刻”的人的“特權(quán)引證”。

批評家麗貝卡·帕諾夫卡在2021年為《哈珀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認為，自由派試圖將阿倫特塑造成“事實守護神”是錯誤的，他們誤將特朗普厚顏無恥的謊言視為不祥的"極權(quán)主義世界構(gòu)建"的跡象，而非“旨在人為提升其自身聲望的企業(yè)式虛張聲勢”。

然而，即使是莫因和帕諾夫卡也無法抗拒利用阿倫特來達到自己目的的沖動；他們反對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像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在美國政治中如此前所未有，以至于必須借助一位歐洲移民來理解他。

如今，在特朗普第二個總統(tǒng)任期近一年、阿倫特去世50年之際，她仍然經(jīng)常被援引為了解我們時代的關鍵。對于一位堅信政治本質(zhì)上是偶然和不可預測的特立獨行的思想家來說，這是一種奇特的死后生命。

阿倫特究竟說了什么？我們一直希望她告訴我們什么？

“至少我并不無辜”

貫穿阿倫特作品的是對獨立思考的堅持——這是親眼目睹當這種堅持被拋棄或摧毀時會有什么后果的遺產(chǎn)。她于1906年出生在漢諾威，父母是世俗化的猶太中產(chǎn)階級。她是獨生女，疾病纏身，上學斷斷續(xù)續(xù)，自學了用希臘語閱讀荷馬史詩。1924年，阿倫特來到馬爾堡大學，師從馬丁·海德格爾學習哲學，不久他們成為情人。海德格爾于1933年加入了納粹黨，那是在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僅僅三個月之后。同年，阿倫特被蓋世太保拘留，罪名是被納粹稱為“恐怖宣傳”的行為——當時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請她收集反猶言論的實例。

阿倫特后來回憶說，看到那么多知識分子自愿與納粹保持一致是多么令人不安。她進行的那項導致被捕的研究，是她緊迫責任感的延伸：“至少我并不無辜，沒人能因此指責我?！痹诒痪辛舭颂旌螳@釋，她與母親逃離德國，最終抵達巴黎。阿倫特是無國籍人士，但戰(zhàn)爭開始后，她仍因德國國民身份被法國當局關押。幾周之內(nèi)，趁著一片混亂，她逃出了拘留營，與她的第二任丈夫海因里?！げ紖涡獱枺ㄒ晃徽軐W家和前共產(chǎn)主義者，她在巴黎一次公開講座上認識了他）一起，設法前往美國，于1941年5月抵達紐約。

與她在歐洲經(jīng)歷的持續(xù)致命危險相比，美國的生活顯然不同。阿倫特學會了英語，在朔肯出版社擔任編輯，并于1951年出版了《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同年她成為美國公民。歷史學家E·H·卡爾在《紐約時報》上評論該書時稱其為“一位既思考過也承受過痛苦的人的作品”。然而，當時席卷全國的紅色恐慌又帶來了可怕的恐懼。布呂歇爾在移民表格上否認了他的共產(chǎn)主義過往；直到他的公民文件到手之前，他和阿倫特都擔心某個告密者可能通過“簡單的告發(fā)”毀掉他們的生活。

盡管如此，即使在麥卡錫主義的高峰期，阿倫特還是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警告反共恐慌有可能固化為“極權(quán)統(tǒng)治形式”。這正是在司法部長宣布調(diào)查一萬名歸化公民和一萬兩千名涉嫌“顛覆活動”的外國人僅僅三天之后。一位傳記作者稱她在那個緊張時刻決意發(fā)表這樣一篇文章，是“她勇氣的體現(xiàn)”。

但阿倫特的部分觀點是，勇氣本應無關緊要。一個自由的國家是人們可以批評政府而不必擔心政府報復的國家。

她堅持認為，異議對于民主如同同意一樣必不可少。

她的寫作不像一個渴望引人注目的刻意挑釁者，但她也并不刻意回避爭議。在《關于小石城事件的反思》（1959）中，她提出了反對利用聯(lián)邦權(quán)力強制公立學校種族融合的理由，聲稱孩子們被迫去解決本應由成年人解決的問題；這是一篇論點薄弱、論證單薄且迂回重復的文章。

阿倫特為此受到猛烈抨擊。在1965年給拉爾夫·埃里森（他曾公開批評此文）的一封信中，她承認自己可以理解為何她“沒有理解情況的復雜性”。

但真正讓她陷入麻煩的，是她關于一名納粹官員審判的著述?！兑啡隼涞陌Ｂ‥ichmann in Jerusalem）》最初作為系列文章發(fā)表在《紐約客》上，并于1963年結(jié)集成書出版。

阿倫特沒有將大屠殺組織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描繪成一個惡魔般的怪物，而是將他描繪成一個道德和智識淺薄的人——一個盡責的官僚，體現(xiàn)了“惡的平庸性”。這一論斷，加上幾頁關于猶太委員會在將猶太人送往集中營過程中無意間的共謀關系，引發(fā)了一場激烈的反阿倫特運動，這場運動也譴責她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批評。反誹謗聯(lián)盟敦促拉比們在布道壇上譴責她。

《山間猶太新聞》刊登了一則標題——“自我憎恨的猶太女人撰寫親艾希曼書籍”。在法國，《新觀察家》發(fā)表了該書的節(jié)選，隨后在一個專欄中刊登了憤怒讀者的來信，標題是“漢娜·阿倫特：她是納粹嗎？”

與他人為伴

阿倫特對《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引發(fā)的軒然大波感到完全措手不及。在1963年寫給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的一封信中，她描述了一場“誹謗運動”，“一貫聲稱我所說的恰恰與我實際寫的相反。”

但她同時也說，如果早知道會發(fā)生什么，她也不會改變做法：“看到公眾輿論能被操縱到什么程度，以及有多少人（通常具有很高的知識水平）能被操縱，這是非常有啟發(fā)性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阿倫特多年來一直在書寫“對公眾的操縱”。但驅(qū)動她書寫關于國家權(quán)力和大眾宣傳代理人理論的，是她對是什么讓人們首先易于接受這種操縱的關注。她在作品中不斷回歸的一個問題涉及思考本身：思想和判斷如何與政治行動相連。

艾希曼就是一個例子。阿倫特指控他的不是愚蠢，而是“純粹的缺乏思考”。這體現(xiàn)在他固守"陳詞濫調(diào)、套話"以及納粹政權(quán)提供的謀殺性慣例上。

通過拒絕思考，艾希曼將自己與現(xiàn)實隔絕開來——“也就是說，隔絕于所有事件和事實憑借其存在而對我們思考注意力提出的要求。”

指責阿倫特淡化艾希曼的責任是荒謬的。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她的結(jié)論更加令人不寒而栗。思考是困難的，常常是可怕的；阿倫特暗示，那些“只是服從命令”的人歡迎一個不鼓勵思考的許可結(jié)構(gòu)。但他們感受到的任何解脫，都絕對無助于減輕他們的罪責。

阿倫特是一位多產(chǎn)的作家，她有時會用編號的類別和高深主題來組織她的書籍，這讓她看起來像一位系統(tǒng)的政治理論家。然而，正是她對政治崩潰的心理和道德維度的高度關注，使她的作品如此獨特且富有共鳴。

當下，在如此多的劇變中，人們普遍感到我們的困境并不完全能用雞蛋的價格來解釋。物質(zhì)問題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但或許許多美國人求助于阿倫特，恰恰是因為她所謂的“形而上的自由聯(lián)想”（正如一位對手輕蔑地描述的那樣），不同于那種更常見的、陳腐的、技術(shù)官僚式的評論——那種將政治描繪成一個利益競爭的機械性領域。

矛盾的是，這也使得她極不適合成為焦慮大眾一直希望她成為的那種偶像。對她而言，政治需要活躍的思想者進行集體審議，而非被動的消費者。

人們無法從阿倫特的作品中尋求慰藉。她提供的是陪伴——一位親身經(jīng)歷過20世紀恐怖，卻從未放棄她稱之為“愛這個世界”（amor mundi）的人的陪伴。

這種愛并非情感的舒適毯，那只會掩蓋現(xiàn)實。恰恰相反：巴德學院漢娜·阿倫特中心助理主任、一本關于阿倫特的著作的作者薩曼莎·羅斯·希爾則將“amor mundi”比作“理解世界本來的樣子，并與之和解”。

對世界的這種承諾需要他人。對阿倫特而言，孤獨是危險的；正是在孤立條件下，人的想象力才可能脫離現(xiàn)實，并“發(fā)展出自己的一套‘思考’路線”。她提供的不是指南，而是激勵——去參與一種既能實現(xiàn)我們的自由也有助于維持自由的活動。

“因此，我的建議非常簡單，”她曾寫道，“無非是思考我們正在做什么。”

作者：Jennifer Szalai

編譯：蠻蠻

來源：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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