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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當今全球輿論場，部分西方媒體與學界往往以自身的意識形態(tài)框架來審視和敘述中國外交。一個真實、鮮活、具有獨特發(fā)展模式并致力于和平發(fā)展的中國，常常在這些敘述中被簡化成與現(xiàn)實脫節(jié)的扁平形象。

IPP助理研究員徐偉鈞博士的英文獨著《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中譯名《民族主義抑或是認知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后冷戰(zhàn)時代中國在雙邊爭端中的外交政策選擇邏輯》）近日在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徐偉鈞博士希望，在國際輿論常伴噪音與偏見的當下，以一套貼近中國外交實踐的分析框架，向世界呈現(xiàn)一幅更加準確、立體的中國外交圖景。

在徐偉鈞看來，要理解這些關(guān)于中國外交的誤解，首先必須回到信息結(jié)構(gòu)與認知差異本身。在劍橋求學期間，他長期參與圍繞中國外交的討論，也在不斷的交流中逐漸意識到：許多學界人士對中國的誤讀往往源于信息獲取與理解路徑的不同——有人受限于對中文材料的有限接觸，有人缺乏對中國文化與政治運作方式的基本認識，還有人習慣沿用由西方經(jīng)驗塑造的線性分析路徑，來解釋中國外交背后的復雜考量。隨著跨文化對話的深入，他愈發(fā)清楚地看到一個現(xiàn)實：如果中國學者不主動把自身的制度背景與歷史脈絡講清楚，外界便難以突破既有的信息局限，也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

本期“IPP對話”，徐偉鈞博士將分享他的學術(shù)經(jīng)歷、研究框架與思考，并探討如何在國際輿論場中講述一個真實而全面的中國外交故事。

對話人

徐偉鈞 博士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助理研究員

郭海 博士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執(zhí)行院長、副研究員

郭海：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郭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副研究員。

今天坐在我身邊的這位是徐偉鈞博士。徐博士于2024年從劍橋大學東亞研究系畢業(yè)，后來加入了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之后，他在研究院的推動下出版了一本英文獨著，書名為《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今天我們就有請徐博士為我們介紹一下這本書的研究問題和核心觀點，以供大家參考。首先，請徐博士介紹一下您自己的學術(shù)經(jīng)歷，以及您寫作這本書的緣起。

徐偉鈞博士最新專著

徐偉鈞：大家好，我是徐偉鈞，現(xiàn)在在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員。

我的主要研究興趣是民族主義、中國外交以及東亞的國際關(guān)系。我的學術(shù)經(jīng)歷是從2013年開始在復旦大學就讀國際政治專業(yè)學士；2017年在復旦大學就讀國際關(guān)系專業(yè)碩士；2020年在劍橋大學就讀東亞研究專業(yè)博士。然后，2024年加入了IPP，現(xiàn)在從事外交政策相關(guān)的研究工作。

我這本書主要的研究問題是：在后冷戰(zhàn)時代，中國在雙邊外交爭端中的政策選擇究竟是由什么邏輯所驅(qū)動的？

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發(fā)現(xiàn)西方學界存在一個非常流行的觀點，即認為近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受到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驅(qū)動，并且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從我個人的體驗和觀察來看，西方學界的這一觀點其實是對中國外交的誤解。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就開始好奇：為什么西方學界會產(chǎn)生這種誤解？于是便有了這本書最初的一個想法。

在我于復旦大學讀碩士期間，我上了一門叫“中國外交研究”的課程，在那門課上我選擇了中日關(guān)系從“政冷經(jīng)熱”到“政冷經(jīng)涼”的變化作為研究對象。在研究過程中，我閱讀了許多西方學者的相關(guān)研究，然后就發(fā)現(xiàn)了剛才提到的這個問題——也就是他們產(chǎn)生的誤解。我就在想，為什么他們會產(chǎn)生這樣的誤解？是他們研究的基礎出了問題，還是說他們所使用的某些材料本身存在偏差？

2020年，我去劍橋攻讀博士學位之后，開始與西方學者有了一些更加直接的接觸。再結(jié)合我個人的研究經(jīng)驗，我就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有義務，或者說有責任，向西方學者講述中國故事，向他們展示中國外交真實的一面，去打破他們關(guān)于中國外交變得越來越非理性的這種誤解。

徐偉鈞博士在劍橋大學學院大廳內(nèi)留影，背景為伊麗莎白一世肖像。圖源：作者提供

于是，我便以這個選題為基礎，開始探討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用事實和數(shù)據(jù)去反駁西方學界關(guān)于中國外交政策受到非理性民族主義影響或驅(qū)動的這種錯誤觀點。

然后在反駁的基礎之上，我又進一步產(chǎn)生了一個想法：我不能只去反駁別人的觀點，然后不提出一種替代性的解釋。我就想，既然他們之前的這種流行觀點有問題，那么我們中國外交的實際上的邏輯到底是怎么樣運作的呢？我就開始去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就開始探討，到底是什么因素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決策。我采用了比較案例分析的方法，從具體案例當中逐一進行分析。我選取了 1992年到2022年期間中國與美國、日本和韓國之間的28個雙邊外交爭端作為案例，逐一探討中國在這些外交爭端中的外交政策選擇，以及影響當時這些外交政策選擇的因素。

在這些比較案例分析的基礎上，我提取出了一個綜合性的解釋框架，用以解讀和解釋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中國在雙邊外交爭端中的政策選擇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這就是我這本書的核心研究問題以及大致的研究脈絡。

郭海：那我想就這本書的一些問題向徐博士提問。

首先，可能跟這本書的核心觀點不一定是相關(guān)的，但是跟你的研究經(jīng)歷可能有相關(guān)。我看到您的書里致謝了您的導師John Nilsson Wright博士，你說他讓你意識到了很多，你本來“習以為常的觀點”，他并不一定認為是“習以為?！钡?。

我相信你作為一名中國的研究者，在海外進行中國外交方面的研究，肯定跟西方學者在很多觀點上有所碰撞。所以能不能具體講一講，比如說當時你在劍橋攻讀博士的時候，哪一些發(fā)生的觀點上的碰撞，是讓你印象比較深刻，有必要跟大家說一說的？

John Nilsson Wright，劍橋大學東亞研究系現(xiàn)代日本政治與東亞國際關(guān)系教授。

徐偉鈞：其實這種觀點上的碰撞還挺多的。這也正是我剛才提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西方學者或者西方公眾對中國的誤解。

在與他們打交道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他們?nèi)狈χ袊鴮嶋H情況的真實了解。對于中國外交感興趣的這群人，例如一些學者，他們更多出身于國際關(guān)系、政治學、經(jīng)濟學這些社會科學的學科背景；或者是單純對國際關(guān)系感興趣的普通民眾。這群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并沒有那么深入。

另外一派的學者——也就是出身于區(qū)域研究、區(qū)域國別學，或者中國研究、漢學的這一批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基本上都懂中文，甚至對中華文化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當然，我在劍橋東亞系時，系里確實有一批學者是出身于漢學背景的，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確實非常深入。但另外一批真正對中國外交感興趣的人，可能更多是來自政治系、國際關(guān)系系等學科背景，他們當中甚至很多人并不懂中文。

這樣的文化背景差異會導致他們對一些我們在中國習以為常的常識并不了解。比如在中國外交方面，他們連最基本的外交決策機制、外交思想等都沒有明確的認識。大部分人對中國外交的了解完全來自媒體報道或網(wǎng)絡新聞。這樣一來，他們的認知就很容易與實際情況產(chǎn)生偏差。大家也知道，西方社會當中確實還是存在很強的反華聲音，而且他們在西方輿論界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在這群人的影響之下，許多對中國外交感興趣的西方學者確實或多或少地產(chǎn)生了一定的誤解。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比如在南海地區(qū)舉行軍事演習時，西方學者或公眾對于美國主導的軍事演習，可能會認為這是在維護區(qū)域的和平穩(wěn)定；但面對中國主導的軍事演習時，他們往往會認為中國在試圖以武力改變現(xiàn)狀、威脅地區(qū)秩序。雖然從行為上看，中國和美國進行的舉動是相似的，但由于觀念上的差異，他們就會對中國的行為產(chǎn)生一定的誤解。

在現(xiàn)代社會，還存在一個叫“信息繭房”的問題。剛剛提到民族主義。我們并不是說中國不存在民族主義——中國社會中確實會出現(xiàn)一些民族主義的聲音，乃至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聲音，甚至是發(fā)生一些極端民族主義事件。但是在14億中國人當中，這種極端聲音歸根結(jié)底是少數(shù)或者極少數(shù)。然而，只要出現(xiàn)一起這樣的事件，它就會受到西方媒體、西方智庫的廣泛關(guān)注，甚至被上升為整個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把個案當成普遍現(xiàn)象，從而營造出一種信息繭房。

至于中國社會中絕大部分人的理性聲音，可能因為意識形態(tài)偏見，或者因為缺乏新聞和傳播價值等原因，他們就不會進行廣泛報道。于是，那些僅通過這種“二手材料”來了解中國的西方學者和公眾，就會因此對中國產(chǎn)生一些偏見和誤解，這也是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

郭海：我覺得徐博士這本書有一個亮點，就是他對中國外交形成的一些原因和機制提出了自己的一個理論框架。這個框架非常有意思。我的問題是，這樣一個框架是否也適用于別的國家？它有沒有超越中國、放到其他國家情境中也具有的普遍性？

徐偉鈞：這個框架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沒有那么的普遍，因為這個框架不是從理論層面推導出來的。

徐偉鈞博士在書中構(gòu)建了一個關(guān)于中國在雙邊爭端中外交政策選擇的分析框架。該分析框架包括三個自變量和一個因變量。 因變量是中國政府在雙邊國際爭端中所采取外交政策的強硬程度。自變量則包括：中國政府對該特定雙邊關(guān)系重要性的認知、對爭端所涉各項利益優(yōu)先級的認知，以及對爭端嚴重程度的認知。

像我剛剛提到的，我這個框架其實是在案例分析的基礎之上總結(jié)出來的。這個框架暫時只適用于1992–2022年這個時間范圍，也就是以后冷戰(zhàn)時代作為上限。因為在冷戰(zhàn)時期，中國甚至包括其他國家的外交決策邏輯其實都不太一樣。

尤其對中國而言，在冷戰(zhàn)時期甚至更早的時期，外交決策機制也有很大不同。這個框架如果從時間上來說，暫時還是能夠用于解釋當代中國外交的情況，但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由于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畢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異，包括外交思想的不同，中國外交的核心思想還是要回到三大來源——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西方的國際關(guān)系思想。在這三大來源的綜合影響之下，才形成了當代中國外交的基本思想。

另外，中國外交的基本決策機制與西方國家以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存在一些差異。因此，如果要將我的這個框架應用到其他國家，就需要根據(jù)具體國家的外交決策機制和外交核心思想進行相應調(diào)整。

郭海：我想接著和剛才徐博士提到他的分析框架的這一點接下來問一下，就是說您的這個分析框架，主要是2022年之前的事件進行分析。那2022年之后，中國外交事務上的一些行為，您這個分析框架是否也可以得到應用呢？

徐偉鈞：暫時來說，這個分析框架還是能夠適用的。但是，中國外交的基本思路、模式也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所以，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這個分析框架也可能需要做出一定的調(diào)整。

因為我們現(xiàn)在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之下。在這個時代，中國外交也面臨著一些“變”與“不變”。不變的，是中國外交仍然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外交仍然以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為核心目標。那“變”的呢，包括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發(fā)生了一定變化，中國在海外的利益訴求也發(fā)生變化，國際形勢——尤其是隨著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tǒng)之后的一些政策調(diào)整——也出現(xiàn)了許多重大變化。

隨著這一系列變化的發(fā)生，中國外交所面臨的形勢也會發(fā)生一定變化，那么我們的外交考量也會隨之做出調(diào)整。至于現(xiàn)在甚至未來應該用什么樣的理論框架去解讀中國外交，這也是我目前正在推進的一個重要課題，這里就先按下不表。

郭海：那么，在國際關(guān)系學領域，您覺得為了消除外界對中國外交的一些誤解，有哪些重點工作是我們作為研究者應該推進的呢？

徐偉鈞：我個人覺得，我們要消除外界對中國的誤解，最主要的還是需要去講述中國故事。

西方學界和西方公眾對中國的很多誤解，其實是源于他們對中國真實情況的不了解。那么只要讓他們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還是有一定希望能夠消除他們的誤解的。當然，西方社會當中確實存在一些堅定的反華分子，他們的觀念我們是很難改變的。但是從我與西方學者和一些西方公眾打交道的經(jīng)歷來看，他們當中也有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大部分人，他們的觀念是可以被改變的。

就像我在劍橋接觸到的很多學者，他們可能一開始對中國存在一些誤解，但是隨著我向他們提供一些客觀的數(shù)據(jù)、客觀的事實，告訴他們中國外交的真實情況，通過學術(shù)的邏輯講述真實的中國外交故事，他們還是能夠理解我究竟在講些什么。

在這個基礎之上，他們對中國外交政策的理解其實也會有明顯提升。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覺得我們要消除西方的一些誤解，講述中國故事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得真正走出去講述中國故事。

至少我在劍橋的四年當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現(xiàn)象，就是在很多討論中國外交的場合，包括學術(shù)研討會、智庫研討會之類的場合，大部分是沒有真正的中國學者出席的。我參加的這些學術(shù)活動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這樣一種情況：基本上是西方學者在“自娛自樂”——他們自己在陳述著自己原本就存在的偏見，而沒有中國學者來發(fā)出中國的聲音。

劍橋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院內(nèi)的景觀。圖源：作者提供

另外，我們在出去講述中國故事的過程中，作為研究者、學者，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需要講述一個真實客觀的中國故事。只要我們講出真實客觀的情況，大部分理性的西方學者和西方公眾還是能夠理解我們在說什么的。

但如果我們單純復述中國官方的觀點，而不進行深入的討論和解釋的話，那西方學者也會對我們的發(fā)言感到“沒有價值”。其實，我們只要真正講述中國故事、中國外交故事，把客觀的事實講出來，比如為什么中國會采取某種外交政策，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只要把這些客觀事實講清楚，我覺得對于西方學界真正了解中國的外交意圖，甚至減少誤判、促進中國外交的推進，其實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例如，俄烏沖突開始之后，有一位中國學者曾受邀到劍橋做講座，講述中國在俄烏沖突中的態(tài)度。到場的其他學者和學生，其實對中國為什么會采取某種立場，以及中國對某些特定事情的立場非常感興趣，他們提出了很多問題。但這位受邀的中國學者，講座內(nèi)容基本上就是重復中國外交部官方發(fā)布的信息：如果遇到的問題是外交部已經(jīng)公開發(fā)布過態(tài)度的，他就照搬官方回復；如果是中國官方?jīng)]有公開回應的問題，他就直接顧左右而言他。講座結(jié)束后，從我和那些西方學者的交流來看，他們覺得非常不滿意，認為聽這次講座沒有任何收獲。所以，我覺得這種純粹復述官方立場的方式，對于研究者來說還是不太合適的。

徐偉鈞&郭海對談完整視頻

郭海：今天徐博士給我們講述了他這本新書——《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的核心觀點，以及他的一些求學經(jīng)歷，還有他個人對中國外交事務的觀點，以及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我相信大家也會對他的這本新書感興趣的。非常感謝徐博士。

徐偉鈞：感謝郭老師，謝謝大家。

IPP最新力作

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

CGTN（中國環(huán)球電視網(wǎng)）官網(wǎng)近日刊登了由徐偉鈞博士撰寫的評論文章：

CGTN｜徐偉鈞：高市早苗內(nèi)閣為何仍能維持較高支持率？

CGTN｜徐偉鈞：日本在與那國島部署導彈，有何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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