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一部沒有特效，沒有技巧，沒有曲折情節(jié)的電影《燭光里的微笑》，讓無數(shù)人為之哭濕了手絹。這部描寫教師生活的電影，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令誰都想不到的是，這部電影的導演吳天忍，在11歲之前居然還識字，甚至不會講漢語。

關于這部電影的幕后故事，今天白羽就跟大家聊一聊。

《燭光里的微笑》導演吳天忍，1939年出生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一個極為偏僻的苗族山寨里。

古代的史書將這里稱之為“苗蠻”，現(xiàn)代的人將其稱之為“中國的盲腸”。在吳天忍的兒時的記憶中，這里幾乎天天鬧匪，《烏龍山剃匪記》寫的就是那地方。

導演吳天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們祖祖輩輩都是把“一”字當扁擔的。我十一歲前不識字，甚至不會講漢語”。

直到1951年，已經(jīng)11歲的他才被老師帶進教室。所謂教室，只是一間廢棄的破倉庫，老師也僅有初中文化的半農(nóng)民。

在吳天忍的記憶里，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凡是教過他的老師，都幫他過學費、書費，每年他都會享受“甲等助學金”。

他的第一雙鞋，第一件棉襖，都是老師送給他的。最令這位大導演終身難忘的是：他把新鞋、新棉襖捆好，赤腳冒雨走了幾十里的山路，半夜回到家，把父母親人叫醒。

爹娘摸著新鞋新衣，虔誠地向東祈禱，祝福老師。并一再叮囑他，要展勁讀書，莫辜負好老師。

鄉(xiāng)下孩子，皮的可以。

有一次，都到了上課時間，幾個小伙伴還在山坡上掏鳥窩。老師氣喘吁吁地把他抓回辦公室，吳天忍已經(jīng)做好了挨訓的準備。沒想到，老師眼里閃著淚光，對他說：“丫兒呀，莫要皮嘍，不好好讀書，我們苗家人永遠不會有出息的啊”。

吳天忍當時并不理解這句的意思，但是他知道自己傷了老師的心。自此以后，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績從初中畢業(yè)。

在當?shù)?，這已經(jīng)算是“大有學問”，家里已經(jīng)不打算讓他繼續(xù)讀書了。

畢竟，家里多一個勞動力比什么都有用。

但是，校長卻三番五次跑到家里做思想工作，讓吳天忍繼續(xù)讀高中，隨后他就被保送至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附中讀書。

1959年，吳天忍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

對于吳天忍來說，在知識改變命運這條路上，每一步都有老師為他墊下的石頭。

苦難的生活，是人生最好的劇本。有了這樣的生活經(jīng)歷，他決定拍一部關于教師電影的打算。

1990年，已經(jīng)拍過6部作品的吳天忍偶遇了一個心儀的劇本《天國之門》。這個電影劇本寫的是形形色色的人們在一間醫(yī)院太平間門口所表現(xiàn)出來的眾生態(tài)。

然而，故事龐雜，頭緒繁多，以至于這個本子無人問津。

吳天忍卻被里面的一部分情節(jié)吸引了：關于一位女教師病死后，一群孩子來探望她的遺容。

那一刻，導演童年記憶中的情感和老師的形象，驟然重疊。

他當即就跟原作者聯(lián)系，并提議就以這段情節(jié)擴展為一部純碎反映教師生活的影片。

巧合的是，編劇陸壽鈞家中四代都是教師，他的妻子也是現(xiàn)任的教師，劇本中的許多事件、細節(jié)，都是取自編劇的生活經(jīng)歷。

吳天忍在《燭光里的微笑雜憶》一文中寫到：

分鏡頭時，我?guī)状瓮豆P伏案，哭哭笑笑，處于一種“欲辯已忘言”的境界。這種情狀，是我從事創(chuàng)作以來少有的。我就記下我感受到、聽到、看到的情景，這就成了未來影片的藍圖，語言、技巧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經(jīng)過長達幾個月的打磨之后，電影劇本終于確定下來。

然而，市場是冷酷的。按照以往的經(jīng)驗，這類電影肯定要賠錢。

為了圓自己的最初夢想，吳天忍向領導立下“軍令狀”，如果拍砸了，以后再也不當導演了。電影廠的領導也當即拍板，只要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即便賠錢也要完成拍攝。

劇本通過之后，吳天忍就打算請長影的宋曉英出演王雙玲老師這個角色。兩人之前沒有合作，但是宋曉英在電影《十六號病房》中的扮演的劉春樺，為導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覺得她的形象、氣質(zhì)跟他心目中的王雙玲完全契合。

雙方見面后，導演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因為電影預算有限，本來就有虧本的風險。宋曉英卻表示：自己不是沖著錢來的，要認認真真搞點藝術(shù)，唯一的要求就是給自己一點時間，她要到老師們中間去走走、談談。

她轉(zhuǎn)身就進入了校園，體驗、觀察，把自己沉入角色的生活。宋曉英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贏得了導演的敬佩，也增加了雙方合作的默契。

導演吳天忍告訴記者：“拍完老師帶著李小朋到監(jiān)獄探望母親那場戲之后，宋曉英對我說，她瘦了好幾斤”。

正是這種執(zhí)著的追求，才使得王雙玲這個人物不落斧鑿，一脈貫通。

比主演更難選的就是小演員。老師王雙鈴及成人們的種種行為、及其種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現(xiàn)象，要在孩子們的視野中得到反襯、得到評價。

所以在物色兒童演員時導演的把關非常嚴格。他們先后去電視臺、小銀星藝術(shù)團和少年宮，看了好多經(jīng)過表演訓練的孩子，結(jié)果是都不理想。

這些孩子長得很漂亮，濃眉大眼，白白胖胖，有靈氣、有藝術(shù)天才。在看過幾批小演員之后，導演決定：堅決摒棄生活美滿，高層家庭出身的孩子。

他要找的，是那些帶著生活粗糙質(zhì)感，眼神里有故事的“工農(nóng)子弟”。

這些孩子大都是工人家庭或者“農(nóng)轉(zhuǎn)非”家庭，他們有著獨特的氣質(zhì)與個性，這些是那些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孩子所不具備的。

最終，電影的拍攝地點，選在了上海市長寧區(qū)二小，實景群眾演員大多也都是本校的學生。

據(jù)導演回憶：這些小演員都很聰明，他們接受能力、理解能力、表演能力超過了我們的預計，樸實、真誠、自然，好多場戲撞出了火花。

在原劇本中，李小鵬的父母是靠賣黃色錄像帶和賭博而發(fā)家的，他們的生活哲學是“有錢能使鬼推磨”。電影中就出現(xiàn)了李小鵬花5毛錢，讓同學“四眼”幫他寫作業(yè)的情節(jié)。

家庭生活環(huán)境和社會生活的某些消極現(xiàn)象，在孩子世界中得到了具體的形象反映，增加了王雙鈴老師使命的嚴峻性。

四(二）班這個亂班的“亂”有了深層內(nèi)涵。而且，這個細節(jié)前后的不同境遇也反映了李小朋的命運跌宕，為展示這個聰明又有個性的孩子增強了可信性。

后來，李小朋住到王雙鈴老師家后，幾次出現(xiàn)他記錄在老師家所吃的東西的記事本也提供了性格依據(jù)。

這是很有心計的孩子，而且這個細節(jié)也成了他與老師、與大劉心理距離、感情變化的承載體，最后在醫(yī)院病床前，大劉愧疚地撕掉記錄本。王雙鈴捧著他的臉，深情地呢喃：“傻小朋??！你怎么會這樣想？只要你有出息，就是對老師最好的報答！”

小朋默默地低下頭。這兩個細節(jié)使李小朋的人物形象立體了，使他與老師間的“師生情”向著更近一層的“母子情”邁進。

最讓導演感動的是：在拍攝追悼會那場戲時，恰逢高溫天氣，當時教室沒有空調(diào)，沒有電扇，為了達到莊嚴肅穆的意境，導演只好讓工作人員并把門窗緊閉。

在宋曉英的默契配合和富于感染力的引導下，孩子們的情緒很容易就把“戲”帶出來。

在二十多平方米的教室燭光點點、煙霧繚繞，哀樂聲中，同學們動了真情，個個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事實證明：孩子們的世界是真誠的，是最容易激發(fā)觀眾的共鳴的。只要把握正確，是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相比籌備期間的磕磕絆絆，拍攝期間反而格外順利。從8月4日開機，到10月13日殺青。僅用了兩個多月，這部電影就拍攝完成。

電影上映之后，從上海到東北遼寧到武漢的首映式，導演吳天忍接觸了成千上萬的觀眾，所到之處。往往是“未曾開口，淚已先流”。尤其是廣大教師總是圍著我們，拉著宋曉英的手，含淚傾訴他們心中長期來的積郁和殷切的期望。

那是一部電影和一個時代，產(chǎn)生的心靈共鳴。

如今，世界早已天翻地覆。

當年的“棚戶區(qū)野小子”，現(xiàn)在很多都成了“滬爺”“滬上阿姨”反而是教師這個光鮮靚麗的職業(yè)，面臨著困境。

AI正在以更加廣闊的知識面，更加迅捷的反應速度，沉浸程度更深的先進技術(shù)，承擔著“授業(yè)”與“解惑”。

那么，教師這個職業(yè)為什么不能被取代？

答案很可能就藏著這部《燭光里的媽媽》中，教師的核心使命，塑造血色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追求生活，如何安頓自我。

這才是學生人格的喚醒，是情感與智慧的共生。

這是一種慢火細煨的過程，需要老師用情感的教誨，溫度的感知，耐心的收獲，以及適時的牽引，這都是冰冷的算法和縝密邏輯，無法取代的人類行為。

搖曳的燭光，便是教育的溫度，是任何精密算法都無法編程的，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