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唯西式思維”的人并不沒有掌握真正的話語權(quán)、權(quán)力，他們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尋找“空幻的偶像”，例如李鴻章、例如恭親王奕?。

從地位上說，恭親王曾做過清朝的“執(zhí)政者之一”，其權(quán)勢最小的時候也是軍機處掛名首席。可以說，中央層面他是“洋務(wù)派”的帶頭大哥。但可惜，“中法戰(zhàn)爭”時期，恭親王就被慈禧斗敗。

李鴻章屬于“疆臣第一人”。太平天國運動對中國近代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方面，讓漢精英控制了地方，自此清廷只能控制中央；一方面，又促進了洋務(wù)運動的形成。洋務(wù)運動首先是軍事上的洋務(wù)學習，而軍事就是為了平滅太平天國運動。

從這個意義上說，恭親王奕?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權(quán)力非常大，慈禧逐漸掌握政權(quán)也是有歷史脈絡(luò)的，首先就是先要打敗奕?，然后制衡東宮。

• 李鴻章和奕?，左宗棠和慈禧

在政治理想上，李鴻章和奕?高度接近。如果奕?真的成為清廷的代表，那么，在二人的精誠合作下，清朝是否會實現(xiàn)一個高度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呢。然而，很難出現(xiàn)，因為“扶滿抑漢”是必然的主流，李鴻章只是主流下的特別。

當奕?、慈安、慈禧通過政變獲取權(quán)力的時候，滿貴族已經(jīng)有了強大的“儒家化”基因。愛新覺羅家族對于慈禧的“野心”是有較大防備的。奕?是“男為上”儒家思維的愛新覺羅家族的代表，他又是西方列強比較喜歡的“會變通”人物，再加上“正牌國母”慈安的支持。在“兩宮一王”初期，奕?的權(quán)力遠遠高于慈禧。

慈禧是母憑子貴，從“妾”的地位上升到“后”。但這種升遷，在儒家化權(quán)貴看來沒有慈安的“正規(guī)皇后”更有合法性。慈安雖然“溫柔、低調(diào)”，但一直是慈禧頭上的一柄劍。

慈禧需要一場“為了祖宗榮耀而戰(zhàn)”的機會，一場“為了清朝榮譽而戰(zhàn)”的機會，來顯示她比任何愛新覺羅家族中的男性更有資格“做主”。因此，在陜甘問題、收復新疆問題上，持之以恒地堅持支持左宗棠。

在收復新疆這一問題上，奕?的態(tài)度非常曖昧，至少原則上支持了李鴻章等大部分督撫?？礈蕶C會的慈禧，在文祥的支持下決定擴大討論范圍，向陜甘總督左宗棠征詢意見，希望讓晚清的另一重臣制衡放棄收復新疆的調(diào)子兒。

征詢？還用征詢嗎？左宗棠的能力和意志力任何人都清楚，征詢你的意見，其實就是讓你率領(lǐng)支持收復新疆的其他督撫反對李鴻章一派。

• 奕?被慈禧打壓后，慈禧為了自身利益轉(zhuǎn)而和李鴻章合作

因為同治皇帝蓋圓明園（1874年3月，正是第一次海防塞防之爭的時候），慈禧利用同治的手把恭親王權(quán)威給打了，但是慈禧因為同治親政，其實已經(jīng)失去正統(tǒng)權(quán)力。這也是慈禧和慈安聽到同治罷了恭親王世襲罔替等待遇后，跑到面前哭諫阻止的原因。愛新覺羅家族的“代表”不能被輕易打倒，否則，慈安走上前臺將讓慈禧更加難辦。

恭親王早在1870年代就與李鴻章合作了，慈禧則是1880年代。為什么？就在于奕？和李鴻章之間的戰(zhàn)略相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為了自己的成功，可以拋棄一切。

中法戰(zhàn)爭初期，恭親王作為首席軍機大臣表現(xiàn)得很糟糕，被慈禧輕易擊垮。李鴻章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為了自己的報復更好施展，他也樂于與慈禧合作。

• 奕?和李鴻章

恭親王奕?和李鴻章一樣，都是一貫的對外妥協(xié)派。在他們眼里，晚清最佳道路就是向西方侵略者妥協(xié)，用以換取和西方的合作，實現(xiàn)國家的強大。雖然不能因為李鴻章簽署條約就認定其為漢奸、賣國賊，因為作為一個地方官員的他，沒有資格決定簽不簽協(xié)議。但也不能他可以影響有權(quán)力決定是否簽署的人。

“中法戰(zhàn)爭”前的許多不平等條約的決定者、簽署者是恭親王。“中法戰(zhàn)爭”后，登多德則是李鴻章。因此，在大政方針上，即使恭親王斗敗了慈禧，中國的歷史更加危險。因為，他比慈禧的合法性更強，作為愛新覺羅家族的帶頭人他擁有統(tǒng)領(lǐng)滿貴族的實力；慈禧則因為滿貴族對愛新覺羅的忠誠，有很多人是反對慈禧的，這也是慈禧也是較為支持漢精英的原因之一。

奕?如果當政，宗族勢力將會更強大。漢精英將被徹底打壓，要知道滿貴族在掌握權(quán)力上的沖動非常強大。

清末的“皇族內(nèi)閣”大家都清楚，在清朝即將滅亡的時期，滿貴族仍然沒有認清形勢。這就是如果奕?當政，作為滿貴族的代表、作為愛新覺羅的代表，他會如何對待漢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