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新加坡人在社交網(wǎng)站發(fā)文：新加坡是一個主權(quán)獨立的富裕國家，最討厭中國人叫我們“小中國”“坡縣”。雖然我們有些人還說漢語，過春節(jié)。但是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現(xiàn)在連三分之一也不到，而且是老年人占多數(shù)。新加坡的國語是英語，年輕人都以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為榮。就算我們是華人，也是新加坡的華人，不是中國人。請以后別說牽強附會，生拉硬扯的套近乎。更不要再喊我們“小中國”“坡縣”。

從數(shù)據(jù)上看，新加坡確實是一個特別的存在，華人比例高達七成以上，卻不以中國文化為主導。

早年“下南洋”的祖輩們，帶著閩南話、客家話、粵語、海南話，搭著小船漂洋過海，落腳在這個島國。

但今天，新加坡年輕人最熟練的語言是英語，最熟悉的文化是全球主流的流行文化，講一口流利華語的年輕人，已經(jīng)快成“稀有物種”。

自1965年獨立以來，新加坡政府就把“國民認同”擺在第一位。李光耀時代開始推行“雙語政策”，但英語永遠排在第一。

因為在一個多種族國家里，英語最“中立”，最能統(tǒng)一溝通。

于是，英語成了學校的主課、辦公的語言，也是新加坡人思考方式的一部分。

而那些傳統(tǒng)節(jié)日、語言、宗教，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淡出了舞臺。

新加坡人還過春節(jié)，但“撈魚生”比貼春聯(lián)更有存在感。廟會還在，但基督教和無宗教人數(shù)逐年上升。

華語還在教，但課時越來越少，內(nèi)容也越來越淺，中文書法、古文、詩詞這些“深水區(qū)”，已經(jīng)很少出現(xiàn)在教材里。

說到底，文化在變，認同也在變。

對很多新加坡年輕人來說，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是遠方的親戚，但不是自己的“家”。

他們認同的，是“國家是新加坡，語言是英語，身份是全球化下的新加坡人”。

這種轉(zhuǎn)變，不只是新加坡特有的。全球范圍內(nèi)，華人移民后代都會經(jīng)歷類似的身份重構(gòu)。

美國舊金山的華裔，早已經(jīng)不說中文了；加拿大溫哥華的華人，也不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但新加坡的情況又更復雜一些，因為它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卻又刻意不讓“華人文化”主導國家敘事。

認同問題從來都是復雜的，一個人可以喜歡中華文化，但不一定接受“中國認同”。

在新加坡，年輕人每天接觸的是英語世界的內(nèi)容，成長路徑是全球化的邏輯。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生活方式，和北京、上海的年輕人早已不在同一個頻道上。

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多中國人出國旅游、工作、投資，也更愿意強調(diào)文化自信。但這種自信，有時候也容易變成“文化期待”，甚至是“認同要求”。

當中國人對外說“你們是我們的同胞”，對方未必覺得是被認同，可能更像是一種“文化包圍”。

尤其是新加坡這樣的小國，更加敏感于外界的“標簽”。

“小中國”“坡縣”這些稱呼，在中國人看來可能是親切，在新加坡人耳里卻像是“附庸”。國家雖小，但主權(quán)和認同不能被削弱。

這種立場，和馬來西亞的華人又形成鮮明對比。

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體系完備，華人社群活躍，很多人保留著較強的中華文化認同。

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馬來西亞華人”。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華人文化傳承更“國際化”，更“本地化”，認同感也更趨向國家而非族群。

當然，新加坡政府也不是一味地拋棄傳統(tǒng)文化。

2024年，新上任的總理黃循財就公開表示，新加坡雖然用英語溝通，但本質(zhì)上是亞洲社會，要加強母語教育，尤其是中文教學。

這說明，新加坡并不排斥中華文化，也在尋找一個更合適的位置。

這種平衡，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一方面要保持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一方面又要避免被“文化大國”所“吸附”。

新加坡政府走的是一條“中間路線”——既承認文化來源，也強調(diào)國家主權(quán)。這種路線，在今天的全球格局下，顯得尤為清晰。

對中國來說，理解這種“身份變化”，其實比“文化親近”更重要。如果總是用“血緣論”去理解海外華人，就容易失焦。

新加坡人講英語、用簡體字、吃中餐，并不代表他們是“中國人”。他們是新加坡人，只不過祖上來自中國。

這種認知的差異，一旦處理不好，就容易產(chǎn)生誤解。新加坡人覺得“你在套近乎”，中國人則覺得“你在裝陌生”。

身份的距離，不是靠語言、節(jié)日、習慣就能拉近的。

真正的尊重，是允許對方說“不”，是承認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每一代人都有選擇自己認同的權(quán)利。

時代變了，觀念也變了。

參考來源：

東西問 | 劉宏：“本土化”與“跨國性”交織，新加坡華人新移民身份認同如何嬗變？——來源：中國新聞網(wǎng)