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候各個朝代，自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其中很多都被“隱藏”了，所以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并不代表全部。

而考古的作用就是發(fā)現(xiàn)真實的歷史！20世紀初，英國學者古爾登在印度阿薩姆邦焦爾哈德縣，一位阿洪傣人王室后裔的家中，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件銅牌。

這就是后來震動學界的“底馬撒宣慰司信符”。

永樂五年“信符”資料照片

它高約23.5厘米，重870克，材質(zhì)是銅質(zhì)鎏金。正面刻著“信符”兩個大字，左上角有一行小字“永樂五年月日造”，也就是公元1407年。

背面篆書的“皇帝圣旨”四個字，下面左右分別刻著“合當差發(fā)”和“不信者斬”，很霸氣！

意思是“必須履行差役賦稅的義務，違抗者當斬”。

至于右側(cè)下端：“底馬撒宣慰司”六個小字，你是不是第一次聽說？很多人都已經(jīng)不知道它的歷史了。

還好，這個英國人留下了拓片和資料，實物其實已經(jīng)深藏在英國某個地方，至今仍不得見。

網(wǎng)傳照片（應該是復制品）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文物，它是明朝頒發(fā)給邊疆土司的“身份證”和“任命書”。

按古代慣例，這種陰文符牌（帶編號）交給土司保管，對應的陽文符牌及批文、底簿，則存放在內(nèi)府或云南布政司，用來核驗真?zhèn)巍?/p>

側(cè)面還有“文、行、忠、信”四字的半部分及騎縫編號，帶有防偽工藝。

其實就和古代的“兵符”一樣，二者合一才能驗明真?zhèn)巍?/p>

它的發(fā)現(xiàn)，直接證明了今天的印度阿薩姆地區(qū)，在明朝永樂年間曾是中國領(lǐng)土的一部分。

地圖參考

故事要從永樂三年（1405年）說起，就在鄭和艦隊揚帆遠航的同一時間，明成祖朱棣派出了另一位使臣：給事中周讓，他的任務是向著西南方向的陸路，前往“徼外”之地。

包括孟養(yǎng)（今緬甸克欽）、大古喇（今緬甸勃固），以及一個叫“底馬撒”（今印度阿薩姆）的地方。意圖很明確：將大明的聲威，像陽光一樣普照到更遠的山川。

意外的是，這次宣撫沒有受到什么阻攔，大獲成功。

第二年底馬撒的統(tǒng)治者臘罔帕便“主動宣布歸附”，成了大明國土的一部分。

朱棣畫像

朱棣龍顏大悅，立刻做出安排：任命臘罔帕為宣慰使，將其納入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的管轄之下。并在一年后，鑄造了那枚信符。

日后，底馬撒的使臣若前來朝貢或公干，必須出具這塊陰文符牌，與朝廷保管的陽文符牌嚴絲合縫地“勘合”上，就能證明真實性了。

明朝自己的《明實錄》里，也佐證了這段歷史：在永樂六年（1408年），宣慰使臘罔帕就迫不及待的趕過來，帶著大量馬匹和特產(chǎn)。

而明朝則回贈茶葉，完成了一次標準的“藩屬朝貢”儀式。

康熙非常注重《明史》的編纂

可惜隨著朱棣的去世，后面的明宣宗采取“收縮策略”，明朝的控制力逐漸減弱，底馬撒又重新成為獨立王國，這段歷史也就慢慢被人忘了。

后來緬甸學者陳儒性，從英國人手上得到一部分資料，經(jīng)過大量考證才認定這段歷史的真實性。

有趣的是，這段發(fā)現(xiàn)竟意外糾正了清朝編纂《明史》的一個大錯誤！

書里聲稱底馬撒位于大古喇（緬甸勃固）東南，這直接導致后世許多學者，包括譚其驤先生在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時，都把底馬撒標在緬甸境內(nèi)。

要知道《明史》從康熙一直修到乾隆時期，定稿就花了68年，說要成為后世的“信史典范”！到底是疏于考證還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大唐天竺使出銘》

而信符指向的深層歷史，可能比明朝更早！1990年，在西藏日喀則吉隆縣一處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口，考古發(fā)現(xiàn)了一塊摩崖石刻，被稱為《大唐天竺使出銘》。

刻于唐顯慶三年（公元658年），直接證明了唐代著名使節(jié)王玄策，率領(lǐng)使團出使天竺（印度），途經(jīng)此地勒石記功的史實。

可惜的是大量史料在后續(xù)都因為天災戰(zhàn)亂等原因，消失了。明代好不容易有個“底馬撒宣慰司”，卻在清代鬧了個大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