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得從1953年冬天說起。

那年頭的東北，呵氣成冰，雪能埋到小腿肚子。

可比這天兒還冷的，是當時席卷全國的“三反”運動。

就在這風(fēng)口浪尖上，沈陽軍區(qū)陸軍醫(yī)院出了件大事。

醫(yī)院里管錢的財務(wù)股長，一個叫毛萬才的人，讓人給帶走了。

罪名一亮出來，所有人都傻眼了：貪污。

消息跟長了腿似的，一下就在醫(yī)院里炸開了鍋。

你說誰貪污，大伙兒可能都信，唯獨這個毛萬才，不像。

這人在大伙兒眼里，那叫一個“摳”，摳到家了。

辦公室里掉個針，他都得撿起來；公家的一張紙，他能正反面寫滿了再用。

一家老小五六口人，全擠在一個小小的宿舍里，他老婆龐淑誼身上穿的衣服都打了好幾塊補丁。

就這么個人，你說他貪污？

他能貪個啥？

可舉報信寫得有鼻子有眼，證據(jù)也擺在那兒，由不得人不信。

說這個毛股長，最近突然“抖”起來了。

身上穿的是嶄新的黑皮衣，腳上蹬著锃亮的皮鞋，最扎眼的，是他手腕子上那塊亮閃閃的瑞士手表。

乖乖，在那個年代，一塊瑞士表意味著什么？

那不叫奢侈品，那叫天文數(shù)字。

一個連職干部，工資就那么點兒，養(yǎng)活一大家子都緊巴巴的，哪來的錢置辦這一身行頭？

在“反貪污、反浪費”的節(jié)骨眼上，這些解釋不清來源的東西，就是催命符。

公安那邊動作也快，立馬就把案子給立了。

辦案的同志也是一頭霧水，連著熬了好幾個大夜，把他經(jīng)手過的所有賬本翻了個底朝天，一個數(shù)字一個數(shù)字地對。

結(jié)果出來，更讓人摸不著頭腦了：賬本干干凈凈，一分一厘都對得上，別說貪污了，簡直就是財務(wù)工作的標兵。

這下案子卡住了，賬上沒窟窿，那他這一身“裝備”是打哪兒來的？

總不能是大風(fēng)刮來的吧。

審訊室里，燈光慘白，照得人臉上一絲血色都沒有。

辦案人員輪番上陣，問題就一個：“毛萬才，老實交代！

皮衣、皮鞋、手表，從哪兒弄來的？”

毛萬才坐在椅子上，嘴唇緊緊抿著，就是不吭聲。

問急了，就含含糊糊地擠出幾個字：“親戚…

親戚送的?！?/p>

“哪個親戚？

這么大的手筆？

叫什么名字？

在哪兒工作？”

他又把嘴閉上了，眉頭擰成個疙瘩。

他心里正打仗呢，比上戰(zhàn)場還緊張。

說出真相？

那意味著他藏了十四年的秘密就得曝光。

他叫毛萬才，可他又不完全是毛萬才。

這個秘密一旦捅出去，他這輩子別想再過安生日子了。

不說？

那“貪污犯”的帽子就得結(jié)結(jié)實實扣在腦袋上，搞不好下半輩子就得在牢里過了。

這事兒，得從十六年前，從湖南那個叫韶山?jīng)_的地方說起。

時間倒回1937年。

湖南韶山，一個叫毛澤青的21歲后生，和他堂侄毛遠耀一塊兒，辭別了家鄉(xiāng)的黃土地，一門心思要去延安。

這毛澤青是誰？

他是毛澤東的堂弟，論輩分，毛澤東是他三哥，比他大整整23歲。

那個年月，毛澤東這個名字，在韶山?jīng)_就是個神話，是所有窮苦人家的盼頭。

毛澤青從小就是聽著三哥的故事長大的，心里那顆鬧革命的種子早就發(fā)了芽。

千辛萬苦到了延安，他可沒想過要仗著這層關(guān)系找誰去要個照顧。

他就跟所有奔著光明來的熱血青年一樣，老老實實從頭干起。

先是在中央印刷廠當工人，后來進了抗日軍政大學(xué)念書。

沒過多久，他跟著二哥毛澤民去了新疆，在迪化的財經(jīng)學(xué)校里，他跟算盤和賬本對上了眼，一下子就迷進去了。

這人有股子犟勁，白天在學(xué)校學(xué)，晚上回宿舍自己啃書本，很快就成了一把理財?shù)暮檬帧?/p>

可安穩(wěn)日子沒過幾天，1939年，他的人生拐了一個大彎。

那時候，日本人對陜甘寧邊區(qū)搞經(jīng)濟封鎖，邊區(qū)里頭啥都缺，鹽、布、藥品，這些都是要命的東西。

為了打破封鎖線，組織上決定派一批腦子活、絕對靠得住的同志，潛到西安這些國民黨控制的地盤去，扮成商人，偷偷采購物資運回邊區(qū)。

這活兒，說白了就是提著腦袋在刀尖上跳舞，隨時都可能出事。

因為毛澤青懂財務(wù)，為人又踏實忠誠，組織上就看中了他。

出發(fā)前，領(lǐng)導(dǎo)找他談話，話說得很嚴肅：“澤青同志，這次任務(wù)非常危險，為了你的安全，也為了保密，你不能再用現(xiàn)在的名字了。

你得換個名字，換個身份?！?/p>

就是從那天起，世上再沒有毛澤青，多了一個叫“毛萬才”的生意人。

這個名字，不光是個代號，更是他跟過去那個顯赫的姓氏做的一次切割。

他把“毛澤青”這個身份，連同那份親緣關(guān)系，一起鎖進了心底最深處。

從此，他叫毛萬才，一個在敵占區(qū)和國統(tǒng)區(qū)之間倒騰貨物的商人，用手里的算盤珠子，為前線的戰(zhàn)士們撥動著生命線。

一晃十多年過去，新中國都成立了。

毛萬才這個名字，他自己都快叫習(xí)慣了。

他還在部隊里干他的老本行，管財務(wù)，從來沒跟任何人提起過，自己跟中南海里那位領(lǐng)袖有啥關(guān)系。

直到1950年，他通過毛岸英，才算是跟三哥毛澤東重新接上了頭。

那年他去北京，兄弟倆見了一面，可他回來后，嘴還是跟上了鎖一樣，啥也沒說。

1951年，他被調(diào)到東北軍區(qū)，在陸軍醫(yī)院當財務(wù)股長，就把老婆孩子都接到了沈陽。

他一個連職干部，工資就那么幾十塊錢，要養(yǎng)活一大家子人，日子過得那叫一個緊。

老婆龐淑誼身體不好，幾個孩子又正是長身體的時候，花銷大，家里的錢總是掰成八瓣花都不夠。

遠在北京的毛澤東，是從家信里知道堂弟這個情況的。

兄弟情分在那兒擺著，他心里惦記。

于是，就從自己的稿費里，拿出了300萬塊錢（舊幣，折合新幣是300元），又把自己穿過的一件舊皮衣、一雙皮鞋，還有一塊自己不怎么戴的瑞士表，找出來，一股腦兒地打了個包裹，寄去了東北。

這個從中南海寄來的包裹，對毛萬才一家來說，那真是救了急。

他拿著那筆錢，給老婆孩子扯了布做了新棉衣，添了點過冬的煤，家里總算暖和了點。

三哥寄來的皮衣皮鞋，他就自己穿上了，那塊表，也戴在了手腕上。

他哪里想得到，就是這份沉甸甸的兄弟情，兩年后，會把他直接送進審訊室。

當“三反”運動的火燒起來，群眾的眼睛都是擦得锃亮的。

一個平時摳摳搜搜的股長，突然之間穿金戴銀似的，能不讓人犯嘀咕嗎？

于是，一封匿名的舉報信，就悄悄地放在了醫(yī)院領(lǐng)導(dǎo)的桌子上。

審訊室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氣氛越來越僵。

辦案人員的火氣也上來了，他們想不通，這人賬做得那么漂亮，腦子肯定不笨，怎么就在個人財產(chǎn)這個問題上，跟個悶葫蘆似的，撬都撬不開。

“毛萬才！

我們再給你最后一次機會！

你的那個‘親戚’到底是誰？

不說清楚，性質(zhì)就變了！”

毛萬才終于抬起了頭，熬得通紅的眼睛里全是血絲。

他知道，不能再扛下去了。

為了革命，他可以把自己的真名實姓埋起來十幾年；如今為了自己的清白，他必須把那個名字說出來。

他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聲音又干又啞，但每個字都清清楚楚：“我的原名，叫毛澤青…

那些東西，是我三哥…

毛澤東寄給我的?！?/p>

話音一落，整個審訊室里靜得能聽見心跳聲。

幾個辦案人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臉上的表情，就跟聽天書一樣。

毛澤東的堂弟？

在他們這兒當個小股長？

還因為一身舊衣服一塊舊手表被當成貪污犯審？

為了證明自己沒說謊，毛萬才讓人回他家，把他珍藏著的一個小木盒子取來。

盒子里，有毛澤東寄包裹時附的匯款單、包裹單，最關(guān)鍵的，還有一封毛澤東寫給他的親筆信。

當那獨一無二、氣勢磅礴的“毛體”字跡展現(xiàn)在眾人面前時，所有的懷疑、質(zhì)問、猜測，瞬間都化成了煙。

一切都對上了。

這哪是什么驚天貪污大案，這分明是一場因親情饋贈而鬧出的天大誤會。

風(fēng)波過去，毛萬才官復(fù)原職。

他的真實身份，也就在很小的范圍里傳開了。

可醫(yī)院的同事們待他還跟以前一樣，因為大伙兒看明白了，這人就是個實實在在的革命干部，跟他三哥是誰沒關(guān)系。

毛萬才自己，更是把這段經(jīng)歷壓在了心底。

他比以前更低調(diào)，對自己要求更嚴。

1954年，國家號召軍隊干部轉(zhuǎn)業(yè)支援地方建設(shè)，他第一個報了名，主動脫下軍裝，去了遼寧阜新的一家火電公司，當了個普通的科員。

后來又調(diào)到撫順市政公司的預(yù)制廠當黨支部書記，一直干到退休。

在廠里，他跟工人們一塊兒吃住，成天灰頭土臉地在車間里轉(zhuǎn)。

1958年，毛澤東到撫順視察，點名想見見他這個堂弟。

可不巧，毛萬才當時因為心臟病正住院呢。

他聽說主席要來，硬是讓妻子去給帶話，說自己“到外地出差了”，愣是沒見這一面。

1981年，毛澤青，也就是毛萬才，在撫順病逝。

他拉著老伴龐淑誼的手，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我死了以后，不要給組織和國家添任何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